蕉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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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子 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日文版之意义——关于毛主义革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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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虹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日文版之意義——關於毛主義革命與日本(上)


程映虹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日文版(圖:本文作者提供)

對程書的先行介紹與日文版的構想

2016年,文革發動五十週年之際,靜岡大學的楊海英教授組織了一場題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國際社會-50年後的省察與展望》的國際研討會。基於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同年秋,集廣舍出版了學術專著:《邊疆與國際社會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仍咒縛中國與世界半世纪的歷史》

本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邊疆與周邊的中國文革》,包括理論研究以及內蒙古文革中的大量「挖肅」的政治背景之考察。留日蒙古人醫生在文革、維吾爾人的中國文革;文革與基督徒;第二部分《國際社會中的中國文革》,包括60年代後期日本、中國、印尼革命的連鎖-孤立國的世界革命;援非外交;法國的毛主義者的誤會?-圍繞公社的起源以及去向;文革後的「文化」政治;安第斯山脈的毛澤東

本書主編楊教授在《前言》中指出日本「在文革研究方面,日本已落後於世界的原因是「對華小心翼翼」,拘泥於「左右兩翼」的分野。因此本書跳出以往的「階級鬥爭論」,從民族紛爭與國際關係史以及20世紀的民族自決史的潮流中,重新檢視邊疆以及邊緣的問題。並介紹 「中共如何利用文革干涉世界各國,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是程映虹」

在第二部的《國際社會中的中國文革》中,馬場公彥對中國輸出革命的手段:毛語錄的普及、毛的神格化、武裝鬥爭、世界革命對各國的學運、反體制運動以及新左翼的影響介紹後,重點介紹了「作為雜種革命的日本新左翼運動」、「受到中共影響的印尼9·30事件」、「作為印尼文革的西加里曼丹的武装峰起」等。文化人類學者的细谷廣美研究秘魯「光輝道路」,則從社會人種、民族、文化要因及多樣性的角度;福岡愛子則從文化政治方面研究文革對西方的影響

世界性的「1968年」五十週年之際,楊教授主編的《中國撼動世界的‘1968’》由藤原書店出版

他在《序章》中以「殖民地出身者」視點,論述「我的宗主國」日本的「1968年」與世界中,以往的文革研究雖然言及「1968」,但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留下了許多尚未解明的課題」

本書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中收入馬場公彥的《毛的世界革命-夢想與現實》;金野純的《作為表象的革命,作為表象的暴力-圍繞文革的兩義性》;劉燕子的《文革的另類歷史-歷史與個人歷史的交叉》;

第二部分:楊海英的《文革中對蒙古人的屠殺-至中國政府的善後處理》為止;西田慎的《西德的毛主義新左翼-以K小組為例》;梅崎透的《毛與美國的‘第三世界’-To Rebel Is Justified》.


(圖:本文作者提供)

日文版與原著有哪些不同

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的程映虹教授是一位「共產主義袪魅的歷史還原者」(何清漣語)。其大著《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自2008年在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之後,好評如潮。

日文版中,作者保留了前面的十章,並加入新的四章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總共十四章

第一章:從「雙百方針」和「反右」的角度,考察了《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如何影響東歐和北越》;第二章:探索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向世界輸出革命》;第三章:《毛主義和文革怎樣毀掉新加坡的左翼運動?》;第四章:通過比較蘇聯、中國和古巴共產黨革命,指出共產黨革命的終結目標不只是建立新社會,而且要通過思想改造與階級鬥爭,《塑造「新人」》;第五章:柬埔寨紅色高棉的以社會重建為目標的《毛主義變種》;第六章:《「革命攻勢」古巴的「文革」和「大躍進」》;第七章:《秘魯的「小毛澤東」和他的「光輝道路」》;第八章:《古巴的毛主義者格瓦拉為什麼出走?》;第九章:西方知識分子為什麼對毛式革命迷戀?其《政治朝聖的背後》,第十章:《古巴甘蔗地裡接受「再教育」的美國青年》

日文版從第十一章起,作者增修的篇目是:《卡斯特羅如何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影響?》;第十二章:《恩克魯瑪文革初期遭遇的「政變」的教訓》;第十三章:《余業柱與馬來西亞的「紅色記憶」》;第十四章:《毛澤東語錄在全世界的傳播》

從這些篇章中可看出,這塊「毛主義革命與世界」版圖中缺乏鄰國日本。而日本從古至今,與中國淵源深厚,同屬漢字圈,「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中,除了「中華」,其餘都來自日本的漢字。馬克思主義經過日本傳入中國,毛的「新中國」對日本影響深遠

程教授研究歐美知識人誤讀毛,其下意識裡是西方傳統中的馬可波羅、哥倫布和托克維爾的某種混合,肩負著精神上或社會制度上的新大陸的使命

而日本戰後在認知中國的問題上,贖罪意識與恢復中日關係這個主題先行。斯大林死後,「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毛在國際共運中一言千鼎,具有東方面孔的社會主義帶給日本知識人以幻想,為解決本國問題和現代化帶來的危機,以中國革命的成功作為研究日本的「方法」,以至於蒙眼

馬場公彥在其著作《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一書中指出:文革初,日共與中共決裂,「『日本的親華派對毛澤東表現出極高的忠誠度,在日本暴力昂揚,全國處於即將採取行為的集體歇斯底里狀態』,這也是日本至今仍未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的間接原因之一」

筆者與出版社商量,徵得程教授的同意之後,請日本學者與媒體人撰寫了關於毛主義與文革對日本影響的這部分。一方面,日本讀者通過看世界,重新反思歷史—今天這段歷史在日本並未成為過去式,新左翼內訌不斷,死傷數千,許多經歷者在個人史上留下傷痕。另一方面,拋磚引玉,不同語境中的性情中人能共有記憶、分享歷史。

文革宣傳畫(出自網路)

長年致力於出版中國研究的集廣舍

但筆者深知在日本一本書的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對另外一種語言的轉換,需要面對高度知識教養的日本讀者與挖細節的學者,需要在原註的基礎上加大量的日文註釋,查資料,核對事實、時間、地點、原文的出典。在日本,大概只有榮休後有時間和精力、體力的老教授才能做,而且需要自費出版

中國的政治(學術)和文學都是小眾讀者,而當下紙媒面臨自媒的衝擊。

集廣舍的川端先生說,「我年輕時是日本的『紅衛兵』,文革後才漸漸得知真相,出版這方面的書,既是對自己個人史的反思,也促進社會的反思。」出版社曾花八年時間,於1997年翻譯出版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大辭典》,我在大學圖書館中看到這本厚達幾千頁的大書開始知道他的出版社。 川端先生長年背著沉重的書籍奔波,腿已經壞了。

記得那年章詒和先生來日本,他背著《往事並不如煙》日文版跟在我們後面,一拐一拐的,章先生小聲地問,燕子,他真是出版社的老闆嗎?

經過川端先生長年的努力,現在集廣舍已經成為專業出版中國研究的一塊招牌。

本書的編輯是中國當代問題研究者麻生晴一郎和他的太太水緒。夫婦二人是我敬重的朋友。麻生也是劉曉波在入獄之前見過的最後一位日本朋友。

感謝幫助翻譯本書的朋友們。文學博士和泉每週需要教二十幾節課(相當於中國)。平野愛是一位資深的紀錄片製作人,她的關於中國的多部記錄片在NHK播出後獲得好評。茅野雅弘,主修政治學,曾在日本駐京大使館工作。

這本書從構思到出版大約四年。沒有這些朋友的奉獻,大約要走更長的路。

日文版全部的確認、校對、註釋、翻譯的統一、文體的調整均由筆者負責

日文版補足:原记者的《文化大革命對日本的影響》

日文版的毛語錄(出自網路)

原《西日本新聞》的記者宫原勝彥先生以《文化大革命對日本的影響》為題,記錄了兩位親歷者的證言。

60年代「安保鬥爭」敗北之後,工運與學運都處於低潮。毛的文革重新點燃了這兩個運動。

1967年,為阻止佐藤榮作首相訪問南越,2500名青年反對派衝入羽田空港,也就是著名的「10·8羽田鬥爭」,日本學運史上第一次使用頭盔、棍棒。他們有別於老左翼,明確主張以武力介入政治,被稱為「新左翼」。

出自《アサヒグラフ》1969年2月号:不同的頭盔代表新左翼不同的宗派。

1968年成立「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國立大學75所中有68所;公立大學38所中有18所;私立大學270所中有79所開展了設置路障、封鎖校園的鬥爭。「造反有理」深得人心。

1969年元月,8500名警察與死守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展開一場激戰,安田講堂「陷落」。學運敗北之後,為對付警方的搜索,許多新左翼組織潛入地下或更改名稱,受到文革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

東大校門:造反有理,帝大解體。中間為毛肖像與ML的旗幟。

全共鬥校園一角


寧使理性屈暴力,豈有暴力屈理性。東大校園內。出自《アサヒグラフ》1969年2月号

一位名叫「山口健二」的活動分子,1968年加入以毛思想為核心的ML同盟,他坦言自己「擔任來自中國的資金分配給各派的任務」

1971年,「革命左派」與「赤軍派」統合之後,成立「聯合赤軍」,聲明「統一後的赤軍,在無產階級革命黨的指導下,倡導世界革命,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永續革命黨」等原則,以毛的「持久戰」為戰略,開展游擊戰,信奉毛澤東,以實現共產革命為目的。「革命左派」以暴力革命為方針,為籌集武器,襲擊了獵槍店,並以革命意志不堅定為名,「肅清」了兩名同志。但這不過是「肅清」的開始。

1972年「淺間山莊事件」之後,「聯合赤軍」以酷刑「肅清」十幾名內部同志的真相曝光,震驚日本列島。

文革宣傳畫(出自網路)

A證言:文革傳到日本,開始以為是一件好事,很久後才得知中國發生了血腥的殺戮事件,認識到這是一場錯誤的革命。毛掌握政權的時間太長,因此會發生問題。今天中國的軍事擴張,對周邊鄰國,對尖閣諸島(釣魚島)的介入,不懂為什麼中國那麼厭惡的帝國主義的做法,竟然自己會成為帝國主義?

B出生於山口縣。日共與中共於1966年決裂之後,部分親華的日共黨員宣告退黨,另立日共左派中央委員會,山口縣就是日共左派的根據地。

當時山口縣的工人工會,教職員工會,毛主義滲入較深。B早在高中就聽體育老師說新中國,甚至高中生之間的對話都動輒引用毛語錄。

B親眼看到路面電車司機在等信號燈時,從口袋中掏出「紅寶書」向乘客朗讀。


左:「毛澤東思想萬歲」寫成「萬才」(山口縣);右:反對日共,打倒宮本修正主義。(出自網路)

那時鋼筆在日本還是很貴的文具,但在山口縣舉辦的中國物產展覽會上竟然一支鋼筆只賣一百日元,B感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毛去世時,大學生的B與三十幾個同學策劃了一場追悼會。

B 念大學時,新左翼各派在校內小山頭林立,仇人相見,暴力應答。B現在認識到暴力革命無法改變社會也不會為和平社會所容。B曾期待文革,以人民大眾的聲音來決定國家的未來,但是現在看來,太囫圇吞棗地接受來自中國的消息。文革對他個人的教訓是,所有的事物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過濾,用自己的眼睛多角度地觀察。

日共與中共於1997年-1998年又恢復了兩黨關係,但是,現在日共對中共的大國主義,人權問題以及對尖閣諸島問題上,批評得最為激烈。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15079

程映虹的《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日文版之意義——關於毛主義革命與日本(下)

福岡愛子博士的代表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記憶與忘卻》(新曜社2008年)(圖:本文作者提供)

日本學者的《日本人的中國認識》

福岡愛子博士是一位社會學家、翻譯家。代表著作有《文化大革命的記憶與忘卻》(新曜社2008年)、《日本人的文革認識》(新曜社2014年),翻譯過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的《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遺產》

她的文論分作以下幾個部分:

1:日本的報紙是如何傳播文革消息的?

主要以《朝日新聞》與《產經新聞》為研究對象。儘管中日建交之前關於中國的信息極為有限,但是在經濟、文化方面,雙方都在探索多樣的交流。1950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一年,就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1964年雙方互設貿易聯絡事務所,以此為契機開始兩國記者交換協定,日本的大媒體《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派出九名記者駐北京。《十六條》發表後,兩報都做了詳細的報導,不久中共領導人被揪出批鬥,大字報出現,各地爆發文革,《朝日》以革命性與公社理念為重點,而《產經》則以權力鬥爭為重點。1967年初的一個月,兩報各自報導文革的消息竟有300條。

1967年9月,《產經》北京支局長以及其他報紙一共三名記者被驅逐出中國之後,兩報報導內容差異性越來越大。

實際上,到1970年秋,日本記者只剩下《朝日》的秋岡家榮一人。

2:戰前·戰中一代的政治性文革認識

《朝日》北京特派員秋岡家榮,戰前曾赴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留學,並經歷陸軍嚴酷的軍隊生活。戰後進入《朝日》,曾任印度、越南特派員。1967年赴北京。

但他首先報導出來的不是文革武鬥的悲慘,而是「清一色的毛澤東思想的北京,從容自如」。1968年北京只有三名日本記者,秋岡的《在北京見到的文革實況》卻是時隔24年訪華的感慨:「曾讓中國人受苦的日軍早已不復存在,中國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公」以及「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勝利歌聲到處嘹亮」。林彪事件後,儘管《朝日》國際版刊載了外電的消息,秋岡已從中國高層以及其他國家的記者口中得知消息,卻直到1972年中共承認這件事為止,秋岡一直迴避報導,此事件成為《朝日》的硬傷。因為此時正值中日邦交恢復之前,秋岡領會了中共之意圖,即「不要報導」

自民黨議員宇都宮德馬的個人史。

宇都宮出生於明治的軍人家庭,但沒有走職業軍人的道路。在馬克思主義盛行的大正時代,畢業於舊制水戶高中與京都帝國大學,期間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並親聆河上肇的社會思想指導,昭和時期遭遇思想彈壓。(因反對治安維持法而被捕入獄。-筆者) 戰後成為自由保守派政治家,1950年以自由黨議員當選。開始他認為「新中國」是個「麻煩的鄰居,主張對美單獨講和。1955年保守派聯合成立自民黨,確立55體制。岸信介政權下,日中貿易協定的簽訂出現難局時,他率團訪華,為兩國之間理解而努力。他認識到美國的對華政策必將影響日中關係,他與自民黨內親華派聯手對抗「親台派」,文革後也未改變立場,他高度評價文革的反官僚主義,反學術權威。文革期間訪華,被紅衛兵的純粹與理論感動,回國後在各大學演講,並呼籲不要將文革作為攻擊中國的材料。他以日中戰爭的處理和恢復兩國邦交為前提,以政治性來認識文革。


3:日中友好運動中的文革認識


以K的個人史為例。

K在戰前接受的是日本神國「萬世一系」、天皇為「現人神」的教育,曾憧憬海軍。她嫁給了一位日共黨員。婚後丈夫帶回一本關於日軍「三光作戰」的書,開始了解日本侵華實態。義憤與贖罪意識促發她開始關注日中關係。她的丈夫在日中友好協會工作,她也加入了這個會。當時獲得中國信息的主要來源是北京發行的三本日文版宣傳刊物:《北京週報》、《人民中國》、《中國畫報》。


日中兩共黨分道揚鑣之時,友好協會正在籌備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會。但此時日共下令不讀、不傳、不聽(北京放送)。K醉心於毛的消滅三大差別等理論,認為通過工會活動可以實現貧富格差、男女平等。

不久,日中兩國的友好協會發表「友好聲明」,就評價「文革與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時,日方的友好協會內部發生分裂。K的丈夫被日共除名,以後他進入親華派成立「正統派日中友協」,這個協會日漸政治化、過激化。不久,由於文革的直接影響,發生「善鄰會館事件」,日共派與反日共派發生暴力衝突。

但「正統派」內又發生分裂,「造反有理」的過激派,打倒「正統派」內的當權派,衝入本部正在進行的會議搞大批判。1970年,周恩來親自出面調解。


4: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中歸聯)


戰敗後,被送到西伯利亞的日軍俘虜中的一部分被移送到撫順戰犯收容所接受「思想教育」,認識到自己是戰爭的加害者後,對中國的認識「煥然一新」。他們全部被免於起訴。

1956年分作三批陸續回國。第一批一踏上日本的故土(舞鶴港),就表明今後的人生獻給日中友好事業。1957年,他們成立「中歸聯」,同年出版證言集《三光-日本人在中國的戰爭犯罪告白》。


本文以E的個人史為例。

E在撫順戰犯收容所裡深感中共對戰俘的寬大,認識到中共理論的「民主」之先見性。但E在日本受到部分人的攻擊。《三光》被看作是自虐史觀,經中共「洗腦」的人不值得信任。這使得E更加認為中國人比大和民族要優秀得多。


日共以及日中友好協會分裂之後,「正統派」要求「中歸聯」表態。「中歸聯」成立十年後,圍繞補償等問題,政治性強的會員與重實利的會員之間的對立日漸表面化。


今天看來,「日共派」對文革的不合理的把握是正確的。但E卻對「正統派」近乎信仰的純粹性共鳴,那就是「毛澤東指導下發動的文革不會有錯」。


儘管會員之間發生對立,但二十年後的「中歸聯」實現了再統合。這是日本圍繞文革分裂的諸團體中唯一的一個分而又合的團體。2002年「中歸聯」解散,以「撫順奇蹟繼承會」再生,有年輕人加入,該會持續至今。


5:作為理論·思想的文革認識


以中國研究者新島淳良為例。

戰後關於中國信息困乏的時代,1946年成立的中國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他們積極著文論說。其中一位是新島淳良。


新島自稱戰前是「天皇制的擁護者」,在舊制「一高」迎來戰敗。他對新革命風範的「整頓三風」深感共鳴,「立即被洗腦,成為毛澤東的信徒」。

1967年初,他在「公社論」刊登於《朝日》,在NHK的新春討論會上,新島指出「中國正朝公社的方向發展」。不久,上海發生「一月風暴」,二月傳來成立「上海公社」的消息。新島似乎一語中的。但造反派奪權之後,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之後毛以抓革命與生產為名而鎮壓底層勞動者與紅衛兵的全國性組織,但新島卻寫文章讚揚「中國一貫朝著馬列主義的公社道路前進,實行人民大眾專政,貨真實價的公社國家,正在形成無產階級民主主義」。


1968年世界發生大變動,影響到日本的文革討論。這年的4月,毛發表《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聲明》。新島認為黑人鬥爭是是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從「世界革命」的高揚這一角度,關注法國的「五月革命」,那麼,當下的文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以及「三大差別」的「不斷革命」,中國正在實行一場作為世界革命根據地的「巨大實驗」。


實際上,新島在訪華期間已經多次見聞文革的悲慘,他感到這場革命已將個人的尊嚴革得片甲不留,革了同志的命,與自己憧憬的「整頓三風」背道而馳。

但新島還是硬著頭皮擁護文革,與「反華勢力」決戰,仿佛他的背後有一個聲音在喊,「我就是狂信的中國支持者,要加油跟他們論戰」。


1968年,他在一番自我批評與辨白之後退出中國研究,赴「日本代表性的公社·山岸會」展開自己的實踐。


1983年,新島以「以最苦澀的回憶,扔掉對毛澤東的幻想」,公開批判中國的權威主義。


6:戰後一代的革命繼承者


介紹的是西園寺公一的大兒子西園寺一晃。

(一晃先生無論中共如何跌宕起伏,他都能把握潮流,與時共進,至今擁護中共初心不改。-筆者)

1962年,毛澤東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重要題詞」:「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這條「重要題詞」時隔6年後的1968年元月才正式發表。圖片出自筆者保存。

7: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與文革認識

以1965年訪華學生參觀團為母體,成立了「齊了會」,至1972年恢復邦交為止,有785名青年經由香港北上,約三週的日程中,訪問革命聖地,「活學活用」毛思想。青年們對中國人眼中的光輝,留下難忘的回憶。

一位訪華的大學生O因中國放棄戰爭賠償,日本的經濟發展與 「物質豐富而羞愧」。

反越戰,使得青年們由受害意識轉為加害意識。這種贖罪意識,決定了戰中出生的一代的對華認識以及文革認識

8:學運中的毛主義者

日共自1955年放棄武裝鬥爭以來,不滿黨領導的黨員們於1958年在黨內成立「共產主義同盟」。經過60年安保運動,各派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日本的毛主義者成立ML派。

以在「善鄰會館事件」中,支援華僑學生的學社同ML派為中心,結成日中青年學生共鬥會議,1967年發表聲明,依據馬列毛思想建設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1968年日本的馬列主義者同盟-ML派正式成立。提倡「人民武裝」,照搬文革大批判,1972年,事實上解散。


這個派中也有人為解決日本的農民問題而學習毛思想。相比於日共左派強烈支持文革與重視勞農戰線,學生中的ML派更傾向於政治鬥爭與爭奪領導權。


新左翼各派中,ML派的極端暴力主義與理論殘存於人們的記憶之中。聯合赤軍的首謀者受毛思想影響很深,但也有人指出他們只是在軍事上與毛思想的「野合性」。


參加毛思想學習會的人從不同的側面來領會文革精神,其影響力深遠。


以一橋大學的學生H為例。

H學習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也參加過1968年學生訪華團,被「為人民服務」、知青的下放運動吸引,為向人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他選擇下放到三里塚。1969年以來,他模仿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方式,調查該地農民的經濟與農業狀況,至今幾十年過去,他矢志不移,仍然反對建設空港的科學主義、開發主義,推行有機農業。


援農隊的先輩T,是發起早稻田大學「全共鬥」的一位學生,作為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成員參加1967年訪華團之後,第二年就奔赴三里塚。以文革中強調的 「國際精神」、「頑強戰鬥」為精神支柱,一生都在三里塚從事農業與抗爭生活。


當今關於毛澤東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左翼游擊隊,甚至向南美伸出援助的手,大量對外輸出《毛語錄》,向世界輸出中國革命等等,這方面的言論根深蒂固。


但在日本,親華派中的革命集團,與中國的意圖相反,出現對立·分裂的傾向最為嚴重。

文革中,日本留學生與訪華者,也有曾試圖在中國接受革命教育、軍事訓練的時期,但與此相對,日本也有人唱反調,說照搬硬抄中國革命的方式並不適合日本。好幾位當事人這樣證言。據說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毛也認可了。


總之,這些運動,組織上弱小、影響力不廣泛。程書沒有涉及到日本的狀況,也有道理。

但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語言,對很多人來說,在情與在理兩方面,在其中國觀與世界觀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點,毋庸置疑。

本拙論,依據拙著,以個人史為研究路徑,對程書試圖作一些補足。


筆者的拙論


最後,本文筆者以《譯者後記》的形式,寫了一篇小論,限於篇幅,只介紹以下幾個小標題:


(1)關於本書的作者。(2)關於《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3)世界革命與「國際紅衛兵」。(4)因路線轉換而跌宕。(5)紅衛兵詩歌與世界革命。(6)紅衛兵詩歌中的毛式美學中的暴力性。(7)堅持理想主義的「稀少動物」。(8)中國民眾經歷的世界革命-從礦山生活的體驗與見聞談起。(9)溫故知新-文革再現與一帶一路。(10)再回首日本。(11)結語


筆者曾走訪過新島淳良呆了幾十年的山岸會。新島試圖將文革的「公社論」引入日本,來一場日本文革。他的理論,在當時就遭到中島嶺雄的反對。中島認為中國已成為毛主義下的「兵營國家」。新島也曾為早稻田大學教授,對學運與新左翼影響不小。筆者拙文刊載於《記憶》,請參考。另外。竹內實先生生前曾受北京某出版社的拜託,請我和朋友翻譯新島等人的文章,結果翻譯出來後被告知出版擱淺。


程書原為宋永毅先生主編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系列中的一本。宋先生開明道義其宗旨是「突破資訊封鎖、推動民主變革、促進族群和解、建立憲政民主」。


這也是日中良識者的共同心願吧。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1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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