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王解平追忆王申酉

2002年夏天，在朋友王建国的热心帮助下，《王申酉文集》将在北星出版社付梓。

我当时想，这本书如果能有王申酉的亲属的声音就好了。这时，上海朋友顾训中介绍我和王申酉的弟弟王解平取得了联系。2002年8月10日，王解平写了一篇文章，和一组照片寄来。

我 将他的文章作为序言之四，编入了文集。他的文章全文如下：

他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联在一起

——追忆我的大哥王申酉

王解平

1600年2月17日，罗马鲜花广场上，被学生出卖的意大利哲学家、天文学家布鲁诺，赤身绑在了火刑柱上，由于传播异端的日心说，宗教裁判所将他判处了野蛮的火刑。289年后获平反。

1977年4月27日，上海普陀区体育场，被学校出卖的王申酉五花大绑，只因给女友书写了一封表达自己政治信仰的私信，法院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4年后获平反昭雪。

敬爱的大哥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回忆大哥在那极其黑暗的年代里，因为信仰马列主义，追求真理，而奋不顾身地和专制、野蛮、反动的罪恶势力作殊死搏斗的情景，心中总是充满着无限惆怅：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里。

从我记事时起，大哥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个人的命运沉浮，始终和国家民族的兴衰联在一起。他从小聪明用功，1962年他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是我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国家经过国民经济恢复、肃反、工商业改造、三面红旗、反浮夸、纠左倾等等曲折之后，又一次把社会主义建设摆上日程。大哥发奋遨游在人类智慧的海洋中。他有通宵看书的习惯，两星期才探一次家。为了给家里节省电费，自制了一个煤油灯。他经常给我们描绘将来当上工程师，将如何为社会创造的喜悦。

1963年，我二哥考高中。录取通知揭晓的前一天，大哥对他说；明天我一整天守在电话机前，你考上第一志愿（上海交大附中），马上带着几个兄弟和外甥来我大学游玩、报喜；考上第二志愿，给我来个电话，否则，我就白坐一天。这段时期，我们的国家各方面都较健康，也是大哥人生道路上虽短暂，却是最美好的时光。后来，社教、四清、文革等运动接踵而来，一代知识分子安宁的学习环境遭到了破坏，大哥深感不安，开始关心社会变化的动态。与此同时，他的厄运就开始了。

1968年1月5日，我下课回家，一进我们住的弄堂口，只见满弄堂的邻居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顿时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华师大的几十个红卫兵已把我们家里的日常用品，翻了个底朝天，我亲眼看着几个红卫兵，从房梁夹层中抄出大哥存放日记簿的小箱子，打开看了一眼后，即刻关上，讪笑着扬长而去。直到1976年9月的8年间，我家被抄不下10次，以至于到后来，我每次回家，只要看到胡同里人多一些，就以为家里又被抄了。

1969年4月，由于九大的召开，文革似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大哥被公安局释放。随后的几年，全国上下笼罩在无休无止的内斗中，而他一直在上海嘉定的马陆公社、江苏的大丰农场等地被强制劳动改造，一举一动受到监视，外出探亲都要汇报。专制独裁统治对人性的摧残是全面的，专业书、外文书绝不容许看，发现一律没收。嗜书如命的他，只好埋首于马列经典作家的书籍，从此树起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为了争取看书时间少被干扰，他主动干着最脏、最苦、最重的农活。他对我说：当选择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终身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时，我们的精神是轻松的，我们的精力是旺盛的。他一直以青年毛泽东的生活哲理文明的精神，野蛮的体魄和我们兄弟互勉。

1974年邓小平复出，知识分子政策缓和，大哥在离他应该毕业的1967年的7年之后，才享受到了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可好景不长，总理去世，邓小平再次下台，中国又掉进了深渊，大哥完全失望了，多年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他，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在给我的信中狂热宣称：如条件许可，我将公开宣布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和现实社会已绝无调和的余地。黎明来临之前的夜是最黑暗的。大哥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夜，倒在了他无限热爱、并为之奋斗终身的中华大地上。

大哥经常引以为傲地说，我的政敌可能遍布全世界，但我几乎没有一个私敌。在那封建株连大施淫威的年代里，由于他的原因，家庭成员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牵连，他成了全家族中最令人不安的成员。每当他滔滔不绝地大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阐述，对现实进行比较和批判时，总是引发父母、兄弟们既欣赏又抵制的矛盾心理，故常常发生兄弟间激烈的争吵。大哥会很平静的说：我本意上没有想伤害你们，但社会因为我的原因，一定要株连到你们大家，就不是我的问题了，人各有志，我已有了自己的人生信仰，没有可能背叛自己。为了尽可能少的连累他人，大哥前后主动和几个兄弟脱离了兄弟关系。

1976年45运动被镇压后不久，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中国已趋入解放后最黑暗的年代，我精神上时刻有窒息的感觉，与其牲口般活着，还不如有机会在天安门广场周总理遗像前流尽最后一滴血。国家没有了希望，个人活着又有什么价值呢？经济的落后，决定了政治的野蛮，我的结局定会很悲惨的，完全有可能落得暴尸街头的下场。我当时还是很幼稚，以为他仅仅是发发牢骚而已，几个月后发生的一切，不幸均被他言中。我的母亲直至过世，尚不知道她最牵挂的大儿子早在她前23年就已离开了人间。

我大哥悲剧性的短暂人生，是那个荒谬时代的真实写照。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失去这样一位可爱亲人所带来的痛苦阴影，现在还深深地笼罩在我们的心坎上，直到永远。对整个民族来说，失去了一位极其忠诚的优秀儿子，铸就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大哥和无数仁人志士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在极其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忧国忧民，试图影响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就在大哥牺牲后的一年半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了，长期生活在相互仇视、丧失人格的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逐步跨入了现代世界文明。短短20年，祖国大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哥的在天之灵可以得到某种安慰了。

大哥曾预言，在没有分工，没有交换、很少货币分配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模式下，是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随着农村大规模的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为标志的改革深入人心，蕴藏在亿万农民中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一方面加大了农民的购买力，为工业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无限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城市的现代大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人民享受着物质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永无止境的新追求，又推动了社会生产的不断提高。周而复始，社会趋向稳定。

大哥曾非常严谨地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和中国当前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客观经济形态，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克服生产关系的限制，尽可能充分的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发展。科学的精神、负责的研究的结果，竟然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哥是因思想被杀害的，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成果。面对欣欣向荣的景象，现在的人们，已很难想象我们的人民曾经生活在多么恐怖的时代。布鲁诺之后的欧洲大地，无论教会还是君主，已经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者的生杀大权。中国大地，也能永远地消除对思想信仰者的肉体剥夺。这是王申酉家属在纪念他时，对中国社会的深切祝愿。

文革的十年，伴随着大哥的灾难遭遇，我们整个家属受到了非人的待遇。然而有许多正直善良的人们，凭着他们的正义和良心，用不同的方式对我哥的冤案，表示了同情和愤慨。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施平先生，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奔走呼号于中央和市各有关部门领导之间，为大哥冤案的平反昭雪，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还亲自主持对家属的善后工作，在联系医院收治我父亲入院时，一句：你养了个了不起的儿子，把我父亲感动地当场流下了眼泪。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专章叙述了王申酉的事迹，号召青年学生向他学习。《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女士，多次深入监狱、学校、里弄、公安局、法院甚至刑场，采访了上百个知情者，了解我哥哥的人生轨迹，被他的事迹所感动，撰写数十万字的文章。如今她年过七旬，还在伸张正义，鞭挞黑暗社会对一个思想者的摧杀，为我哥的遗著面世而不懈努力。我的难友、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林祥先生，在自己身陷囹圄、蒙受冤难开始至今的27年中，一直给予我家深切的同情和关心，重新鼓起了我们的生活勇气。我的姨夫老共产党员鲁宁，在我家最困难的日子里，多次写信申诉，上下奔走，为我大哥鸣冤叫屈。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法律咨询》杂志特约记者高叙法、学者丁东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我哥哥的敬意。所有这一切，我们全家除了深表谢意外，还将其作为社会对我大哥理解的一部分，永远激励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王解平受到王申酉案的牵连，在不幸的年代也曾蒙冤入狱。他的难友王祥林后来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王解平和我联系上时，正在鄂尔多斯集团任职。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写文章并非王解平本业，但他偶然动笔，写得很好，既有感情，又有思想。《王申酉文集》出版后，我们在上海相见，十分感慨。

还值得一说的是，王解平文中提到的施平，为推动王申酉平反起了关键作用。

他今年109岁，仍然健在。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仁者寿。他有一个孙子，名叫施一公，如今名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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