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chika

为革除不正当的事物而付出,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收获。

威权政体内部逻辑矛盾与革命的必然性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认同,中国政府在政治坐标的y轴上居于相当高的位置,换句话说,也就是威权政体。但诡异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后,许多人人并不因此反对威权政体,这与国际上早有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塞缪尔)的共识大相径庭,甚至认为威权政体强于民主政体,应该真的永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只适合威权的说法都很有市场,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威权政体的内在逻辑矛盾,这种“人民的希望”几乎不可能实现,并且进一步思考还会发现,革命是必然的。

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威权政体?简单来讲,就是一种政府要求民众绝对服从其权威,并限制个人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将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僭主)或一小撮精英(即寡头)的政治体制。将这个普适定义应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上,就是民众绝对服从政府和党,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与行为自由被严厉限制打压,政治权力被党的高层权贵所垄断,也就是造成了极少数的寡头。顺带一提,现在高层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塑造成克里斯马式形象,倒有向全能政体转变的趋势。

从根本上讲,威权政体的权力来源是暴力和强制,而不是被治者的同意(人民主权),因而权力是自上而下赋予的,官僚体系的核心是对上负责,这使得基层的反馈机制极为薄弱,实际上的行政效率通常也非常低。

举例来讲,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因为政府被选票所限制,基层的反馈能得到很快的处理,在一个地方出现饥荒后,如果当地不能解决恰当,就势必影响其政府下一届的选举,这与上层官僚体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新闻自由让单个地方的饥荒信息广泛传播,进而让其他地区的民众提前对此准备和官员提前处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避免出现类似的饥荒;而在威权国家,这种情况则相反,地方上出现饥荒后,来自基层的反馈甚至低级官员的反馈无法及时得到处理,因为地方官员由中央指派,权力来源是中央政府而不是下级民众,处理恰当与否与其政府政治生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央权威并不认为政策有误的情况下尤甚。Meanwhile,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也让其他地区民众得不到饥荒已经发生的有效信息,进而让饥荒大规模爆发,造成骇人听闻的严重程度。而在历史上,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从死亡人数上看这么说绝没有任何问题)的大饥荒,也就是1959-1961的三年大饥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地方官员在应对饥荒上的完全错误,同时底层民众对此也无法修正或者异议。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必然导致地方对饥荒的瞒报,没有新闻自由也让其他地区无法得到饥荒的信息,让饥荒快速扩大。而中央对严格执行大跃进错误政策的官员提拔和对真正处理饥荒的官员打压和撤职也大大加重了这一现象,甚至连中央内部威权重要组成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高级官员都无法很快纠正错误政策,让饥荒不断扩大,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此外,由于任何人的权力来源事实上都是毛泽东,因而没有人敢指出毛的错误,让毛错误地认为政策完全没有问题,导致了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矛盾,同时林彪大肆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其得到毛的信任,埋下文革十年浩劫的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荒与之几乎完全一样,甚至原因也来自全能政体的内在弊端,中国却又大大加重地重演了这段历史,果然如汤因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阳光之下无新事——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

或许有人会说,大跃进和饥荒是毛时代发生的,是建立在极端个人崇拜和极权政体上的,而且经济基础与现在也不可同日而语,不能说明威权政体的弊端。事实上,这种政治体制是一脉相承的,对上负责的政治体制从来没有得到过改革,而且未来也几乎不可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改良(后面会提到为什么)。现在这种弊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对维权行为的极力打压。且不论高智晟这种为法轮功学员维权受到中央(周永康)610办公室的直接残酷镇压,即使是普通民众的经济维权或者被强拆维权,绝大多数也受到打压,甚至因为寻衅滋事(事实上是口袋罪,与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样是中国司法不独立,法治只是空话的代表)被抓的人都很多。

最诡异的是,上面这个案例出现在甘肃省公安厅发布的“你所不以为然的这些事,其实都算寻衅滋事”的“普法”文章,堂而皇之地与诸如街头涂鸦这种案例并列,而且近两年居然没有人认为有问题,果然是“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例如去年的996.icu的互联网行业维权,事实上的诉求是反对明显违反劳动法的企业,然而多个国产浏览器却不约而同地屏蔽了github的那个项目,甚至人民日报居然说“996是社会主义奋斗精神的体现”,说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大概没人会相信。

这种对维权行为的打压,事实上就是因为普通公民的遭遇如何与官员的政治生涯没有任何影响。且不论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因而被强拆的维权者直接与政府有利益冲突,即使是纯粹与政府利益无关的金融诈骗,也常常被搁置,但驱散抗议人群却是出奇的高效。这其实很好理解,屁民的死活与官员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手段能真正威胁官员的仕途,因而维权抗议行为对官员只有“损坏我地政府伟大光荣正确形象”这种负面影响,只对上级负责的官僚当然会封锁新闻和用警察驱散人群。

此外,前几年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为整顿市容市貌,驱赶城市流浪汉。有一次新闻报道北京有一些老人住在下水道里,结果政府得知后迅速将这些下水道的井盖用水泥铸死,并且将这些老人的生活用品全部丢弃,老人们只好露宿街头,然而又要面临警察的驱赶,有个被驱赶的老人说:“我已经不觉得这有什么,十几年前城管砸我摊的时候,我就已经丧失所有尊严了。”这也是威权政体的官僚体制决定的,流浪汉如何与官员毫无关联,但市容市貌不好却会影响城市在上级的形象,进而影响官员的仕途。这种解决问题是将暴露出问题地方消除的做法,不知已经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也不知有多少人至今仍深受其害。

广州整顿市容市貌的做法

由于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代议制事实上是落实人民主权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威权政体的权力并不来源于选举,因而对上负责的官僚并不具有合法的代表效力,也就不存在基层的反馈机制,政府的公权力是得不到限制的,因而统治严重依赖于上层的寡头团体。如果上层为人民办事,确实可能出现很好的行政效率,但孟德斯鸠和卢梭早已指出,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是不可能指望他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而中国当今的政治现状,也正证明了启蒙思想家们论断的正确。

既然政府事实上不具有合法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支持呢?也很容易发现,因为政府尽管在许多方面失职,但威权政府高压统治带来的稳定和秩序却的确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又适逢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的大潮,中国借助外来资金和对外倾销商品实现了经济腾飞,随经济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得到了改善,从而让大部分人支持政府。

但从以上论述也能发现问题:因为政府的失职与人民主权的缺失,威权政体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经济发展,然而威权政体也正是因此陷入了其内在的逻辑矛盾。

威权政体拥有很明显的执行效率优势,公权力的强制力远高于民主政体,但效率的优势并不代表能有很好的实际行政效果的优势。在例如这次疫情防控之类的领域来看,这是一个明显的优势,比起西方民主国家的广泛公共政策参与导致一些隔离政策迟迟无法落实,强制执行隔离显然对整体利益更好(当然对患者如何要另论)。但在其他绝大多数领域,威权政体的“系统健壮性”显然要远远逊于民主政体。这是因为人类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典型的混沌系统,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对初始数据是如此敏感,极细微的影响也会造成可能难以挽回的后果,以至于完全无法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正是人类社会混沌性的一个典型体现。

正是因为这个体系足够复杂,而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无知的,因而一方面,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再强大理性,获得的信息再多,但因为缺乏广泛的政策讨论和政治参与,与其做出真正合理决策的信息量相比,仍然相差很远,因而威权政府常常无法做出真正理性合理的决策,例如前几年官方高调推出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显然是昏招,等到美国人开始拿这个表单一一限制相关专利产品出口,政府才赶忙停止相关宣传,然而造成的影响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另一方面,威权政府过度依赖于一小撮权威,因为上层建筑的高度集权,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诸如领导人素质之类的偶然因素,而不是合理的法律和制度,因而存在的单点故障要远远多于民主政体,大多数掌握实权者常常只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而这只能证明领导人夺权能力足够,与领导人的实际决策能力和治国水平完全没有关系,例如当今圣上的文化素质只有小学水平,连读稿子都常常有错别字,修改宪法无限连任更是昏招中的昏招。

由上可得,威权政府由于常常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并且发生单点故障的概率很高,几乎可以确信地说,是绝对无法保证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可能有人会对这个论断提出异议,因为现代后发国家(无论是亚洲四小龙还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经济腾飞,都是在威权政治或者军政府的情况下完成的,于是有人就下了结论,威权政体对于经济发展很有利。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因为两个变量同时变化,不一定能证明这两个变量有逻辑关系,这里就是如此。事实上这是由现代后发国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必然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既无资金又无技术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发展,事实上只有两条路可走,1)剥削农民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例如我国前三十年的主要工业发展)。2)大量引进外资实现经济发展。而(1)效率低代价大,故大多数国家采取措施2。可如何引进外资呢?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而劳动力成本低必然需要剥削工人,剥削工人就需要有强大的企业和疲软的工会组织与法律缺失,因此威权政府也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条件。但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需要威权政府压榨工人(亚洲四小龙的威权政府也早就倒台了),正相反的是,威权政府造成的高税收和工人生活条件差让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导向很困难。九十年代的产业双过剩尚且可以用温铁军的三农政策应对和缓解,但现在的经济结构转变却面临困境。

由于威权政府的经济不可能永远稳定增长,在出现经济问题时,过去被发展红利所掩盖的社会矛盾就被大大激化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支持率也必然一落千丈,一旦处理不好政权就会快速倒台,而威权政府单点故障的高发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八十年代苏东剧变共产党政权的倒台与十几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即使在经济形式仍然较好的时候,随教育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普及,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政府的失职也越来越无法容忍,过去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无法解决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威权政府也就随之倒台,韩国的民主发展就是类似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当局正在极力避免这种发展,对民主政体的污蔑,GFW的建立,高强度的爱国爱党教育宣传以及高校研究的七不讲(主要包括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等内容)就是明证,由此也能清楚的看出当局对自己的统治基础并不自信。

因此,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威权政府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经济发展,但一方面,上层官僚集团常常无法做出真正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其经济不可能永远稳定高速发展,而一旦出现经济下滑,被发展红利所掩盖的大量社会矛盾就会被激化,从而对政府产生严重威胁;另一方面,随经济发展,人们对政权合法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威权政府的不满也逐渐增加,从而又对威权政府造成威胁(乌坎村事件与近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威权政体的“发展悖论”。

有人或许会说:的确,现在中国的威权体制确实有问题,但考察一百年前的西方,同样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随中国社会发展,这些问题也会像西方一样得到解决,威权政体也会得到改良,革命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毕竟没人希望推翻政府,革命不一定会流血,但经济代价一般要比改良高,可是很可惜,并不现实可行。

西方过去的确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接纳西方产业转移的经济基础,自然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上层建筑和社会问题,但西方是如何解决的呢?是无数为人民谋福祉的议员和呼吁解决社会问题的记者作家共同努力之下解决的,例如调查记者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促使FDA出台严格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而中国呢?因为缺乏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宪政民主以及泛滥的官商勾结,不具有合法性的人大代表根本不可能为人民谋福利,调查地沟油的记者也被灭口。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是与屁民完全无关的太子党精英或者经济垄断寡头,是权贵集团的代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就连独立参选最基层的人大代表,都要被失踪或者被抓,更何况除了最基层之外的人大代表都连选举的形式都没有,有志于改良的人根本到达不了能够政治体制改良的位置。在政治权力被完全无意于改良的权贵集团(寡头)垄断的现状下,中国进行政治改良几乎是不可能的。顺带一提,改良的方案因为要涉及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制订的难度也非常大,远远比革命建立新的政府要困难,这就好像要修正一个bug很多的软件代码,常常不如自己从头写一个效率高。而且改良也并不意味着和平和不流血,六四事件的实质是改良,仍然被血腥镇压,付出了巨大牺牲。

因此,由于以上的原因,革命在中国事实上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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