槛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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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母语一般,其他语言更一般,但这些都没有能阻挡我对各种语言和文字的热爱,哪怕是看看也好。

知识分子的责任 (节译)

前言:觉得有一篇文章右读,尽管发表的时间是1967年,尽管作者是诺姆·乔姆斯基——一位语言学家,尽管他批驳的是当时美国知识分子对越战的麻木,尽管他当时认为应该对中国和苏联更开放的态度……但对于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思考、说真话的基本责任的强调,仍旧可以让我们再思考一次。


知识分子的责任

《纽约时报》书评,1967年2月23日


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们的责任的文章。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偶尔读过,那是二战刚结束的几年,几个月前我重读了一遍。在我看来,这些文章的力量和说服力丝毫未减。麦克唐纳关注的是战争罪的问题,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德国或日本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应对他们政府犯下的暴行负责?他又用这问题恰如其分地反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英国或美国人民应对恶性恐怖袭击平民负责。这些轰炸使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战争手段得以完善,并在广岛和长崎达到了顶点,这肯定是历史上最可耻的罪行之一。任何一种政治和道德意识——从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事件,到埃塞俄比亚战争、俄罗斯大清洗、“中国事件”、西班牙内战、纳粹暴行,西方世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事件成为共谋的所有人——对于一个1945年至1946年间的大学生来说,都具有特别和深刻的意义。

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同样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知识分子能够揭露政府的谎言,能够根据政府的起因、动机和经常隐藏的意图来分析其目的。至少在西方世界,知识分子拥有来自政治自由、信息获取和言论自由的力量。西方民主为享有特权的这群少数人(指知识分子)提供了时间、便利和训练,让他们得以寻求隐藏在歪曲的事实、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面纱背后的真相,通过这些真相,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的历史事件。因此,知识分子的责任比麦克唐纳所说的“人们的责任”要深远得多,因为知识分子享有上述特权。

麦克唐纳二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今天一样切题。我们不禁要问自己,美国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要为美国军队对越南基本处于无助中的农民的野蛮袭击负责。在亚洲人看来,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伽马时代”发生的又一起暴行。至于我们这些在过去十几年中对这场灾难慢慢开始保持沉默和冷漠的人,在历史的哪一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只有最麻木不仁的人才会逃避这些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他们如何在60年代中期践行这一责任,我想稍后再谈。

讲真话,戳穿谎言,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至少,这看上去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勿需多言。但事实却非如此,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这道理完全不明确。因此,才有马丁·海德格尔1933年在支持希特勒的宣言中写道,“真理是对那些使一个民族在行为和意识上确定、清晰和强大的事物的启示”,只有这种“真理”人们才有责任说出来的。美国人则表现地更为露骨,1965年11月,《纽约时报》请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解释他发表的那篇关于猪湾事件(美国中情局组织古巴逃亡者反抗卡斯特罗政府的事件)的报道与他在袭击事件发生时向媒体所讲述的故事之间的矛盾,施莱辛格只好说他撒了谎。几天后, 他还是继续称赞这一计划是为了“国家利益” ,也隐瞒了相关入侵的信息。施莱辛格在最近对肯尼迪政府的评论中,对这群傲慢自大、自欺欺人的人曲意奉迎。单独一个人为他明知不公正的事却仍选择撒谎,还不算有什么特别的利害关系,重要的是,这类事件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响如此之小——例如,没有人质疑,向一个历史学家提供一个人文学科的主要教席有什么不妥,而这一教席有责任告诉全世界:美国支持的对邻国(即古巴)的入侵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的政府及其发言人在对诸如越南谈判等问题上所说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又是怎么回事呢? 凡是想知道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实。 国内外媒体都提供了资料来驳斥每一件看上去就很虚假的事实。 但是,政府宣传机构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没有可能进行相关仔细研究的公民,几乎不可能指望用事实来反对政府的声音。(他们能依赖是便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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