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电影简史之类型片（五）——青少年犯罪电影

青少年犯罪电影1940年代初在瑞典刚出现时并没有被归入任何一个类型片中，也没有成为瑞典导演刻意关注的主题，但一些社会问题电影中会涉及与年轻一代有关的问题，如意外怀孕、堕胎、校园霸凌等，如查米尔·保曼导演的《摇摆吧，大师！》（Swing it, magistern ！1940） 和阿夫·松伯尔导演的《狂乱》（Hets / Frenzy，1944）等影片，故事都发在校园里，既讲述了强烈的代际冲突，又反应了年轻人各种形式的反叛。叙事的视角从代表专制的成人转向越来越有强烈的反社会、反制度意识的年轻人。当时刚刚进入电影行业的青年导演也越来趋向于不对年轻一代进行评判而试图探讨的方式。以往影片中年轻一代都是上流社会有教养的形象，但从1940年代中期起，出现在镜头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是普通人，而他们也得到了社会更为广泛的认同。英格玛·伯格曼的两部影片《带雨伞的男人》和《港口的呼唤》（Hamnstad / Port of Call，1948）便是代表。这类影片不但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引发了现实社会中对年轻人问题的反思。

当时影片中的暴力、性和传统的犯罪行为以及超速和醉酒驾车、麻醉品和破坏性行为等是为了追求电影的刺激效果还是真的为了反映现实问题，亚文化如何适当地在电影中得以表现，都是当时审查机构和影评界争执不下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然而亚文化从那时起一直与电影相伴相行。

1946年由阿内·马特松（Arne Mattsson）导演的《臭蛋》（Rötägg，1946）坚持了1930年代开始的一种传统上追求“道德升华”的电影表达。影片的主角是个小混混克里斯特，主线是他在寄宿学校的各种恶行，最终死于自作孽的火灾中。

《臭蛋》与其他青少年犯罪电影不同，它不但通过情节推进理清了克里斯特变坏的原因，如父母离婚后的母亲过度溺爱以及无力管教，以及他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疾病。同时影片也明确主张相关机构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教育这些不良青少年。但由于导演用力过猛，反而把克里斯特的塑造成一个爱开玩笑、幽默感十足，又有种奸诈魅力的年轻人，这无疑弱化了他纯恶的一面。而原本做为正面形象的教育家曼坎成了一个威胁性过强的平板型人物。因此这部在用意方面可以建立另一种青少年犯罪电影表现形式的作品在上映后不但没有起到“道德升华”的作用，反而成为当时一群社会小混混纷纷模仿的对象，他们学着主角克里斯特的样子打起黑领带、机智地骗过老师和家长、用更有魅力的外表和幽默感去诱惑少女。社会效应与导演设想恰恰相反，所谓的教化完全没有实现。

另一部影片《炸药》（Dynamit / Dynamite ，1947）改编自哈罗德·比亚尔的同名小说，由奥克·奥伯格 （Åke Ohberg）导演。小镇少年阿兰与性情抑郁的母亲和嗜酒如命的继父生活在一起，家境贫寒。长时间压抑的生活让他有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发泄式的犯罪——四处安放炸药。电影上映后备受关注和讨论，因为它与现实生活中的 "星期六炸药魔 "的破坏行为相似。1946年秋天，几乎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个炸药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不同地方引爆，直到当年除夕，家住斯德哥尔摩南部一个18岁年轻人再次作案时被抓了个正着。当这部电影上映时，人们对如此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的讨论余波未平。导演没有刻意在影片中强调主角的犯罪原因，但这种开放的、不带有明显引导性的社会问题电影反而更能引起人们的深层次思考和讨论。最终理性的电影观众和影评人把主角阿兰的犯罪归因为社会阶层的不平等，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推动社会平等，消除阶级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导演在结尾处的安排展示了电影人希望社会对青少年犯罪者以宽容心态来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意愿。最后主角阿兰前往一个精神治疗中心，他向身后一直帮助和信任他的老师西斯腾挥手致意。这种再给青少年犯罪者多一次重生机会的想法，也在后来同类题材的影片中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