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京——大规模人口下放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得各城市争抢农村人口，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开始他们以为前景美好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据官方数据，仅1958 年，全国职工人数就增长了 85%，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 增至 4532 万人，城镇人口由 1957 年的 9949 万猛增到 1960 年的 1. 3 亿多。但随之而来的饥荒使得城市无法继续容纳这些人口，同时大跃进结束后，各企业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农村却极度缺乏农业人口。

中央的思路是“移动嘴巴比移动粮食容易”，于是又开展了所谓的“精简下放”运动，定出的目标是到1962年全国要精简2000万城市人口，北京从1961年开始就下放了大部分原来从农村来的临时工和农业户口的工人，1962年北京的下放指标是300万。3年前从农村来的这些是为了支持“伟大的大跃进”，3年后被移出城市的理由是“支援农业战线”。

北京的各工厂1962年基本都开工不足，一半停产。原本就不足的原材料时常被偷，机器也被拆成零件变卖，为了饱腹，人们不得不如此。随机问一个工人关于他的工作情况时，一般得到的回答是：“哦，不急着上班。”或是“我正在等。” 没有工作的人通过朋友的帮助找工作，或者在墙上和电线杆上贴出有自己名字的求职启事。伴随着失业而来的是犯罪，这在上海尤为明显。

这种压力也确实在进一步迫使人们离开城市，每家工厂都必须定期报告一定数量的人员离职数。但报告还要说明这些离开的人是自愿的，没有人被强迫。一面是不想走，一面是不得不走，于是工厂就不停地把大家聚在一起开会。每个人都知道，已经有一份要离开的人员名单。同时每个人也都知道，只有名单上的人全都表明是自愿离职的，会议才能结束。会上没有人提到这份名单，领导们一直在谈对祖国的责任和对个人的关怀。但每个人都互相看着，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否在名单上。这样日复一日的会，使得螺丝被拧得越来紧。如果拒绝离开从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但也有一些人却成功逃脱，这意味着有其他人代替了他们，因为政府下达的离职数是必须要完成的。同事们在会上面对面坐着，在自我利益和良心之间选择着谁将成为离开的那个。

饥饿、工业凋蔽的危机促使共产党内的现实主义者开始了更多的思考，其理论刊物《红旗》中登载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听专家的，要仔细调研，小心往前迈进，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等。特别的是，该文章还指出，漫无目的的大跃进，会导致危险的错误。"我们不仅要考虑直接、短期的结果，还必须要考虑间接、长期的后果。" 大跃进时那种自以为是、不顾一切的做法在此得到反思。循序渐进、在改革前要进行试验等说法同时被提了出来。接下来，还有文章对当时只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提出批评，认为重工业与其他工业和农业成比例地发展会更有利用合理利用资源、平均人口分配等。

此后，《红旗》连续发文，不但对资源分配等提出建议，而且把技术人员这些原本受到压制的一群人提到一个解决问题主力的高度，总工程师这一概念开始变得有价值了。工业中的技术领导权应该由技术人员掌握，总工程师将是技术问题的最高权威，各级特殊单位 "必须服从他的指示。"高级行政人员 "被警告不要在技术问题上 "采取武断的态度"。他们必须学会倾听专家的意见，并与他们自由和现实地讨论。技术问题不能被当作政治意识形态来对待，这是对某种以往知识分子阶级成分的一种松动。

尽管所有这些观念到真正成为现实还走了很长的路，但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