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两位瑞典学者在中国的一次春节旅行

1960年，两位在瑞典学了几年汉语的学者几经周折，实现了一个当时几乎不可能的出国之旅，他们经由香港到达北京。其中有中国和瑞典两国的关系原因，也有他们两位的老师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的帮助。这两位便是Sven和Cecilia Lindqvist夫妇，中文世界的读者多少都对后者有了解，她的中文名叫林西莉，一位会谈古琴的瑞典汉学家，她最出名的作品是《汉字王国》。但多年来，中文世界谈及这位汉学家时大多介绍的是她在语言和文化上的贡献，殊不知她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和丈夫到过中国，并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他们眼中的中国。那时正值中国的大饥荒时期，尽管描写那个年代中国的书籍不少，但从一对西方世界来的夫妇眼里观察到的中国却有别样的视角。

林西莉上个月去世了，本地图书馆为了纪念她，把她的著作放在入口处，我看到了这本Kina Inifrån （《来自中国》），这对夫妇眼中1960年代的中国让我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相信这本书不太会有中文版发行的可能了，所以我选取其中的一些章节翻译一下，与马特市的众友分享。

“亲爱的旅客们！当你们离开家和我们一开始这趟旅行的时候，请记住毛主席的几句教导......"

这高声的广播一直伴随着我们离开晨雾中的北京站，火车驶向金黄色的阳光斜射的原野。广播里的内容是”不要拥挤、不要站或靠在车门边“等等，总之旅客要遵守这一切规则。

”餐食供应很快开始，我们将分送到各车厢，餐后可以喝水，但不能喝太多，因为可能会导致肠胃问题......泡茶的，不要把茶叶倒在地板上，火车上的水是很宝贵的，请不要用水洗潄。如果车上没水了，请耐心等待.......小朋友不要在地板上大小便，请使用厕所。上厕所时，请注意........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证大家旅途中的身体健康。“

在中国乘火车旅行仿佛是坐在一间小学教室里，旅客们也都像小学生一样在听着一条条不能做的事项。每到一站时，车上都会播放一段欢快的音乐，让人感觉这是人生中第一次乘坐火车一般。等火车再开动时，那些广播说教和毛主席的话又会再次重复，让旅客们时刻感受到党的关怀。

早晨的阳光慢慢地掀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眼前能看到的都是开裂着的土地，表面已经上冻。土路上行驶着载人的各种交通工具。田野间每隔一段便座落着一个个村庄，一棵棵孤零零的树立在田边的沟壑旁。

马上就是中国的春节了，这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相当于我们的圣诞节，人们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圔家团聚，相互拜会，一起庆祝这个节日。不过此时火车上还没有节日的气氛，只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看着眼前掠过的田野，打发着时间。

有一次，火车开了半个小时，到达一个小镇的车站，站房上挂着红色的横幅标语，外面还有佩枪的警察值勤。车停靠的时候，旅客可以下车走走，站台上有个小售货亭，里面的货架基本是空的：蓝色的肥皂盒里没有肥皂，玻璃瓶装的黄瓜以及几项主席帽，这就是全部的商品。外面有几个小孩在玩大盒子里的煤。火车离站，眼前又是无尽的田野。

接近城市的地方可以看到电线杆，大多是木质的，有些已经开始歪斜。大城市周边可以看到水泥电线杆，也能多少看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痕迹。

火车在一个早晨到达武汉。长江穿行而过的这座城市的规模和拥挤程度都让我们感到惊讶。晨雾中混合着饮食摊上冒出的蒸气。今天是中国的除夕，此时是早上6点，新年气氛已经浓重起来，这些饮食摊上正在做着包子、年糕和春卷皮。街边还有卖菜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少。食物都推得高高的，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葱与煤球的气味。

四下都能看到红色的灯笼和节日的小装饰，不时传来叫卖声。百货商店的橱窗里有布偶、玩具火车、汽车和飞机。另一家商店橱窗里则摆着乐器和笔墨。我们还见到了在北京从来没见到过的东西：金属勺子、背包和织毛衣针。街头的小贩也不少，在电影院外面还有人在私自转卖电影票，情景有点像是个小型拍卖会。

与北京的严整和”干净“相比，这里更温暖，更有味道。

孩子们在玩跳绳、拍纸牌、扔木块。还有几个孩子在往一个柜子的红色靶心上扔飞标，那柜子的旁边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街角还有一个卖糖画的，他带着帽子，手边一口锅，在一块平板上飞快地用个大勺子画成各种动物。

街头除了这些，还有挑担走街卖小商品的，从拉链到筷子到挖耳勺之类不胜枚举，还有卖煤油灯的，有个地方还可以测身高和臂力，非常热闹。也有些街道较宽阔，类似斯德哥尔摩的国王大街和瓦萨大街，这种大街的交汇处，通常都有个交警亭，尽管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里一天不会看到超过10辆车。有时能在街边的下水道旁看到一头猪，或是一个小孩赶着两只羊从身边路过。

穿过铁路则是另一番景象，是大片的棚户区，房子是木头搭起来的，上面铺着瓦片，墙壁是则编织的茅草，地面就是光秃秃的土。房子里的家具通常是竹制的，摇摇晃晃，不过有时候也有不知什么原因留传下来的木质古家具。但无论如何，每家都会有一张毛泽东像。

这些木屋棚户区在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纵深连片有几公里长。中间被围墙围住的厂房、泥泞的水洼和小片菜地隔开。每家每户间则用绳子、卵石和一些生锈的废金属分开。附近的泵房供应饮用水，周围的人都去排队拎水回家用。新年前一天，泵房非常忙碌，因为这天每家都要洗不少东西。不少人家外面都晾着红色的绸被面，穿着一般的小男孩们戴着银项圈，而女孩们正在太阳下晒着刚洗过的头发。

我们在除夕的下午路过郊区一户农民家里，询问后进去看了看。和所有农家一样，这家的房子地面的墙壁都是夯土的。从院子进去便是正屋，正屋左边是卧房，里面的床上挂着蚊帐。右边是厨房和仓房。正屋最里面的一个柜子上摆着家谱，旁边是新年的红烛。桌子和板凳虽陈旧，但很干净。正屋的大门两侧还贴了春联，大意是吉祥如意之类。与院子外面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格格不入。

这家的主人是个身材矮小，极为醒觉的人，我们问他如何过年，他说：”洗个澡，吃年饭。“说完还指了指房顶上挂着的两只母鸡。

“为什么不关门呢。”

“要让好运进门啊。”

等我们接着问下去的时候，他便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了。有个活跃的家伙插话说拜天祭地是迷信活动，政府不允许。但我们有习俗，对天地和祖宗还是要拜的。

除夕夜武汉街头全是孩子们，他们开心地放着鞭炮和礼花，呼叫着和歌唱着来回穿梭。晚上10点时仍不回家，孩子们在黑暗中统治了着原本8点就空无一人的各条街道。这种街头狂欢一直持续着，甚至到了深夜。孩子们占领了交警亭，他们几十个一伙集结在一起，拦住偶尔经过的车辆，大叫大笑。街道上则是刚从剧院或溜冰场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开心地走着，像是漫无目的。

夜色中，我们和几个青工一起聊着天。即使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年轻人们同样痴迷于装扮、追求着物质。他们虽然不记得1949年以前的情况，但他们没有忘记，哪怕是五年前，社会生活也与今天极不相同。5年前这座大城市里还有咖啡馆，还能里遇到穿着古怪的阿飞，有些地方还能听到破旧的美国爵士乐唱片，虽然这些人往往是高干子女，他们有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零点以后的武汉还在持续着除夕的热闹，人人都想在这一个夜晚“放纵”一下自己。清晰的星光下，夜晚的气息还在升腾着。但在黎明前，有消防队出动了，后面跟着一群欢乐的孩子。新年短暂的欢乐就此结束了。

我们挤回火车站，买了回北京的车票，第二天早上5点到达北京时，那喧嚷的声音在还脑海里，在一个孩子们每年可以统治街道一整晚上的地方呆了两天，感觉真好。北京是一个不真实的城市，是这个国家对外界的大而无当的展示橱窗。在整个中国，旧中国的风俗依然存在着，特别是在春节。但是，在北京既看不到新风俗也没有旧习惯，这个城市虽然体现了类似宗教教义的一切，但却隐藏了自己的生命力。

火车里的广播向我们告别：“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现在已经到达终点。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祝愿你健康、幸福。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