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shall be

团结与斗争、朋友与敌人：统一战线

2022 年 4 月 10 日

大会认为团结公约必须建立在总的原则和选择的手段完全一致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存在于坚持不同原则和手段的组织之间，因此代表大会希望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者都停止直到目前为止双方所进行的责难和攻讦，并建议各派社会党人——在承认任何派别都有权对其他派别进行合理批评的条件下——互相尊重，这是具有自尊心并彼此信任的人所应该做到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团结问题》

文/薯条Fries

校正：艾森斯坦

前言：斗争的方法

早些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我呼吁民主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然而，当时的我显然既不懂“民主”也不懂“社会主义”，更不懂“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我竟然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分歧解释为”对革命与改良”的立场分歧，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竟然采取了对“科层制政府的必要性的论证”的角度。对于这篇文章的具体批判，可以阅读同社的艾森斯坦写的《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一文的讨论与批评》来了解详情。当然，察觉到个人过去的文章中的荒谬性恰恰代表着好消息，这意味着我的思想始终在进步而没有停滞不前。

两个月前我曾在推特上发过这样的一条：

“我不认为在推特上辩经对线贴标签是一种有效的斗争形势，虽然我没有资格这么说，但我希望看到这一条的各位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觉得原理上的、底层的事物我们已经讨论的够多了，是时候思考一下怎样去行了。”

我并不是在反对进一步对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我发表这种意见的主要原因是我所看到的现象不是“对理论的进一步讨论和研究”，而更像是给自己和别人贴标签后，不同“立场”的人互相打“阵营战”，就像是小孩子扮家家酒一样。假如说议会斗争路线“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话，那么在网络上“对线”能为工人阶级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当人们还在逍遥自在的混迹于各大网络平台和其他人“寻乐子”、“互开左籍”的时候，工人是一直在承受极其残忍和不人道的剥削和压迫的。

“在此期间领袖们做了什么？决定了什么？为了在紧急的情况下，在这一至少要决定下一阶段的革命的命运的情况下保证革命取得胜利，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可能工人阶级的受托人正在彻底而且深入地讨论。但现在需要的是行动。”——罗莎·卢森堡《领袖们在做什么？》

“最近三天的经验大声号召工人阶级的领导机关：不要空谈！不要无尽无休地讨论！要行动！”——罗莎·卢森堡《玩忽职守》

但面对以上的论点，有人会拿“革命困难论”作为回应，认为此时中国的威权统治导致任何公开的宣传和斗争都成为了不可能，因此只应当寄希望于政权的自我崩溃。

对此，列宁的回应是这样的：

“相反，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各方面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某一次自发的爆发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指望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列宁《从何着手？》

为了形成有系统性的、有纪律性的斗争，就必须有组织和纲领，以及愿意加入组织和维护纲领的广大社会主义者以及无产者，于此，我们才能摆脱被动的状态并掌握局势的主动权。为了形成这样的组织，建立这样的同盟，我们就必须要清楚“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它的具体实施方法。

联合与批判的关系

现今的一些新左派或者直接称之为“左派”，不同于一般的对“左派”的定义，他们并不仅热衷于思考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激烈变革，有的还热衷于摧毁既有的社会制度的行动。在如今作为最佳的信息传播渠道的互联网当中，青年中的左派通常情况指“网络左派”，而这其中通常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年轻群体，甚至有时还包括对目前中国政权持同情立场的建制派“社会主义者”。一些人对于“网络左派”的批判常专注于“开除左籍”（现今开除左籍的说法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含义）的现象，不同立场的“网左”互相攻击，完全否定对方的理念并将对方视作“敌人”，有时还体现出将攻击异见者优于对既有社会制度进行激进改革的目标的现象。对于分裂的问题，常有人会提到西班牙内战作为对与左派内部斗争的一个经验教训，反法西斯联盟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分歧中不断瓦解，这也最终酿成了法西斯胜利的悲惨结局。

然而，批判作为思想进步的重要工具是不能放弃的。马克思对封建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进行的批判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也是具有价值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具有价值的，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在提出假设后不断的进行实验并最终形成理论，而理论并不意味着知识的最终形态，任何理论首先都应当“放到实践的火中去淬炼”，就像是卢卡奇·格奥尔格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写到的那样：

“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方法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既然无休止的“互相攻击”和分裂是不可行的，但同时批判又是不可放弃的武器，那么如何平衡这两个看似冲突的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反对无意义的分裂，同时又支持一切对社会主义革命有益的运动，这就是当前一切社会主义党派、组织、俱乐部以及个人所应当持有的立场。辩论的目的应当与中世纪宗教教条式的正统与异端地位的争夺相区别，就像是在如今的基督教教义中，不论是否认同马利亚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只要认可和信靠基督在十架上为世人的死，就可以得到救赎一样。制度并不会产生于人的强烈意志和激进的手段，而将产生于历史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中不会有人自称为“卢梭主义者”、“孟德斯鸠主义者”、“康德主义者”或者“杰佛逊主义者”，最多称自己为激进的共和主义者或者君主立宪主义者，但如此分歧并不会阻止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当旧有的生产方式变成桎梏，新生的生产方式就会代替旧有的生产方式，而新生的生产方式再度变成桎梏，也会被另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所替代。

“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各时期与地方的社会形态不是任意的创造，而是经由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创造。我们无法修正已然发生的历史，但已然发生的历史可以促使我们总结认知前人的经验继续前进。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如今的朋友与敌人

朋友不同于被利用者，它意味着彼此熟识并能互相帮助的角色。区分朋友与敌人的方法取决于其是否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有益的”，这个要求中包含着三个要素，“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有益的”。尽管如今的空气中依旧弥漫着些许封建主义的尸臭味，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所存在的不同的阵营并不完全相同于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的样子，因此需要重新对此做分析，尤其是对当前中国所有的阵营的分析。

“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或者是支持社会主义意味着支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使对实行公有制的方法有着分歧，但是最基本的，对过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公有制”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就像是我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说的：

“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必须是建立在旧社会主义革命的尸体之上的，我们必须找到旧社会主义革命中发生的问题，找到它死亡的原因，并寻找新的路线。如果不这样，那么我们只会变成和它一样的尸体。尽管目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形势以及革命后的制度依旧存在着各种来自不同的立场的人的分歧，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正视过去的革命的失败，一心呼吁革命但却依旧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仿照过去的历史走同样的革命形式的话，不但会完全的仿照了它的形式，而且还会完全仿照它的结果。”

关于团结，在开头中的内容我就借助引用资料阐明，团结必须建立在总的原则和选择的手段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的团结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作出如何实际的承诺，那么就不能成为“朋友”，这样的团结就不能成为一种真实有效的团结。左翼的联合需要达成各类合作协议并且确认合作的具体形式。

谁是朋友？一般情况下各类反对私有制的自由意志左翼（例如社会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够成为朋友，而在不坚持唯我独革而愿意接纳其他左翼派系自由活动的不太威权的反私有制左翼，也可以在达成合作协议与合作方式的情况下合作。

总体上来讲，可以成为“朋友”的需要支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反思过去的政策的失败，支持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尊重无产者经济与政治的平等权利以及意识到团结是成功的必要前提。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不是派系团结所要考虑的唯一因素，这还包括团体与团体之间的配合与协作，信任与包容。

谁是敌人？按照上文的标准，那么大概有那些派系是我们要反对的就可知一二了。私有制的支持者，企图利用革命政权建立起专制统治的独裁者，以及因其社会文化身份而损害一些无产者权利的各类人。

虽然说，支持私有制的人是敌人，社会民主主义者符合这一定义，但是否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的问题一直是更为激进的一些中国革命派社会主义者所讨论的问题，对于想采取温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但鉴于这篇文章着重于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条件。

假如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在议会中争取到一定程度的对底层人民有益的政策，那么在中国如何采取类似的议会斗争形式？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并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我说只能“在梦里实现”，而另一部分却选择与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联合了。他们认可了革命，但却只认可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革命；认可了平等，却只认同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平等”。而如此尝试就像是“使用了书签后又折了书角”一样多此一举。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设想的社会是纯粹空想的，他们所支持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革命，也因此更不可能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有益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福利资本主义者）由于其本身不在追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革命，他们的总原则和手段都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相去甚远。已经不是我们团结所包含的群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成为了我们的永久敌人，在他们不主动与资产阶级政府勾结的情况下，对于他们，通常会选择保持中立的态度，在因为其他更大的威胁出现则会支持他们以对抗主要威胁。

革命所要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待宰的羔羊，相反，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敌人建立起了无孔不入的执法系统和武装到牙齿的部队，现如今这些成为了革命者必然要应对的难关。

近年来在中国的一些高中或者大学中诞生了许多左翼的社团，但在政府的高压管控下，大部分的社团只能以读书会的形式举办活动，而一些试图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出头鸟”，一部分被招安，另一部分的组织者则被拘捕。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遇到阻力反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对于将胜利作为目标的我们而言，则需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训。不同的社团之间没有联系，各自的活动由各自的成员所组织，当力量无法集中起来时，便被逐一击破了。关于如何统一并集合一切的力量，这是一个细致的问题，鉴于我并没有过多的了解过过去一切组织的方法，此部分只是想呼吁如今的左翼人士将统一战线提上日程，尽早的处理这个问题。

对学社现在的以及将来的成员的公开信

我们在建立或者加入组织时，都承认革命的必要性，在我们当中的同志们都是坚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坚信对资本主义的颠覆只能通过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颠覆的形式来实现。由于我们肯定革命的重要性，也因此，我们需要重视组织的功能，分散于各地的、零散的、无纪律和指挥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斗争是无法成就革命的，革命只有通过集体的统一的行动才得以实现。

分歧、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张三和李四是街坊邻居，他们之间存在冲突，但是有一件事相当重要——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阶级冲突。革命队伍的扩大就意味着将有形形色色的人加入进来，但我们既不能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不能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假如说有这种要求，那么这不过是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痴心妄想。为了扩大革命队伍，首先要有的品质不是理论基础也不是道德品质，而是——包容。

在不同事物中具有不同的政见恰恰是健康的政治的体现，因此我并不反对任何政见与我有别的人，既然路线不同的“主义者”都能统一战线，那么几乎在同一路线下的兰德维希学社成员更应当坚守这一原则。即便辩论通常都是犀利的，卢森堡和列宁的相互批判就能体现出这一点，在指出对方的问题的方面他们毫不留情，但我们要记得，他们在批判的同时也毫不吝啬他们对对方的赞赏。

同志——志同道合者、同一志向的革命者，建立真正的自由的国度是我们共同的志向。我们应当意识到，在“同志”之间的辩论中的对方不是敌人，辩论的目的也不是辩赢，而是为了“辩出真理”。一切我们所进行的活动都应当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也因此我们必须克服由分歧导致的分裂现象。通过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并且团结一致的向着一个目标所奋斗的话，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