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虱

无方向写作者,于细微处捕捉时代精神症候

老虱 | 你无须太勇敢,但别过度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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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在后台骂我:“活该你被喷一辈子,写文章说话只图自己痛快。”

这究竟是毛病,还是优点?我不甚在意,毕竟人到中年,我懒得改变了。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又得说一句有可能得罪一大片读者的话。

我心里始终觉得,一年到头不发一条朋友圈的人,要么非常可怕,要么非常可怜。

可怕在把自己保护得太过严密了,每发一条朋友圈都要瞻前顾后,斟酌半天,自己心太累,以至于干脆从此不发。可怜在于,由于过度的自我保护,他们失去了人最基本的表达欲望。

几年前,当微信的风头逐渐盖过微博的时候,我忧心忡忡。如果公共意见的表达,从微博这个开放的平台,下沉到微信这个封闭的圈子,正在形成中的先天发育不良的中国公众,是否会重新溃散为原子化的个体?转型的中国社会太需要通过有热度的公共讨论,形成健康理性的公共意见。一个缺少共识的社会,非常容易走向撕裂。

两年前,在拒绝微信多年之后,我最终还是接纳了它,因为我不想跟技术革命过不去。谁能否认,在九十年代后期,信息技术对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便开始远超政治和经济。我无法抗拒这种影响,我只能利用它。

尤其是在微信推出公众号之后,平台聚集了越来越多有思想和情怀的写作者,屡次对公共意见的形成发挥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微博却不可救药地走向了以明星为中心的肤浅庸俗的娱乐化。

2020年4月初,我开始写公众号。

尽管很多人说,你是大学老师,学生那么多,可以成为粉丝。但是,我比谁都清楚,这些学生当中,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爱读书、爱思考、有思想的人,绝大多数都很难真正喜欢我的文章,因为我的写作方向主要不是面对他们,而是面对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公共情怀和阅读积累的少数群体。

我一次又一次跟学生说,除非你们是真正感兴趣,并且能读懂和产生共鸣,否则,你们的关注对我并无多大意义。

尽管从豆瓣转化了一部分读者过来,但是,朋友圈毕竟是一个圈子,太封闭了。公众号写作初期,要打破封闭,让文章传播出去,实在太困难了。最初那一两个月,持续低迷的阅读量,让我一次次绝望到想放弃。

幸亏还有那极少数看到有温度的文章,就会毫不犹豫地转发传播出去的读者,逐渐帮我打开了局面。这一两个月,文章的阅读量越来越大,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意的提醒也随之增加。

从2012年初开始,我就不断收到各类善意的提醒。

从2012年春天开始,在浙大攻读历史学博士的我,为导师给本科生担任人文核心通识课程助教,每周组织一次讨论课。我的课深受来自浙大各个专业的本科生欢迎。每周四晚上,学校规定八点下课,我的讨论每次都延续到八点半才结束,学生都还意犹未尽。于是,有人提醒我“小心被学生举报”。

2014年博士毕业,到了这所西部二本院校教书。从整体而言,我的受欢迎程度下降了,因为这里的大多数学生缺少见识,不爱读书,不愿思考,能“识货”的学生非常之少。善于吹牛、迎合固化认知、“脾气好”的老师,容易受欢迎。我这种挑战学生认知依赖的老师,容易遭到排斥。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有眼光的学生对我评价非常高。所以,我不时会收到朋友提醒“小心被学生举报”。

在这些提醒我的人的认知中,历史课受欢迎,一定是说了政治不正确的出格的反D反ZF言论。我理解他们的善意,但是这种提醒暗含的逻辑却让我感到非常委屈和不解:为什么他们总是认为,课受学生欢迎,就一定是说了这些不该说的激进的话?

这份善意所折射出的“智慧”,让人十分忧虑:很多人对中国现实的判断既简单又粗暴,并因此深陷过度的自我保护。

经常有读者和我说类似的话:“老虱,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转发。” 他们担心转发了,自己有可能会被喝茶。

我听了哭笑不得。文章是我写的,真有问题,很快就会被平台删除。再说,真要喝茶,也是我喝。从没听说转发的人被请去喝茶。

这些年,我亲眼目睹国人的认知越来越被两种极端支配,要么像张维为、陈平、金灿荣那样,毫无底线地贬低外国,把中国说的太完美。要么闭着眼睛把中国的现实描摹得一无是处。

我批评几句应试教育问题,他们马上提醒我“小心被喝茶”;我对七天长假安排抱怨几句,他们立刻提醒我“小心被喝茶”......所以,当普世派嘲笑张维为的粉丝不读书不思考的时候,张维为的粉丝同样嘲笑普世派内心过于灰暗。

我没有那么悲观,因为从大的尺度上说,中国在进步。中国的公共论坛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和话题,可供大家自由言说。只要不去碰触某些红线,把既有的空间用好用足,公民教育仍然可以往前推进。

在责怪监管部门删帖的时候,我们忘了,是过度的自我保护,导致我们不断主动腾出本来完全可以使用的空间。


每次刷网易新闻和公众号,看到一些观点不错的文章,我就会忍不住把它转发到朋友圈,不时会招致这样的规劝:“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大家喜欢引用这句话劝我,别在朋友圈转发这些东西,别费任何口舌和人家争论,别再费心费脑写什么文章了。

不知道是周濂的这句话误导了很多中国人,还是很多中国人误读了周濂,这些年,这句话真的导致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原因竟然不是外部挤压,而是很多人被这句话的“酷”迷惑之后,自己主动放弃了努力。

从小就缺乏逻辑和思维训练的中国人,说话做事经常是凭感觉,他们并没有弄清楚哪些人真睡,哪些人装睡,甚至根本没有想过需不需要弄清楚两者的区别,就立即被这句听起来逼格很高的话所透着的“睿智”和“通透”给迷住了。

于是,他们不但自己放弃,甚至极力规劝别人也放弃,因为这种主动放弃被这句话涂上了一层“睿智”和“通透”的绚丽色彩。他们在潜意识里爱上了那个睿智和通透的自己。

装睡的人无须你去叫醒,但是真睡的人,有些是可以叫醒的。其实,很多人的脑子就差一道弯没有拐过来。轻轻一推,他们就会开窍。

我曾经遇到一个博士同学,极端仇视欧美。有一次,我听到他言辞激烈地在背后痛斥一位青椒买日本车。他对这种不爱国的行为表示鄙视。我说,现在还有哪个产品是单纯由一个国家生产的?这辆日本车有可能是在中国组装或者某个零部件是由中国生产的。从此,他真的变了。

我喜欢那些敢于在朋友圈表露个人情绪的人,我喜欢那些敢于在朋友圈吟风弄月卖弄才华的人,我喜欢那些看到好文章就急着要分享的人,我喜欢那些愿意为陌生的个体在朋友圈发出吼声的人......

是他们,让我们的朋友圈,让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色彩,更多的音符,更多的温度,更多的正义。

事实上,在我的课上,我从不讨论宏大的敏感问题,我只针对媒体公开报道过的热点和个案,在不逾越尺度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我不时插话提供和补充新的视角。正是这些视角,让很多从我的课堂走出来的浙大以及现在这所学校的学生逐渐褪去极端色彩,既不做愤青,也不当斗士。

我一再对学生强调,作为个体,他们无须太勇敢,中国的步伐也不能迈得太快。在不触动大局稳定的情况下,不做盲目仇外的愤青,做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网络,“围观”个案,助力公众舆论。通过个案正义,以跬步寸进的步伐,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上下共同的任务,不能仅仅寄希望与单方面的努力。

我曾经在基层国有企业工作过几年,对那些社会底层长期沉默的芸芸众生有过深入直接接触。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于客客气气和他们讲道理的人,态度非常蛮横。对于根本不和他们讲道理的人,态度相当温顺。

见多识广的中产阶级能好到哪里去呢?在欧洲和日本机场,有时候国外航空公司的飞机稍有延迟,便能看到中国游客集体高唱国歌抗议,因为欧美人文明。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机场,面对只针对中国游客收取的无理小费,几乎无人反抗,甚至不等对方开口,自己已经主动掏钱了,因为担心被打断肋骨。

在蛮横面前,学会据理力争,而不是低眉顺眼。在文明面前,学会尊重和说理,而非动辄撒娇撒野。这样的人群,才配享有真正的文明。

我们不能单方面静候至上而下深入改革。也许,眼下更加迫切的时代主题是,我们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主动进行一场自我革命。我们无须太勇敢,但不能过度自我保护,更不能把责任过多地推向外部审查。每个人过度的自我审查,同样是这个社会很多问题的根源。

我不相信,在严肃的大媒体已经公开报道和发表评论的情况下,批评几句《平安经》;为张玉环在新闻跟帖中说几句话;为草包支书欺负的任女士点点赞......会招致“被喝茶”的待遇。

我同样不相信,当你遭遇“草包支书”时,勇于诉诸舆论;当你被要求开具“你爸是你爸”的证明时,勇于投诉......会招致更大的不幸。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关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围绕个案正义,温和地表达民间诉求。一个既克制,又理性,既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又能尊重法律界线的公民群体,才能培育深入的改革最合适的土壤。

很多读者夸我勇敢,我听了总是暗自脸红。其实,我不勇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有几条绝对不能逾越灰色界线,同时我也理解,眼下它们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每次在推送文章之前,我都会反复进行自我审查。

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在可以言说的尺度内,把这些空间用好用足,尽管我并不清楚界线究竟在哪里。万一哪一天,我不小心被炸了号,我也无憾无悔,毕竟生命中可以灿烂的时刻本来就不多。

文章来源 | 公众号:叫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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