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骗财骗色无人骂，公知忧国忧民成公敌

文章来源 | 公众号：叫虱

导读：本文所指的“教授”并非所有大学教授，而是那些只顾捞钱、放弃公众情怀的教授。

一

公知越来越少都是战狼粉红之过？其实，大家普遍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嫉恨公知的群体，那就是大学教授。这篇文章就从我对中国教授群体堕落的直观感受写起。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社会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这原本是多么值得教授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严肃认真地思考和追问。然而，这些年，在中国的象牙塔内，教授们都在干些什么呢？

我先单独拎出一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名牌大学，在这几年之内集中爆发的丑事，让大家看一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儒雅、沉稳、含蓄的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吴某某，因在外包养情人，被老婆怒泼浓硫酸，惨遭毁容。

留着一把洋胡子、把英语说得字正腔圆的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院长纪某某，跟年轻人一样热衷于网聊，并以“未婚老男人”的身份聊上了一位重庆地方院校的青年女教师，答应利用院长的职权帮她调到厦门……当其已婚身份真相大白之后，女教师挺着大肚子闹到厦大，爬到楼顶，又哭又闹，威胁要跳下。

厦大人文学院博导吴某某，利用导师权力，玩弄了好几位女博士。得手之后，便施以小恩小惠，比如，推荐发表论文或推荐工作单位。女博士们敢怒不敢言，其中一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试图割腕自杀。

男教授们如此色胆包天，女教授也并非个个都矜持稳重。

某某985大学一名30岁的男博士自曝，该校48岁守寡女教授S某，几度色诱自己上床。她多次在不同场合教导自己的男博士和男硕士，唯有肉体与灵魂都和她紧紧相连，才能达到学术最高境界。

为了与她长期厮守，这位男博士主动和妻子离婚，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人家席梦思上的玩偶之一。于是，愤然公开这段畸形的爱恋，详细描述了两人曾在各种场合交欢的细节。

我曾经在某所大学的bbs发起周末登山活动，来了好几位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的女博士。一见面看到真人，我惊呆了：全是本科毕业就跨专业读博士的二十岁出头的妹子。一个个的皮肤身子白皙粉嫩到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挤得出水来。

国外名牌大学的管理学博士，一般只招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了多年，拥有实战经验的人来读。眼前这些女生没有一点社会阅历，连自己都还管不清楚，如何研究管理学？这一点，博导们在招生的时候怎么会想不到呢？

在中国高校，实践性强的文科专业教授，非常喜欢招年轻美貌的女博士，因为经常可以带她们出去做调研，住宾馆。众所周知，宾馆既是催情也是偷情的好地方。

难怪北大副校长劝自己的好友，别让女儿读博士，因为那将有很大的概率被博导潜规则。

除了利用社会影响力和博导权力骗财骗色，教授们对现实普遍缺乏真正的关怀，却非常热衷于和官员攀关系。

那些既没有社会影响力，也与权力攀不上关系的教授们，则是完全卸下公共情怀，浑浑噩噩过日子，工作和生活均与审美和思想绝缘。偶尔弄点课题，搞点科研经费，装入自己腰包，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乐子之一。

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徐友渔曾经到欧洲访学。提起中国知识分子，欧洲同行表示十分羡慕，因为欧洲主体地区已经步入发达文明社会行列，很多问题已经解决或不再尖锐，这导致知识分子们的正义冲动无法发泄，他们想“出风头”却苦于没有机会。相比之下，转型的中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太多“抓住麦克风”的机会。

可悲的是，中国教授们完全沉醉于名利场，只想着捞钱、娱乐和消费。如今，这种价值观已经在这个群体内部占据绝对主流。

更可怕的是，本应引领社会风尚的知识社群的集体堕落，成了其他社会群体堕落的廉价的借口。卖死猪肉的、卖假药的、卖假酒的......都说，教授尚且如此道德败坏，这么下流没品位，凭什么要求我们高尚呢？

二

清末学者龚自珍说过，士不知耻，乃国之大耻。然而，稍加留心，你会发现，埋头捞钱骗色、毫无人文关怀的大学教授们，纵然再是平庸堕落，也不会引来战狼和粉红们的愤怒和忧虑。忧国忧民的公共知识分子却遭到集体污名化，以至于这些年他们被骂到近乎成了濒危物种。

除了战狼粉红，最热衷于嘲笑谩骂公知的群体就是大学教授。

成为公知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有思想、有口才，或者有文才。这是大多数大学教授不具备的，因为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优质文科教育。

除了看看相关领域的论文，他们知识面普遍非常狭窄。除了写一写毫无文采的学术八股，他们连一篇散文随笔都写不通顺。如何当公知呢？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不渴望出名的文人，毕竟这是正常的人性诉求。钱钟书说“真后悔自己出了名”，那不过是已经暴得大名之后的讨巧卖乖，因为他的“不想出名”，只会让他更加出名。

看到公知在各种媒体场合频繁露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风光无限，而自己却渴望出名而不得，那些出了本专业领域便无人知晓的教授们，文人相轻的老毛病便开始犯了。

教授们极力贬低嘲笑公知“不安心学术，却热衷于出风头”，然而，教授们自己一旦有了出头露脸的机会，立刻跟狗子撒欢儿似的，表现得比谁都积极热络，甚至到处张扬，唯恐熟人朋友不知道自己上了一次报纸或电视。

教授们经常说，自己看不上自媒体写作，要写就写大论文。其实，优质自媒体持续输出所要求的思维能力和写作水平，远远比写学术八股高多了。我认识的几个公众号号主，都是自由职业者，论文采、视角、思维，他们都远远超过了我认识的大多数文科教授。

在欧美国家，优秀的文科教授，大都热衷于当公知，用优雅的文体，为大众媒体写作，参与公共讨论，比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欧美文科学者的文章和著作大都文笔优美、逻辑严谨，叙事流畅，结构精妙。唯有接受优质文科教育的长期熏陶，才能培养出如此杰出的教授学者。

除了妒忌心使然，热衷于对公共问题发表见解的公知，最遭教授们痛恨的是，他们经常毫不客气地批评学院派教授群体的堕落和平庸。

公知们自己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对中国教育和学术体制的批评可谓内行批内行，一剑封喉，刀刀见血。屡屡把象牙塔内的学术南郭先生们批得体无完肤，丑态毕露到几近于无处藏身。

战狼粉红们才不关心什么学术和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是因为自己几乎不读书、不思考，对学术纯属外行，二是因为是在他们看来，教授们的道德和水平问题属于家丑，不可外扬。何况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呢？何必总跟自己国家过不去呢？他们最痛恨的是那些把“家丑”外扬的公知，而不是制造“家丑”的教授们。

于是，来自精英阶层的教授和来自草根阶层的战狼们，原本老死不相往来，却因为要共同对付公知，他们罕见地走到了一块，建立了一个隐形同盟，合力围剿公知。

在他们的联合夹击中，韩寒的独唱团终成绝唱(韩寒真假写作问题，有待商榷，但当时他确实在扮演公知角色），薛蛮子退出微博，彻底安静.....

薛蛮子嫖娼固然不对，但是比起教授们利用博导职权玩弄女博士，可算是绅士多了。被薛蛮子嫖的小姐们职业固然不大体面，但是比起复旦大学同时劈腿四个男人骗核心论文的女博士李某，比起为留在北京工作，主动陪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衣俊卿开房十七次的女博士常某......小姐们的灵魂干净多了。

三

战狼粉红们骂公知，那是愚蠢。教授们骂公知，那是忌恨。公众误解公知，那是蒙昧。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公众普遍存在两个严重的认识误区。一是坚持认为，指出社会存在问题的公知，必须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药方，否则就是耍嘴皮子，空谈误国。二是死活咬定，公知的观点必须正确，否则就是误国误民。

对于公共问题的判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一般由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是基于专业的判断，由专业知识分子提供。对于社会健康而言，两种判断均不可或缺。

与活在大众传媒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专业知识分子活在专业期刊，除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写的论文外行几乎不会阅读，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媒体写作与公众保持接触。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超专业知识分子。

与专业知识分子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就像是指出你的气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他们善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影响舆论，但是未必都能解决问题。生了病应该如何治疗，需要诉诸于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专业判断。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妈、大婶、大伯、大叔，哪一天你气色不好，他们总是最早发现。正是他们基于生活常识，主动提醒你，你身体可能有病，你才会考虑该不该去医院看医生，寻求专业诊断。

基于常识的判断为社会提供了及时的预警，其意义在于，通过制造舆论提醒政府和大众，哪些地方可能出了问题，并把危机感传导给决策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请你们注意问题所在，做出专业判断，提出解决对策。”

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一定正确，那更是蛮狠加无知，尽管他们的判断经常是貌似煞有介事，实则漏洞百出。

正如大妈大婶大伯大叔们基于常识的判断时常不够准确一样，你气色不好，只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你的身体其实非常健康，然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时刻在身边关心你，哪天你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才不至于拖到病入膏肓了，才想到要去医院看医生。真到那个时候，恐怕医学提供的专业治疗也回天无力，你只能坐以待毙了。

我们应该谨记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不在于提供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发出质疑的声音，使整个社会不停止思考，并在自省中良性发展。读书人对公共问题的广泛参与与热烈讨论，是一个社会肌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面对美国院校过度深陷专业化的泥沼，导致公共精神萎靡不振的问题，社会学家让.雅阁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对于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真正导致社会陷入危机的，绝非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断不够正确，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逐渐消失。

是过度的专业化导致教授们普遍把关注点落在了本领域，对公共问题缺乏热情和思考。专业化制造的职称等级，进一步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越来越屈从于金钱和权力，心甘情愿地执着于专业研究而放弃公共情怀。

在大学任教六七年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大学生一届比一届更加不愿意读书和思考。除了关心一米之内的个人利益、成绩、就业，他们的精神视野无法超越个人生活，不知道人文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普遍对广阔的社会缺乏真正的好奇心。

这让我深切痛心地体悟到，比公共知识分子提出错误的观点更加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公知和公共讨论的长期缺席，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陷入了精神的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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