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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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断人

疫情中的两种人

弗兰克·奈特曾问道,那些反对市场经济的人,究竟是因为相信市场是无效的,还是因为相信市场是有效的?

这与其说是个问题,不如说是个精辟的论断,它把表面上持相同意见的一群人,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

奈特的学生布坎南顺着其思路尝试剖析了这两类人。

第一种人,他们追求自由,由于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把生存的艰难归因于专横的财阀资本家的剥削,进而渴望“集体”的干预。这一类人,一旦他们了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懂得了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才让他们免遭“集体”的剥削,就很容易完成思想的转变。

(举个例子,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个体为想买卖的产品出价,所有人的出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供求均衡,得出了市场价格,达到了最佳配置。而计划经济的限价限量配给制,首先剥夺了个体出价的权利,砍断了最重要的信息渠道,又如何发挥统筹全局的优势?)

而第二种人,他们从根本上就是反对个人自由、反对人际平等的,他们坚持以自己的,或是更权威的标准(其实还是自己的),把人的偏好分为高尚的和低俗的,拒绝接受诸如乔丹科比的年薪远高于NASA科学家这样的市场安排(也就是社会大众通过自由市场中的自由选择,使自己的偏好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过程),他们渴望“集体”这个高尚而有远见的有机体,来剥夺那些渺小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因此,经济学的启蒙对于他们犹如耳旁风。

这次疫情,既是官方掉粉的过程,也是它*事喜办的圈粉契机。同样是小粉红,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类。这个话题太大,我仅选取信息披露这个侧面来分析。

第一类是傻白甜型。脑子里装的是青天大老爷的幻想,相信官方应该公开透明信息,并且已经在这么做了。他们一旦对官僚制度的运作有所了解,或是亲身经历被隐瞒的过程,很容易粉转黑。

第二类是战狼型。与布坎南提到的第二类人一样,他们从根本上就是否定人际平等的。我简单列举三点进行说明。

1.公民不应该有获得公开完整信息的权利。因为他们智力有限,无法处理和解读过多的信息,会引起恐慌。

2.公民不应该完全享有表达自己经历、感受、看法的权利。因为他们智力有限,容易以偏概全,会引起恐慌。

3.公民更不应该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因为他们智力有限,信息不完全,并且恐慌了(真是万金油),不足以参与决策。

归纳一下,就是以老百姓智力不足为理由,赞成剥夺他们的知情权、言论权、表决权。

这三条谬论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站在公民层面,没有完整透明的信息,怎么会形成正确的看法呢?没有正确的看法,又怎么形成正确的决断呢?

站在官方层面,你所谓的优势就是统筹全局,但是公民如果没有完整的信息,没有表达看法偏好的自由(言论和表决,都是表达看法的过程),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呢?你根本不知道人民的偏好是什么,怎么作出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呢?

好了,具体的例子就不举了,这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因为价值观是很难用逻辑来论证的。

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不言而喻,退一万步,就算这种差异大到了需要剥夺人基本权利的地步,我也并不认为精英会多么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相反,一旦拥有垄断的信息权、话语权、决策权,精英只会想方设法从普通人身上捞取利益罢了。如果这正是你鼓吹精英主义的理由,那么请记得,你很可能是被剥削的那一方。

基督新教的辉煌,也正是从普通信徒从教宗手里夺得圣经的解释权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无论教宗具有多么聪敏高尚的品质,也不免被垄断的权力所腐蚀,沦为捞取私利的工具。

可惜在有的国家,精英主义是深入人心的,不但深入精英的心,更是深入了广大底层平民的心中。一个底层平民持有精英主义立场,多么可笑的组合,偏偏大有人在,从小以来奴化教育的成果!如果一个人不能为自己发声,却渴望精英听见自己的心声,不是骑着驴找驴吗?

最后再来温习一下鲁迅的话:“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人们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希望每个自诩的精英,打着避免恐慌的旗号,向公民们隐瞒些什么的时候,不要忘了,武汉市长曾经也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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