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hear

寫作者,人類學人,繪畫學徒,目前旅居法國。在創作中,你我相遇。 fishear.art@gmail.com

儒家儒枷# 司馬遷的“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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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放飛隨筆,內容易引起嚴謹文史學家不適。

題目:司馬遷的“囉嗦”

類型:散文/隨筆

場景:從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說起

嵌入《論語》金句: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據西漢資深非虛構作家司馬遷爆料,孔子是他年邁的老爹與年輕的顏氏女在尼山祈禱野合所生的孩子。為了給孔子——這一自己无限崇拜的布衣圣人立传,司馬遷專門跑去孔子家鄉做田野調查。在那里,他參觀遺產古蹟,訪談孔子門生後人,詳查比對文獻,再思考排疑,最終得出了這個結論。於是在《史記》的《孔子世家》開頭,他寫下這樣一段話,成了後世道學先生即使羞得臉蛋通紅卻還要裝得一本正經解读的文字: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我們先來觀察司馬遷寫作這段用的筆法。我們知道,司馬遷的時代是用竹簡寫作的,也就是說,整部《太史公書》五十二萬字都是一筆一畫寫在劈好,連好的竹簡上的,工具準備的繁瑣和昂貴使書寫成為一件珍貴而慎重的事情,完全不同於今日,僅憑衝動就能在電腦上敲二百字的社交媒體時代。欲以《太史公書》為絕命書,“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司馬遷,在這樣一篇粉絲致敬偶像的重要傳記開頭,卻犯了一個寫作者最基本最忌諱的毛病:囉嗦。數一數他在短短的三個斷句中竟然重複使用了三个”孔子“。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縱觀整篇《孔子世家》,“孔子”二字在連續兩個斷句中出現兩次的情況,只存在於對話體和表現兩種完全不同的事件裏。比如: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 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兩個”孔子“,但是說的事情並不一樣。連續三個孔子密集出現在三個斷句裏,這是唯一一處。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文言文與白話文相比,最大的特點之一,在於簡潔。下面我們把司馬遷這段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看發生了什麼。

“紇和姓顏的女子野合後生了孔子。在尼丘祈禱後才有了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出生了。

作為白話文的直接翻譯,簡潔嗎?不簡潔。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現代的編輯就必須得跳出來修改了。怎樣修改更簡潔呢?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他是紇和顏姓女子野合後,在尼丘祈禱出生的。“

但是司馬遷是什麼人呢?在《漢書》中,班固寫道:“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班固提到司馬遷行文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即逻辑强,質樸不粗俗,不过度雕饰。

我們再來看《史記》中描寫另一位著名人物秦始皇出生時的用筆: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這段出生的故事裏,有秦始皇父母的八卦嗎?有。但行文簡潔麼?簡潔——父母,父母八卦,出生年月,姓名,出生地,沒一個廢字。

現在我們要問了,為什麼司馬遷在敘述孔子出生故事的關鍵情節時,如此不簡潔?要知道孔子在司馬遷那裏可算是光耀萬丈的文化男神,他之所以將《太史公書》作為絕命書,也有秉承父親教導,在孔子編纂《春秋》五百年後繼承文脈正統的意味,“小子何敢讓焉!“,《史記太史公自序》裏,他這樣談到自己的使命。

那麼,這樣一個行文質樸嚴謹的作家,在書寫工具如此難得的時代,寫作自己男神傳記的關鍵情節時,會出現精神恍惚的情況,說車軲轆話,重複囉嗦嗎?

你當然可以懷疑一切,用世界上沒有完美作品這點來質疑。互聯網時代,人們很容易陷入到一種思維模式裏,即看到一個作者的一點瑕疵,錯誤,疏忽,不同,不如讀者的地方,甚至在沒有理解的情況下就嘲笑,攻擊,否定其整個創作乃至於人品。這不是本文要做的事情。司馬遷的寫作能力,如天上日月,即使看到一點疤痕,也是“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看到日食,攻擊日月是不理性的,理解日月是必要的。

對這一問題的的解答,本文也不想從史學,文學或者文獻學的角度來爬梳古籍,“註釋”,“索引”。而單單想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來觀察,感受司馬遷行文的用詞,節奏和質地。我們知道,評論繪畫和畫畫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一個畫畫的人可以感覺到原作者用筆的輕重,構圖的用心,乃至不同顏料輕微裂痕所製造的效果,甚至會迷戀畫布上不經心的化學反應。而評論繪畫的人往往會無視技術細節,單從藝術史理論,哲學方面來剖析。

你也應該注意到,在本文開始,談到司馬遷時,本文用的稱號是“資深非虛構作家”,司馬遷是誰?中國歷史上光焰萬丈的史學家,可他也是一名作者,和今天社交媒体上的作者一樣,只不过他生活在兩千年前。如果生在今天,他同樣也會去圖書館查資料,背包去田野調查,說不定也會寫些符合“科學”標準的論文,遇上審查制度,被封殺,被下獄,被判刑。這樣想想,他與我們的距離,就不像日月那麼遙遠了。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司馬遷在敘述孔子出生故事時的“不簡潔”,會由此生發出一個關於寫作的問題:一個風格簡潔質樸的作者何時會出現文筆繁瑣的情況?

最普遍的狀況,就是初稿。初稿寫作,常常是憑藉了衝動,靈感和慣性寫下去,寫完後會有一刻自信心爆棚,迫不及待與人分享。可這癲狂狀態持續不了多久,只需睡過幾夜再看,就會羞得恨不得刨腹自盡:錯別字,重複,囉嗦,邏輯錯誤,語言不精緻,這時候,體內那個衝動小人也變了面孔,成了一個嚴厲的,神經質的,有強迫症的,恨不得全部撕毀文稿的混蛋。而只有將初稿中認為不妥的地方悉數改正,這個混蛋的病才會痊癒。

《史記》寫作前後十四年,司馬遷的情況,因為前面敘述的原因,似乎並不在“初稿”這一話題的討論範圍。當代作家木心先生談寫作時說,文稿寫出來,第一遍是恥辱,第七遍就是光榮了;清代作家曹雪芹的《紅樓夢》“批閱十哉,增刪五次“;唐代作家杜甫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而司馬遷“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作品,怎麼可以是初稿呢?那一代作者還沒有淪落到這般無恥的境地吧。

那麼排除司馬遷的不簡潔來自初稿的情況,這樣的用筆就涉及到他寫作時的心理特質了。由此,本文的邏輯推演將進入人文科學的主觀玄幻階段。

也就是說,寫有關孔子出生故事的三斷句時,司馬遷的用筆是審慎後的結果。他留下這樣略顯粗糙的表達方式,或許是有意識的丟一個包袱給後人。

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寫作問題:一個寫作者在什麼時候,會故意地粗糙,露怯?明知道有更平整的表達方式,卻不用,故意選擇有疤痕的表現方法。

我想大概是在寫作者內心糾結,不安的狀態下,在想說不能多說的時候,在他想把很多信息塞進短短的句子裏的時候。

楊雄《法言》在評價司馬遷的寫作時說過這樣兩句話:“多爱不忍,子长也。”他把司馬遷和孔子的“多愛”進行了比較,緊接著得出一個結論:“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換句話說,在楊雄眼裏,司馬遷是个好奇宝宝。好奇的人是什么样的呢?他對一切都感興趣,都不預先評價,而是張大眼睛,伸出所有觸角先去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那麼,孔子出生這麼大的八卦,難道不算是奇事嗎?“野合”,有人解釋成非禮成偶,有人解釋成春秋時期男女野外相會的風俗,相信司馬遷聽到的故事一定比這兩個字更瘋狂,更富含故事細節。“禱於尼丘”,這四個字又是何等豐富。為什麼要祈禱?誰去祈禱?是因為孔子哥哥殘疾,父親需要一個健全的兒子;還是母親急於被孔門承認,盼望得子入門;再或者,孔子這樣的“布衣聖人“可能會是神靈的後代,正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一樣傳奇。這裡面有太多的材料和故事了,好奇的司馬遷想一一記錄。

而他又那麼多愛,愛著歷史記錄,更那樣深刻地愛著孔子。如果他完全記錄聽到的故事,一旦失察,就會為孔子生平添上不小的爭議;而如果他不去記錄,為聖人隱,又辜負了自己對歷史的忠誠。一個好奇的人偏偏有很多愛,就有很多不忍心。

想要下筆得更謹慎,怕遺漏細節,怕後人無法追蹤;想要依照好奇的本性,寫得更瘋狂,卻怕不符合事實,所幸這樣說,就不願意再改。

如果我們推測得再大膽一些,這三個斷句,恐怕是司馬遷本人或者後人刪減後的樣子。不過不論怎樣,這小小的疤痕都導致《史記 孔子世家》論述孔子出生故事時奇怪的“囉嗦”風格。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記錄了孔子編纂歷史教科書《春秋》時的一段故事:孔子聽訟時,文辭還可以與人共享,並非獨有,可到了編纂歷史教科書《春秋》時,記錄就記錄,刪除就刪除 (“筆則筆,削則削”),連以文學著稱的子夏這樣的弟子都不能加上任何辭語。把《春秋》傳給弟子時,孔子又說了一句話:“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看來孔子其實知道,即使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小心謹慎或者老奸巨猾地向老天學習不言不語的藝術(天何言哉?),《春秋》一書已經像一個罐頭瓶,將他的思想,個性和風格封存下來了。而這些都是辨認一個獨立作者的重要標誌。當司馬遷將孔子這句話寫進《史記》時,又何嘗不是借著孔子的口,給後世讀者寄送了一句情話。或許那年,風華正茂,站在孔林前的他,也曾遙遙想過千年以後,有人會閱讀他的作品,記得他,尋找他,或許那時的他也曾盼望,人們觸摸他文字的同時,也能輕輕地撫摸那些藏在文字裏的坎坷和疤痕,繼而最終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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