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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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你永远有选择的自由|致武理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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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同事问我毕业于哪所大学。

我很快回答“武汉理工大学”。

提起自己的母校,一般人的反应也许是骄傲,也许是很多有关青春的回忆。

但事实上,我和校友们却常常害怕对方听到这个名字的反应,“是那所让学生叫爸爸的大学吗?”

导师精神虐待研究生致其跳楼、王攀、陶崇园、建设一所让世人叫爸爸的大学.......这些话题、名字、调侃,成为笼罩在我的母校在舆论中的形象。

哪怕过去了两年多,当学校意图恢复导师王攀的教学资格时,汹涌的民意又如潮水般扑来。

谁说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




 “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这句话,我在大三也听过。

那是2015年,武汉理工因为一位个性老师登上“热搜”。

 一名计算机学院的老师在选修课上,为了让同学们领悟“不要盲目相信权威”。在课堂结束后趴在门框处,让学生从他身上跨过去,走出教室。

这件事原本被校园媒体当作学校轶事进行了报道,在学生的理解中,老师让学生跨越自己的行为,与《死亡诗社》中老师让学生们站上桌子,换个视角看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武汉本地媒体闻到了这件事里可发酵的元素,以高校教师主动寻求“胯下之辱”的震撼标题报道了这件事,大众的情绪被“胯下之辱”带来的联想点燃,老师的行为被解读为变态。 

为了澄清事实,我和校园新闻团队里的朋友决定撰写一篇站在学生角度的文章,驳斥武汉当地媒体的措辞不当和明显引导性。我们认为“学生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任由外媒对武汉理工进行污蔑。”

这篇文章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全校的师生转发到了几万阅读。但此时学校的宣传部门却跳了起来。

他们认为我们不应当为自己发声,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直到互联网遗忘了这个热点,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朋友坚持不删,表示这样发声是希望还原事实,替那位老师和学校挽回形象。 

最终,迫于校方“如果不删,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毕业”的压力,我们删除了稿子。

但是,删掉稿子,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信服。对于学校处理舆论的方式,我们有很多疑惑。

面对外界的质疑,无论好坏,保持沉默或者以糊弄的态度应对,就是最佳的解决方式吗?

王攀这件事给了我们答案




2018年,陶崇园学长从宿舍楼一跃而下。

他以死亡控诉了他的导师王攀,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威,逼迫他做出违背自己的意愿的行为。

给导师按摩、洗内裤、管对方叫爸爸、无条件的服从对方的所有指令,想要找工作都会被以撤销学位胁迫。

曝光出来的对话截图,激起无数人的愤怒。这些人可能已经离开学校,也可能同样在遭受所谓的学术霸凌。

他们深知如果不是看不到生的希望,不知道如何才能在保有自己尊严的情况下拿到学位,一个前途大好的年轻人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有的愤怒冲着武汉理工而来,但熟悉的处理方式又重现了。

学校要求所有老师和学生,不准转发陶崇园报道,不准讨论相关信息,违者将影响工作或毕业。

或许他们期待着等待外界风平浪静后,学校就能重回平静。这件事会像之前所有淹没在信息流中的热点一样,被遗忘,人们会忘记陶崇园的死、忘记王攀。

但是当11月20日,王攀的名字出现在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公示名单上时,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汹涌汇集。

这一次,校方期待的平静未能如愿来到。



学校的态度一如既往,而正是由于他们总是试图掩盖,不做出正面回应,羞耻始终缠绕着武汉理工的名字。

原本这仅仅是一个教授的私德,现在却成为了这所学校乃至它全体师生的耻辱。

写到这里,我并不是要指责学校,因为一个房间如果发现一只蟑螂,只能说明角落里早已遍布蟑螂。房间只是静物,重要的是如今还在那里寻求知识和成长的人们。


是的,对于已经从学校毕业的我来说,更担心的是还在理工大校园里读书,还与学校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你们。

 也许你是刚进大学的新生,还不知道这所学校的过往,第一次经历自己学校因丑闻上热搜的冲击,强烈的耻辱感让你正茫然不知所措;

也许你是两年前就经历过“历史”的老生,你也曾愤怒、失望和反抗,无奈最终迫于压力而妥协。如今,“历史”重来,没有了第一次的冲击,却多了几分无助和绝望。 

这些天,对于已经毕业的我来说都万分煎熬,心里激起千种思绪,何况是你们呢?

谁曾想过,还没出社会,正处在暴风中心的学生,现在正经历着什么?

想到这些,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沉默。

两年前,“武汉理工”第一次和“丑闻”一起出现在热搜,所有武理学子被深深创伤的那次一样。当时事件来的太过突然,随之而来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太过强烈,让我们来不及做更多反应。 

但从心理学角度讲,“母校在丑闻面前不作为”,是足以让每一个曾对学校有过期待、有过情感的学子,在心灵层面深深受伤的现实事件。

在校的你们,毕业的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也许表现天差地别,但我们是在经历同样一件事情——心理创伤。 

面对创伤时人会有哪些反应?心理学家说:认同、攻击,或隔离。 

回想起两年前,包括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了其中之一。有人曾尝试为学校说话,有人曾彻底否定学校,也有人试图与学校划清界限。 

我想说,这些,可能都是当时事件巨大的冲击之下,你我的自我保护,是人在面对重大创伤时的些许本能。保护自己从来没有对错之分,请不要因为曾经的任何表现而责备自己。

但在“历史”重复的今天,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思考——有了对自己状态的觉察,我们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冲击? 

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正确答案。

因为人是复杂的,有着无限可能性,没有人能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只能尝试理解你们正在经历什么,只能帮助你理解自己已经或者将要做出的选择。

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战或逃反应”。面对威胁,经过最初的惊慌后,人会根据自己的本能,直觉判断出最适合当下的反应——逃跑,或战斗。

或许是通过对自我能力的评估,或许是通过对威胁程度的判断,每个人在任何情境下,都有权利自主选择应对方式。

也许多年来积累的经验让你习惯性的“逃跑”或“战斗”,比如认为“权威就该服从”或“做得不对就该被攻击”,无论是哪一种,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这个当下重新想一想,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是否还有更适合你的选择?

 

比如,

也许你可以选择在自责或状态不好的时候,先照顾好自己;

可以选择在自己害怕的时候慢下来,寻求靠谱伙伴支持;

可以选择在不那么危险的时候,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以选择在他人麻木的时候,记录下你所经历的这段故事……

 

无论如何,请记住,我们在经历共同的创伤,我们永远都能够选择,且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接下来做些什么。当我们决定从惊慌和惯性中暂停下来,重新看看自己正在经历什么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已经不一样了。 

就像“武汉理工学生”这个身份所代表的含义,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后,就已经和以往不同。



每个人都对大学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它是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探索未来职业方向的所在。有的人到这里追求知识、有的人追求学位、有的人追求真理.......

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更深的教育,都发生在课堂之外:下课和朋友在校园里采写新闻,在北京媒体实习,暑假到广州参加青年新闻营,来公益组织实习......

近两年来,我跟学弟学妹们沟通发现,现在校园里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大学仿佛越来越像一个学位证书发放所,和进入社会的最后一个避风港。

学生们的活动越来越聚焦于参与形式化的主题课、打比赛、竞选优秀学生,看到这种场景,我总会禁不住一阵唏嘘。 

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才能不再用权威来威胁和控制学生?不再用单一的“优秀学生”的标准筛选优劣?而是支持青年人看见人生的不同可能性,给予自由和机会去试错和探索。 

陶崇园姐姐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改良校园教研体系,避免悲剧在其他学生身上重演。

而什么是我们期待的好教育?是更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一家专注“社会创新”的研究机构曾分享过
好的教育终究是通往自由的教育,是让人有动力、有权利、有能力去自由地探索未知的教育。遗憾的是,在主流的学校教育中,我们从来没有自由地学习过,也从来没有在学习中学会自由。
想想我们小时候,每天出门上门前,父母最爱说的话是什么?
“乖了,到学校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遵守纪律”
如果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给予学生自由学习的权利和机会,永远禁止他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学会“如何成为自己”。


欣喜的是,昨晚睡前看见武理在校生发起联署签名,大家正在探索着向前多走一步。

其实看见联署签名的时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担心,也不相信“联署”的实质作用。甚至,一场大型的联署签名可能会让在校生被学校约谈,加上突然受到多方媒体和公众关注,带来影响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隐私侵犯,甚至无形间造成创伤....... 

想到这里,我反而平静了许多。因为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反对联署这件事,只是想支持学弟学妹们,支持他们面对可能到来的压力和变化。

我也很感谢他们发声,让公众从“没救了,现在的高校就是这样”的悲观境地逐渐松绑,让“武汉理工学生”这个身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形象。

正是因为他们敢于发声,我们才再次从沮丧里重新瞥见了希望。

这是我所期待的大学特点:不同群体都能表达声音。这也是我所向往的青年模样:勇敢、独立、追求社会公义。

在我们真正有动力、有权利、有能力去自由地探索未知之前...在王攀和以王攀为代表的大学权利体系,真正意识到“青年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之前...

不怕。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陶崇园这个名字。


From 三位武理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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