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澳观察——民主、半自由与殖民地

上个月中旬，第一次踏上了台湾这片土地，对台湾这个岛屿有了一些直观的认识。

之所以是台港澳观察，是此次旅行的路线正好横跨台港澳三地，三地对比，才有更直接的认识。

澳门：殖民地小城

如果要我在台港澳三地之间做一个选择，摒除政治因素的话，我会选择澳门。自2009年起，澳门和香港都是我经常踏足的土地，算是离开中国大陆的第一步。在我的印象中，澳门是一个小城，这个城市只有3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不足广州的一个越秀区（越秀区土地面积为33.8平方公里），且大多是岛屿。宁静，闲逸，适合生活。这是我对澳门的第一印象。当然，如果选择了宁静和闲逸，自然就没了拼劲，自然就缺乏拼搏向上的精神，因为这是一个生活的小城，在茶餐厅里点一个猪扒包，一杯柠檬茶，再捧一本书，可以宁静闲逸地度过一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赌场里一掷千金，在澳门大大小小的教堂里望弥撒。说起澳门的赌场，它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赌场了，赌博只是这个场所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购物，休闲，旅游，各类文化表演，赌场在澳门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可以说，在澳门，如果你不涉足政治，那么你拥有足够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度甚至远大于在中国大陆。这里拥有出版的自由，你阅读和销售什么书，不受限制，不用担心国保因为你卖了不该卖的书而敲你的门，约你出来谈话喝茶，你也可以上Facebook及其它各类社交网站上说你想说的话，甚至可以自办媒体，该有的自由，一应俱全。但是，澳门毕竟还是殖民地，虽然现在已经回归18年，但殖民地的思维依然存在，并且根深蒂固。这一点可能对于生活在台湾和香港的人来说，都是匪夷所思的。

在我离开澳门转机去台湾的那天，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刚刚经过位于澳门半岛黑沙湾的一个叫“海一居”的楼盘，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楼盘的业主出来抗争，事情并不复杂：开发商保利达从政府那边拿到了土地，准备开建的时候就已经出售期房，然而，开发商在拿到土地的时候就已经负债累累，出售期房所得早已拿去抵债，因此，虽然获得了土地，却迟迟未能动工，终至烂尾。如果是法制健全的话，业主大可以发起集体诉讼，要求开发商退款，或者政府退地重新招标找新的开发商来开发此地，但是开发商和政府之间却踢起了皮球。只苦了这些业主，花了大量的钱却看不到房子开建，并且工程一拖再拖，至今已经是第三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香港和台湾会怎样解决，但是澳门人的思路就是求中央干预，希望来自北京的“钦差大臣”能够主持公道。我知道澳门政府和黑社会之间因为赌场而拥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新闻自由也并不是真的自由。但是澳门这种仰赖“青天大老爷”的思维，和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没有太大差异，事实上，海一居的事情只是一个点，业主虽然也集会，也抗争，但都是在呼唤“青天大老爷”，包括和我聊天的出租车司机也是这样的思维。那时候恰逢刘晓波博士病重，海内外都异常关心，在提及刘晓波先生的事的时候，司机依然说北京虽然黑，但澳门也十分黑暗，让更黑的吃掉相对不那么黑的，为广大民众主持公道，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回顾澳门的历史，这个小城一直在宁静、闲逸中度过。在万历年间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300多年的时间里，作为殖民地的澳门，是中国对外的贸易港口，但随着近代香港的开埠而逐渐衰落，以至于澳葡政府干脆把曾经的码头填平以兴建赌场，澳门的博彩业因此而开始兴盛。在后来的100多年中，澳门并没有像香港那样接受了大量的难民，即便是在二战期间，因为其宗主国葡萄牙的中立国地位及其邻国西班牙的亲德政策，从而避免了战火。虽然因为如此，澳门的常驻人口却一直比较稳定，并没有像珠江口对岸的香港那样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因此，也没有出现反对派，导致中共在澳门的渗透一直都比较顺利，特别是1967年澳门的三·一事件之后，中共已经在实质上统治了这块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直到1999年澳门回归，澳门都没有出现像样的反对运动。也因为如此，澳门人在长达400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中，养成了一种殖民地思维，而期盼“青天大老爷”，是一种殖民地思维的体现。

台湾：民主的代价

在台湾的六天，最直观的感受是，在这个岛屿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那么明显，这也能够诠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抗议，甚至抗议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我离开台湾不久，总统府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再次热闹起来，这一次，是来自台湾全岛的各路神仙，抗议政府以环境污染为名裁撤各路神仙的香火。抗议活动办得热热闹闹，不像抗议反而更像是嘉年华。而我在台湾的那几天，恰巧又爆发了因为”前瞻“预算拨款而导致的蓝绿两党派的冲突，甚至这样的冲突登上了国际新闻的版面。反对党议员带上了水球，因为政见不和而大打出手，而在立法院内，国父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就立在墙上。作为民国的创建者，如果看到议员们因为政见不同而互扔水球，大打出手，将议会变成角斗场，不知是否会哭笑不得。

台湾最美的是人，这是我对台湾最直接的印象。在Whatsapp群里，有不少台湾的朋友，我和他们素未谋面，但得知我要去台湾的时候，都积极出谋划策，当导游，安排行程。甚至在大型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抱歉做了个广告哈）中，我在公共频道说要去台湾，一样有对岸的网友告诉我要去哪里，可以去哪里，有什么美食等等往往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虽然和他们都素未谋面，但却能感受到他们的那股热情，那是一种在大陆已经看不见了的真诚，哪怕是素未谋面。

另外要说的是夜市，这是台湾的特色，但夜市的形成，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近年来台湾经济衰退，就业率降低，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老年就业也就更加吃紧，因此不得不转向小商业，或开店，或摆摊，店面和摊档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夜市。夜市的形成，是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台湾这个地方对人的一种尊重。小贩们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有的自然做大，从小推车变成门面，从门面变成连锁店。而警察并不会不会像城管那样见到小贩就驱赶，自然聚，又自然散，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对于夜市，政府也不是不想管，我一度记得在广州住家的楼下有一家台湾小食店，叫圆环小栈，通过介绍，得知圆环是一个自1949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夜市，但是，今天这个夜市却不复存在，其原因正是因为政府这只到处乱摸的手干预了夜市。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希望改变夜市的“脏乱差”的形象，让夜市变得“高大上”起来，于是政府砸下巨资改造夜市，夜市被装饰得富丽堂皇起来，但是却因为租金过高，再也开不起来，原来在圆环的商户们，都四散到圆环周边继续营业，或者干脆推车进入相距不远的宁夏夜市。最后只好在柯文哲当选市长后，将这个拥有60多年历史的夜市拆除。

除了圆环，在台北，在全台湾，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夜市，小贩们的自然聚散，形成了台湾的特色，又变成了旅游景点。这在中国，在香港，都是难以想象的。与之对比的是，2016年春节，因为后来当选为立法会议员的刘小丽的一次“撑小贩，重返桂林夜市”的“公民抗命”，而爆发了香港自回归以来最严重的警民冲突。我想，如果香港政府像台湾这样对小贩有这样的一种包容的话，不至于会出现这样的骚乱。而在中国，这样的事件则几乎每天上演，甚至有了夏俊峰杀死城管这样极端的案件出现。

有人说，台湾是亚洲民主的标杆，这的确没有错，这个国家新闻自由度亚洲第一，也没有错，但是，我想说的是，民主也有它自身要付出的代价。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自从议会在英国出现以来，议会的主要作用就是争吵，议员们在争吵中达成妥协，最终推动社会的缓慢进步。相对于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的进步显然是缓慢的，各种各样的议题都能在议会中引发争吵，海峡对岸的后极权国家随着经济改革而一日千里，台中的捷运却能建了十多年依然建不好，公共交通依然不完善，当我吐槽台中的公共汽车的间隔需要30分钟令人不可思议的时候，却还有对岸的网友说南部嘉义的公车间隔是两小时，让人直掉眼镜。无论对于旅客还是普通市民来说，公共交通的缺失，应该是台湾进十几年来经济发展停滞的一个缩影。

我们能看到台湾虽然有亚洲第一自由的传媒，媒体无底线讨好读者需求，即时新闻泛滥，阅读缺乏深度。我们能看到台湾的政坛十分热闹，解严30年来，政党，媒体的数量一直在增加，无论是国家议会还是地方议会，也都热热闹闹地争吵，热热闹闹地动手，甚至议员们在打完架之后还能坐下来一起吃便当喝珍珠奶茶。但是，也正是因为议会这样热热闹闹地争吵不休，导致诸多公共资金拨款无法到位，导致诸多公共建设无以为继，导致城市建设停滞不前，从而进一步导致年轻人只能拿着那22k的薪水却工作得累死累活。

对小贩的尊重，是民主的结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城市公共建设严重滞后甚至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也是民主的结果，对于前者，是好事，因为它体现出一个良好的制度对人的尊重；但对于后者，应该就是民主的代价吧！

香港：从自由到威权

我是7月19日从台湾抵达香港的，在香港匆匆两日，但这却是我着眼最多的城市。2009年我第一次踏足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是羡慕香港的人们的，有自由，有福利，至少，这是一个对底层民众友好的政府，有公屋，有几乎不花钱的公立医院，有良好的教育。但是，随着对这个城市的了解一步步加深，却发现香港除了自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公屋？公众排队轮候公屋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政府批地优先批给大商家兴建私人楼宇，公屋的数量少得可怜。公立医院？对，今天的香港市民去公立医院看病依然是几乎不花钱，可是，排队的时间就会让你欲哭无泪，除非是类似于心梗，脑梗这类需要急救的疾病，否则即便是癌症，也要排队，甚至到死也排不上公立医院。当然，你可以选择去私家医院，前提是你是中产，买了足够的保险，或者你是富豪，有足够的钱去私家医院看诊。很多大陆中产移民香港，是看上了香港良好的教育，但随着2012年国民教育的引入，小学3年级开始的TSA考试，香港的教育已经逐渐中国化。

在香港，经常能见到70多岁的老人家仍然在工作，或拖着小拖车搬运货物，或在路上开出租车，70多岁不是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吗？为什么还要工作？原来，这个城市欠缺退休养老金制度，退休？那是中高级公务员和大企业高管才能享受的待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退休时一件奢侈品。

香港唯一还享有的，是自由，自由曾经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新闻出版自由，三权分立的政府，曾经是香港引以为傲的城市特色。在97回归前，香港正从自由走向民主，可惜的是这一切来得太晚，回归后，立法局和行政局被行政会议和立法会所取代，所拥有的自由度也就愈来愈少。在我抵达香港前的7月15日，香港法庭刚刚裁定4名反对派议员因为宣誓不合格而丧失议席，去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取得关键少数的喜悦转眼变成了悲剧。一个月后的今天，2014年参与雨伞运动初期起关键作用的双学三子分别被判囚。曾经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逐步被红色资本收编，我小时候追看的TVB变成了CCTVB，香港各大平面媒体被中国国资购买，控制，最终变成中共的喉舌。唯一值得看下去的壹传媒，也独木难支，最终不得不准备将整个传媒集团转卖，媒体的自我审查早已开始，自由已不再，所具有的只有服从于北京的威权，一国两制成了一个笑话。

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长期没有立法的基本法23条将通过立法（俗称国安法），和理非非的抗争失效，反对者将使用更加不理智，不理性的抗争手段与那个看不见的对手对抗，自焚，自杀性爆炸，甚至暗杀都是可以预见的形式。如果建制和反对派没有守住底线的话，香港将在不久的将来以一种十分悲壮的形式迎来军管，在香港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军管，那是在194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日军占领尚且有期，解放军的军管，可能就遥遥无期了。

在我抵达香港的那天，添马公园聚集了5000多人，大家以自己的方式海祭刘晓波，那天正好是这位中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七。而在七天前，我在台北，惊闻博士去世的消息，在中正纪念堂有人组织博士的追思会，我抵达现场的时候，只有稀稀拉拉的人聚集，对比之下，我知道，台湾已经逐渐远去了，而香港的未来，应该也不会有多好，除非中共垮台。

（本文於2016年8月發布於個人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