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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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青/Gender Studies/Journalism/Feminist/Mainland-born/HongKong-based/NintendoSwitch/C-pop & K-pop fan(以上tag排名不分先後)

疫情期間,我與生活、與自我的「和解」

春節返鄉之後,我就一直待在內地的家中,遠程完成了在中大碩士班最後的半年課程,直到五月底才回到香港。在我成為一名「港漂」之後,這是第一次連續在家的時間超過3個月。互聯網上曾經盛傳「兩周定理」,即回家不要超過兩周,否則就要與父母爭吵了。從我過去幾年的單一樣本實踐來看,這條定理基本可以應用到我的家庭生活中,加上在港的生活越來越忙碌,我的單次回家時長基本固定在一周左右,來不及出現爭吵,即使出現爭吵,也來不及惡化到傷感情的地步。

我的原生家庭是一個相對自由主義的環境,家裡的條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但幾乎所有的資源都已經傾注給了我。很多朋友會問: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人在習慣了「擁有」的狀態之後,會將已有的一切事物當做理所應當,轉而去關注、去追求自己所缺乏的。而按照我心中最理想的家庭標準去衡量,99%的中國家庭都是不合格的,就連我自己都不敢保證自己今後可以成為自己「理想」中的父母。

我渴望的很簡單:我希望生活在一個少一些偏見、少一些雙重標準的家庭環境裡;我希望“善良”是一種言傳身教。

舉一個並不恰當的例子:前幾年我表哥和一個身體狀況欠佳的女生談戀愛,我沒有見過那位女生本人,但從長輩的閒言碎語裡聽到的是,她的長相和家庭條件不算出眾,性格內向不敢說話,但最讓他們頭疼的就是她的身體狀況,像是隨時會拖垮兩個家庭的累贅物一般。可是我表哥當時就對這位長輩眼中一無是處的女生死心塌地,大有“非她不娶”的架勢,氣得外婆和舅父,一個心臟疼,一個血壓飆升。直到前年他們和平分手,外婆終於放下了心裡的一塊大石頭,那時我陪外婆散步,她說起這件事時笑得合不攏嘴。我後來真的反問過我的父親,你不同意我表哥去娶一個身體不好的女生做媳婦,那萬一你的女兒身體不好呢?她是不是這輩子不用嫁人?父親用玩笑式的語氣回應道:“那我砸鍋賣鐵也要把你治好”。我相信他在這件事情上絕對是言出必行,但這件和我沒有什麼直接關聯的小事,卻成了我在「性別平權」道路上的一個初步的啟蒙。

而關於「化妝」這件小事,我的父母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我父親會欣賞素顏的自然美,認為我買的所有化妝產品都是中了消費主義的陷阱,為上層建築交的「智商稅」;我母親則非常佩服我「出門必化妝」的「勤力」,她也想效仿,但因為至今沒有學會畫眼線而就此作罷。這個習慣的來源,大概是本科時到日本做交換生,在日本的校園裡女生素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東亞面孔的女性在這裡,如果以素顏示人,且不戴口罩,她會被自然而然地歸為「中國留學生」。當時我的宿舍在一個叫江古田的小鎮,搭公共交通去到位於市區的早大,需要預留至少一個半鐘,更何況我幾乎每天都有9am的早課——即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之下,我也被這個環境影響,開始每天化妝,把化妝當成一種女性的責任和義務,把被人看到素顏當成一種失禮和不尊重——這是一種內化(internalize)父權思想的過程。更諷刺的是,當時在早大,我們還在學習日本的女權運動,學習日本婦女的抗爭歷史,而我卻在不經意間,墮入了父權壓迫的意識形態陷阱。

而在疫情期間,「出門必化妝」的先決條件不存在了,我也幾乎四個月沒有拿起過化妝品,除了要求出鏡的online presentation。我以為自己會忘記化妝的手勢,沒想到拿起眉筆的那一刻,我發現這已經成為肌肉記憶了。

其實我父母對化妝的不同態度,恰恰代表了兩性對「性別規訓」的看法。雖然online presentation只要求出鏡不要求化妝和dress code,但我在「性別規訓」的影響下,把素顏被同學和老師看到當做一種失禮和不尊重的行為。母親為我遵守「規訓」而喝彩,殊不知我內心多麼痛恨自己的不爭氣和自卑;父親則認為我是「多此一舉」、浪費時間和金錢,我想他永遠不會理解女性在父權結構中生活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

而在疫情期間,除了極少數時間,身體規訓暫時失去了效力——我長期穿著睡衣、拖鞋、素顏在家中遊蕩,我的隱形眼鏡也積灰了——這又是另一個關於規訓的話題。我並不習慣戴隱形眼鏡,但電視新聞行業的潛規則是「女主播不能戴框架眼鏡,但男主播可以」。也許有人會反駁,有線的關善茹不就是戴框架眼鏡的女主播嗎?但你沒有看到的是,她的資歷,她的業務能力,以及儘管如此仍有嘴碎的網民在匿名的空間裡對她的形象冷嘲熱諷。本科時因為news anchoring課程的考試,我去配了人生中第一副隱形眼鏡,甚至在新聞室以外也開始佩戴隱形眼鏡了——不是因為方便,而是一種「框架眼鏡見不得人」的規訓思想。也是在疫情期間,我才開始反思這種性別的規訓和物化,我才真的意識到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支撐女主播形象的,是她的專業和冷靜,而不是隱形眼鏡和化妝品。

我不奢求改變別人,甚至是自己的親人,我只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嘗試反抗規訓,也許是在疫情期間成為習慣的「懶惰」的進一步延續,也許是在不能出門又厭倦信息爆炸的封閉時段裡與生活、與自我的和解成果不想就此磨滅。在交齊論文之後我發了一條朋友圈,我說這一年在課堂上學到的很多東西,考試不會考,但生活會考,或者說,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疫情期間書單:

《規訓與懲罰》[法]米歇爾-福柯 著;劉北成 楊遠嬰 譯;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 Naomi Wolf. Vintage Feminism;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佈》[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吳叡人 譯。

作者介紹:職業廢青,副業打拳。只要你不罵我,我們就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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