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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民族关系:马戎 郝时远 张海洋对谈(4)

胜利油田在山东开矿采油就是这样,没有给当地财政和民众带来什么利益。但是山东的汉族百姓对胜利油田的反感,不会联系到“民族”问题,这就跟维吾尔族对中央企业在新疆开采油气的看法不一样。山东汉族居民会说政府官员剥削老百姓,央企剥削我们基层社会,而新疆的维吾尔族就会说这是汉人掠夺维吾尔族的资源。

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化削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马戎:现在我们面 临的情况和50年代的形势是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些政策在50年代行之有效,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当年的许多口号现在已经没有感召力了。一个文化革命把中国社会完全翻了一个个儿,把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干部的威信都破坏了。我们怎么能够把这种深层次的破坏再修复起来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后,原来的很多做法今天都行不通了。原来人们心目中的阶级弟兄情谊、革命同志情谊是超越了“民族身份”认同的,而现在很多人凡是遇到包含有“民族”因素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凡是涉及人员具有不同的民族身份,很多人都会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解读。

当然,如果矛盾双方都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譬如许多中央大企业在处理与地方关系时是很霸道的,这些大企业的老总有的都是部长级,关系“通天”,省委书记和省长也要敬他几分,他们怎么会把地方官员当回事?怎么会去考虑地方群众的利益?他们想的就是如何追求企业的高额利润。胜利油田在山东开矿采油就是这样,没有给当地财政和民众带来什么利益。但是山东的汉族百姓对胜利油田的反感,不会联系到“民族”问题,这就跟维吾尔族对中央企业在新疆开采油气的看法不一样。山东汉族居民会说政府官员剥削老百姓,央企剥削我们基层社会,而新疆的维吾尔族就会说这是汉人掠夺维吾尔族的资源。

群体性事件在沿海省份也很多,有的是反对建设造成环境污染的工厂,有的是对政府强拆的抵制,有的是对公安野蛮执法的抗议,有时聚居的人群规模也很大,也有烧警车、冲击政府办公楼的暴力事件,但是目标很明确,总是针对直接相关的政府机构或具体企业,而且这些群体性抗议事件不会以杀人为目标。而乌鲁木齐的“7·5事件”则是以另外一个民族的任何成员为目标,你是一个汉人,这就构成了我要杀你的全部理由,你不必做过什么,我也不必认识你。你长得像汉人,我就要杀你。这种行为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种族清洗的行为。纳粹要消灭犹太人,也不管这个犹太人具体是什么人或做过什么事,是犹太人就该杀而且可以杀。极端主义的“圣战”要杀“异教徒”,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汉人地区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和新疆以鲜明的“民族”特征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性质和造成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它的起因很可能是央企的霸道行为或者基层干部的素质问题,但是同样的原因、同样的行为在汉族地区和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带来的后果不一样。今天人们之间不再是阶级弟兄,他们现在头脑当中最强烈的认同意识是自己的“民族身份”,发生任何事情时,都会考虑这里是否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原来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共产主义理想、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弟兄等)已经被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在“拨乱反正”以后“民族”变成了最重要的认同身份。现在人们对自己自治区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的“民族理论”讲“中华民族”吗?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最核心的认同对象的结构和定义都已经改变了,很多问题都是以民族身份来解读。

在50年代,当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是相对比较淡薄的,那么我们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今天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强烈?我觉得,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讲,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宣传,不管是政府编写的“民族理论”教科书,还是在学校教室里的“民族”宣讲,还是制度上的“民族识别”与身份认定,都把56个“民族”这个群体身份高度凸现出来并政治化了,而随后实施的各种民族优惠政策,文革后“拨乱反正”时的“落实民族政策”,这些也都在潜移默化地不断强化中国各族民众内心的“民族”意识,也必然会削弱和淡化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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