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薛翔：民族认同的错位——“台独”谬论剖析

产生于抗战结束，有一系列国际背景支持的台独势力，经过40年的变幻，在80年代后起台湾政治，社会力量重新组合的历史转折关头，由海外转至岛内，在国际和岛内复杂因素刺激下，不断膨胀，成为影响台湾政局发展，阻碍祖国和平统一的严重障碍。1987年4月，在台湾当局宣布接触戒严的前夕，出版商郑南榕率先在公开在岛内鼓吹台独。8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在正式通过的章程草案中公开标明“台湾应该独立”的口号，成为近40年来台湾第一个公开把“台独”作为政治诉求的团体。继之，部分民进党人士公然提出“台独”的政治主张，台独声浪顿时高涨，与此相配合，宣传台独的书刊逐渐出现于民间书肆。在文学艺术领域和报刊上，也出现了散布“台独”思想的种种谬论。1989年底，围绕台湾三项公职选举，“台独”言论更是甚嚣尘上，民进党“新国家连线”的32位“中央”与地方候选人，在各种公开场合大谈“台独”前景，扬言组成“命运共同体”，“暂与台独理念共存亡”，造成“台独”思想大泛滥的严重局面。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引起一切关怀台湾前途和祖国统一的炎黄子孙的严重观众和忧虑。因此，有必要剖析“台独”的理论主张，揭示“台独”思潮产生和泛滥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以揭露其理论的荒谬和推行“台独”的巨大现实危害。

一、弥漫于台湾的几种“台独”主张

弥漫于台湾社会的各种“台独”论调，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台湾主权未定论”

此论调是台独分子鼓吹最力，流传最广的主张。持此看法的台独分子声称，在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中，日本虽正式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益和领土要求，但并未宣布台澎并入任何国家，所以台湾的归属一直悬而未决。在1952年4月28日由日、台签署的《中日合约》中，也同样没有规定台湾归属于任何国家。台独分子还宣称，在1954年美、台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虽承诺协防台、澎，但美国参议院通过此条例时特别声明，“此条约的批准不能被解释为对台湾，澎湖未定的法律地位后主权归属有任何改变或影响”。台独分子这些论调在事实面前显然站不住脚。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波茨坦宣言》明文规定，战后台湾归还中国，目前世界130余国，无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此乃国际公认的一般常识。

2.“住民自决论”

台独分子宣称，《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归还中国“系少数重要盟国基于军事上的策略”，“未周全顾虑所有的因素”所作的“权宜”决定，依据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人民自决”原则，《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与联合国宪章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台湾住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亦有权决定是继续留在中国，或者宣布独立。

1987年之前，“台独”旗帜一直隐蔽在“住民自决”的口号下，朝“台独”的目标做试探。

3.“独立保台论”

台独分子说，台湾唯有独立，才能改善外交处境，并且可因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而谋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关系，“维持目前已有的国力而且将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台独分子还声称台湾与大陆相比，虽然较小，但“排在世界约140个国家中前三、四十名的台湾共和国岂有太小而不足言独立之理？”

4.“现实状态定位论”

根据此说，由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上存在两个政治实体，隔绝40年双方实际上已“和平共处”。加之1987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在演讲中声称，国民党绝对不是要“取代中共政权”，台湾当局无异于已默认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蒋独”或“国民党式台独”的局面，宣布台独，只是把现实状态明确定位而已，并将“因台湾共和国的建立而归于名实相符”。

数十年间，由台独分子积极鼓吹的各种台独主张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所谓台独主张，也并非以上所举四类。但在这些或明或暗的台独言论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少数台独分子处心积虑，精心编造的“台独”理论基石：“台湾民族论”。

二、虚妄的“台独”理论基础：“台湾民族论”

80年代后，台独分子鼓吹分裂国土的言论逐渐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一些貌似学理问题，实则别有用心的谬论纷纷出笼，诸如“台湾民族”、“新台湾民族”、“台湾新国民”、“新国家”等论调甚嚣尘上，配合着不断扩大的台独势力的政治活动。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否定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否定台湾居民是中国人的确凿事实，企图证明“台湾最终问题是民族问题”，台湾的前途，唯有脱离中国而“独立”。

1.“种族论”

此论最先由台独“元老”廖文毅提出，因其荒谬绝伦，早被抛弃，但近年来又被少数人重新拾起。廖文毅声称，“台湾人在人种学上与中国人不同，台湾人为荷兰人、西班牙人、高山族和汉族人的混血”。“种族论”经不起任何事实的检验，即使当初鼓吹最力的廖文毅，在1965年脱离台独，返回台湾后也公开承认此说的荒谬。廖文毅说，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论是客家人或闽南人都是优秀的炎黄后裔。……我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力，血浓于水……任何人不能分化我们的骨肉，任何方式也没有分化我们的效果。遗憾的是，近年来却有少数人继续抱住已被廖文毅抛弃的“种族论”，大肆鼓吹“台湾民族”是一个新的“种族”。令人心痛的是，青年作家宋泽莱也陷入“种族论”的泥潭。宋泽莱声称，“台湾原住民来自马来，印度尼西亚，尚有一部分来自琅乔（琉球）”，至于大批渡海而来的闽南人，则已“混杂了越族的血统”。在闽南人来台湾之前，台湾平原上已住有马来种族系统的平埔族，汉人一经与平埔族通婚，生下混血的第二代，已使“台湾的汉人和传统的汉人不一样了。”因此，就人种来看，台湾人有山地人，荷兰人，日本人，客家人，闽南人混合起来的血统，足有形成特殊的血统。为了论证“种族论”，还有人牵强附会，在台湾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上大做文章。郑南榕宣称，台湾“自成单元的地理位置”“造成台湾人的大洋性格，与中国人的大陆性格完全不同”。宋泽莱写道：“台湾无论是地理气候，动植物和四周围的国家皆不同”，鼓吹“以地形及人种区分台湾的特殊性”。

2.“文化论”

此论的基本观点是，台湾与大陆分多合少，台湾与大陆的“松散”联系已使台湾发展出独特的文化，而所谓的新型的台湾文化乃是由荷兰，西班牙，日本，高山族和汉族文化整合而成，已非原来的中华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哺育下，台湾人已“固定成一套价值体系”。80年代中期台湾作家林双不鼓吹：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文学”，他称外省人为“少数中国人”，把1945年台湾光复说成“沦陷”，主张台湾文学为建立“自己新而独立的国家”而服务。宋泽莱则指责主张祖国统一的著名知识分子戴国辉（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教授），陈映真，王小波是“大汉沙文主义的俘虏”，攻击“台湾文学作家大半自认汉人，没法将台湾文化划离汉人文化圈”，“丧失了文化的自主性”。宋泽莱鼓吹“台湾汉人文化可以冠冕堂皇的说是“台湾民族文化””，从而和“中华文化”“汉文化”划开，而找到自己的主体，最后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优良的新民族文化。

3.“经济论”

此轮主要利用有关历史过程可以形成新民族的若干概念，提出民族形成的条件是基于不断扩大的经济关系，认为“台湾民族”是在“特殊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台湾自荷西时期就被划入与中国大陆不同的经济圈，而经满清中末期，日据时期及战后迄今，在朝向现代化及资本化中，使其经济体完全异于中国经济体，从而诞生了“台湾民族””。宋泽莱更是置历史上台湾与大陆密切的经济联系的事实而不顾，声称“台湾经济永远有自己的经济圈，是绝对不属于中国的”，至于大批大陆移民开发，建设台湾，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经济联系的事实，则被宋泽莱解释为，大陆的移民到了台湾，就改变了“大陆的顺从，知命的性格”有了与“旧中国封建的家族意识大大不同的群体意识”，“台湾人的反叛独立性格大抵也就是那时与大陆的顺从，知命的性格划开了”。于是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环境，反映到了人们的意识领域，“台湾民族”也就产生了。

4.“民族解放轮”

此轮的鼓吹者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生搬硬套，似是而非的手法，套用“民族自决轮”和“民族殖民地理论”，来解释20-40年代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和农民组合运动，并且撇开20-30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引述历史上台共，中共有关台湾问题的若干表述，为“台独”制造理论口实。事实上台共1928年的论述并不能帮助台独分子。1928年春，在上海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主要政纲有四项，其中第二项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独立”。，“建立台湾独立民主政府”——此段表述，是强调在台湾进行反日爱国斗争，以独立于日本。对于日据时期争取台湾独立的意义，台湾作家张深切的分析很有见地，他认为此论本意绝不是要“和祖国断绝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革命同志提出这句口号的目的，是表示台湾人民绝对不服从日本的统治，无论如何要绝对争取到台湾复归于台湾人的台湾而后已。现在民族自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自然无需再用这个口号。”至于有人以30年代中共有关支持台湾人民反对日帝的若干提法为“台独”辩解也是徒劳的。当台湾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号召台湾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立场出发的，绝不意味着支持台湾在光复后脱离中国而独立。80年代后期，台独分子在分裂国土的歧途上越走越远，竟然声称台湾人民与国民党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宋泽莱竟认为，在台湾“民族矛盾才是更要注意的”，“劳动人民第一个要反抗的就是异民族”。

5.“共同情感——社会共同体论”

“种族论”“经济论”“文化论”和“民族解放论”，虽然涂上了若干学理色彩，但牵强附会则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彭明敏又杜撰出一个所谓“共同情感——社会共同体论”，鼓吹民族和文化都不是构成国家的要素，国家的基础是“共是一体的感情”和“共同的命运”。前台湾革命党总书记洪哲胜（洪金声）在《台湾民族的诞生》中声称，“几百年来”，台湾人民都“在外来统治者的压迫下”，“基本都有了共同的命运感情及认同感——大家都是被欺负的番薯仔——台湾人”，“这个新的稳定的台湾社会共同体就是台湾民族，它不同于中国的汉民族，它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民族”。史明在《台湾四百年史》中给“台湾民族主义”下定义：“渴求台湾民族独立与解放，主张其民族利益，并关切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这样，在台独分子看来，即使撇开了漏洞百出的“种族论”“经济论”，“台独”也可自圆其说了。然而，事实上，这一论调不堪一击。台独分子洪哲胜即曾表白过，宣传“台湾民族主义”，并非出自于学理，二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就告诉人们，为了政治实用目的，什么荒诞不经的理论，台独分子亦可炮制出来。

在虚妄的“台湾民族论”的沙滩上，台独分子口口声声反对所谓的“大汉沙文主义”，“泛中华沙文主义”“中华霸权主义”“中华社会帝国主义”，污蔑“中华民族”的概念是现代神话，指责台湾同胞“攀附”中国，忘却了自己不是中国人，无端地造一个强大的国度来认同，头脑中充斥着“极其非现实的大中国图像”，失去了“自我图像”“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台独分子的这些论调完全违背了起码的历史常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概念，毋庸置疑。包括高山族同胞在内的所有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各族人民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各族人民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所有中国人的生命寄托，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摧毁的。台独分子的谬论，表明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同时，也从反面证明，绝大多数台湾同胞对祖国文化和历史的认同是极其深厚，根深蒂固而不可摇撼的。

三、“台独”思潮泛滥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台独思潮的泛滥和台独运动的兴起，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和岛内以及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等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复杂运作的结，它既有美、日的外国背景，更和国民党治台的错误以及国土长期分裂，部分台湾民众由于不明事情真相而对大陆产生的恐惧失望有关。

1.“2.28事件”的长期阴影和创伤，国民党在省籍问题上的政策错误

1945年8月15日，日帝投降，台湾在遭受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民欣喜若狂，“张灯奏乐，燃爆挂旗”，赶学国语，排练国歌，“抑郁五十年之积愤，有如山洪暴发”。但是狂喜很快幻灭，进驻台湾的国民党驻军军纪不良，接受官员“大部分是无知愚昧，肆意贪污……的腐化官僚”，这使台湾人民的失望迅速转为怨愤，1947年“2.28”事件爆发，台湾民众要求肃清腐败贪污转而提出“32条政纲”，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但很快遭到了国民党的严厉镇压。据民间估计，事件造成“民众和官员、军人在内的约8千人至1万人的死伤”，在这些人之中，还包括了一批在日据时代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台湾知名人士。

“2.28事件”极深的影响了台湾民众与当局的关系，在台湾人民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使得一部分台湾民众从此把大陆中国人与国民党相提并论，由憎恨国民党转而厌恶大陆中国人。尤其是一批知名人士被杀，更是刺激一批批台湾知识分子流亡海外，从事“台独”活动：

王育德：其胸王育霖在：2.28事件中被杀，后逃往日本，成为在日本的“台独”领袖，台独刊物《台湾青年》创办人，撰写了“台独”名著《苦闷的台湾》。

林宗光：美国德雷克大学教授，其父林茂生在2.28事件中失踪，后成为支持“台独”的“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会长。

洪哲胜：其父死于2.28事件。自云其父在日据时代向往祖国，后成为暴力鼓吹倒蒋的台湾革命党总书记。

2.28事件后，国民党还以各种口实打击，压制台湾省籍知识分子，不仅未能抚平2.28事件造成的台湾民众的心灵创伤，更造成台湾日后严重的省籍矛盾，客观上为“台独”培育滋生了土壤。赖和事已去世的台湾日据时代杰出的爱国作家，被誉为“台湾文学之父”，国民党竟因其“反日思想激烈，属于左派”，而把其革出“忠烈祠”；国民党当局还以“思想左倾”为罪名，把著名抗日作家杨逵投入黑牢，囚禁长达12年；当局还禁止出版日据时代爱国领袖蒋渭水的《遗集》和“汉节凛然”的，爱国诗人，作家吴浊流的《无花果》；更有甚者，当局竟长期压制，歧视在日据时代长期和日本殖民当局进行各种抗争，在台湾民间有较高声望的林献堂，这被徐复观批评为1949年后国民党治台的“最大失策”。与此相反，日据时代活跃的“皇民”分子却成为当局的依靠对象。国民党还声称，台湾没有人才，把大批随军而来的军公教人员安插在台岛几乎所有各级政府和公立单位，阻塞了台湾省籍民众的晋升之途，这一切加深了台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和失望。

1979年“高雄事件”爆发，国民党的镇压措施，使得“历史的血脉”又一次“崩开”。宋泽莱原先主张祖国统一，1980年还投书台湾《中华杂志》，发表“论历史教育”一文，但不久即陷入“台独”。张良泽原在台湾成功大学教书，因不时受情治单位骚扰，被迫转往日本，做了许多搜集，整理，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工作，但也陷入“台独”泥沼。张良泽和宋泽莱对《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和《白薯的悲哀》（钟理和）的新解释，均带有明显的台独色彩，由此可见，从2.28事件到高雄事件，台独思潮的扩大和泛滥与国民党治台的错误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2.美、日的纵容、支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尚未接收台湾之际，在台湾的少数日帝死硬分子以驻台军参谋长谏山为首，利用御用皇民策划台湾独立活动，未几，即阴谋暴露而失败。少数台湾人卷入此次流产的“台独”阴谋，与日据时代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政策有关。由于殖民当局强迫推行日语，逼迫中国人改称日本姓氏，致使少数台湾人产生认同的混乱。王育德即坦承，日语的使用并非仅止于语言的问题。语言是表达情意的手段，学习并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还会规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观。极少数御用皇民除了认同混乱外，更重要的是其政治与经济利益已与日本殖民当局完全联结在一起。台湾光复，他们担心自己利益不保，所以孤注一掷。但终因违逆绝大多数台胞心愿而不能得逞。但是，少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不甘心在这以后，仍或明或暗给予台独分子以庇护和支持，使得日本在50-60年代初成为“台独”的海外基地。

美国对台湾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1937-1940年曾在台湾任职三年，后参与美军战争情报分析，1947年2.28事件时担任美国驻台湾副领事的乔治·柯尔（George H Kerr）即使鼓吹台湾“独立”，“托管”最有代表性的人物。1947年2.28事件后，廖文毅逃往上海，并在1947年7月魏德迈访华时得乔治·柯尔的支持，提出了《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公开要求“美国援助台湾人”，实现“联合国托管”。

50年代，台独以日本为大本营。1956年1月，廖文毅在日本宣布成立流亡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60年2月，旅日台湾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台独组织“台湾青年会”，以后又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发行《台湾青年》（中文）、《台湾》（日文）、《独立台湾》（英文）刊物，鼓吹台湾独立。

60年代，大批台湾留学生前往美、加、欧留学，在美国的台独力量迅速扩大。1960年，台湾留美学生成立了“台湾人独立联合会”（费城），发行《美丽台湾》（季刊）。1964年，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的《台湾独立宣言》在美广为散步，并成立了“全美台独联盟”，发行《台湾月报》（中、英文）。1966年，欧洲“台湾联盟”成立，1970年1月1日，日、欧、美、台独组织合并，成立“台湾独立联盟”，总部设在美国，下设日、美、加、欧分部。台独分子在美国的活动，得到美国朝野部分人士的长期支持，这是台独势力扩大的重要外部原因。

3.1949年后台湾与大陆长期隔绝和国民党的“法统”危机

1949年后国民党一直强调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但是国民党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台澎金马，为了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国民党冻结“宪法”中若干条款，代之以《临时条款》：一方面鼓吹“反攻大陆”，同时复以大法官会议解释，使得1947年选出的国代和立监委员长期担任不必改选，以显示其“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性”。然而数十年过去了，“反攻”已成梦呓，承认台湾的国家只剩下中南美、大洋洲二十余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作为“中国统一”象征的“法统”符号——资深国大代表纷纷老树凋谢，国民党法统危机的“窘况”，使得少数台独分子认为国民党事实上已使得台湾“独立”于大陆，争取实现独立，知识使其名实相副。

4.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造成部分民众对中国的疏离

1949年后，国民党长期丑化中共，使得台胞不能正确了解大陆真实情况。久而久之，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化为部分民众的恐共心理。同时，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某些差距，也使得一些台胞担心统一后，台湾的生活水平将下降，这一切都给台独分子以可乘之机。例如台独分子郑南榕就以大陆经济“落后”，大陆将“侵夺”台湾经济成果来威胁台胞，走台独之路，极其恶毒的恐吓台胞，“必定难逃清算、斗争、迫害、屠杀的厄运”。台独分子就是这样利用一部分台湾民众的恐共心理大肆投机，伺机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这也是台独思潮在台湾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5.1988年后台湾当局的宽容与默认

1987年夏台湾解严后，台独分子利用报禁开放，逐步提高了岛内的台独声浪，一部分台独分子也从国外返回台湾。当局虽一再声明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国土的活动，但很少采取实际措施，客观上纵容了台独势力。同时在当局的正式文告和官方控制的传媒上也不时出现“我国一千八百万人”的表述，官方并积极推行“弹性外交”，形成“国民党式的台独”的危险迹象，成为台独势力近年不断猖獗的又一个原因。

四、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数十年来，少数台独分子为了实现分裂祖国的阴谋，编造了一系列台独理论，这种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谬论，理所当然的遭到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唾弃和谴责。陈映真，戴国辉，王小波等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爱国主义，以痛切心情深入剖析台独主张的谬误，体现了台湾知识分子关切台湾和祖国前途的拳拳之意。一百年来中国遭到列强凌辱，国力凋敝，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少数台湾同胞因对中国前途的绝望而误入台独歧途，使人感到无比痛心。众所周知，台湾独立没有前途，世界各大国均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没有任何法理基础和国际公开支持，全中国人民都反对分裂祖国的主张。台独理论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危害极大，既伤害民族国家，又害台湾同胞。任何一个热爱台湾，珍惜台湾过去和未来的同胞都应该与台独理论划清界限。台湾的前途绝不在台湾独立，而在于台湾同胞正确社会的民主，繁荣经济，加强与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沟通，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创造条件。台湾先贤蒋渭水说的好：台湾人明白的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是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今人王晓波说：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的话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二千万台湾同胞深思和自励。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实现祖国统一，那些误入歧途的台胞一定会重归祖国的怀抱，和全体同胞一道迎杰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