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7/8）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