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顾颉刚与谭慕愚的50年情缘（其一）

我读顾的《日记》，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便为这个伟大的故事所吸引，以后《日记》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谭的身影。顾为她写了无数的诗，也做了各式各样的梦，其情感之浓烈，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我所能看到的都是顾在《日记》中所提供的片面记载，对于谭的一方面，我几乎毫无所知；后来虽找到了一两条《日记》以外的资料，但都是关于谭在北大读书时期的政治活动。至于谭对顾得感情究竟是怎样回应的，她的内心又是如何感受的，我仍然是茫无所知。但仅从《日记》所见，谭已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而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又复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更使我为之挢舌不下。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载：

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茝、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乡何君领导。上午八点一刻出门，下午八点一刻归，游甚畅。

颐和园最佳处为谐趣园，前数次所未到也。竹影泉声，清人心骨。予不到颐和园，已十年矣。今日与女子同游，颇感乐趣。必像我辈无玩女子之心者，社交公开始无可弊。否则但以女子为牺牲耳。

这是他和谭慕愚初逢之一日。五十四年之后他在此条之末题诗并跋云：

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偶展此册，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

为诗及跋语时他已八十五岁高龄，再过两年便下世了；他自叙五十余年中为她留下了“千斛泪”，而两人爱情终无结果则是他的“一生之痛”。持续了这样长久的情感在二十世纪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少见的奇迹。一九七八年九月谭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两人虽同在北京，却不能相见，这是最后一句诗之所指。

顾、谭往来最多的日子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到一九二六年六月这两年之内，以后便会少离多，主要靠通信来维持关系。下面我将就他们交往最密切的三个阶段——即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分别点出他们情感发展的高潮。由于我的基本资料是这部《日记》，事实上真正呈现出来的只是顾对谭的一往情深。顾先生在一九四三年曾自编一张《与健常往来年月表》，起一九二四，迄一九四二，颇便检查（见《日记》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条末），因此下文将略“事”而详“情”。顺便说明一下一九三〇年代后谭慕愚的正式的姓名是“谭惕吾”，而《日记》则往往称她为“健常”，也许是她的字或号。

顾对谭似乎是一见钟情，交往十几天之后他在《日记》上写道：

以谭女士之疾，心甚不定。吾对她以性情上之相合，发生爱敬之心，今一闻其病，我之心搅乱乃如此，吾真不能交女友矣。（一九二四年月五月一日条）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条又记：

予与介泉言，如予者无资格入情场，而此心终不能已，缠绵悱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

很显然的，一缕情丝已把他牢牢地缚住了。这种一见钟情之感是怎样触发的呢？他自己有一段描写：

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同年四月二九日条）

“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是一种孤高的风骨，顾自己也是如此，也就是所谓“性情之相合”。一年以后，相知更深，他又有进一步的分析：

予性有两个倾向，一爱好天趣，二勇猛精进。好天趣者，友人中如（俞）平伯、（叶）圣陶、介泉皆是，故甚契合。惟勇猛精进者乃绝少，而不期于谭女士得之。

情丝绸缪，非偶然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四日条）

同年十二月九日日记云：

得谭女士覆书，知其肯纳我言，极慰。她极勇猛，眼光又甚锐利，如得专心为学，定可出人头地。予交友多矣，如我之勇猛而肫笃者极少见，而不期于女友中得此同调。特其棱角太露，到处生荆棘，更使我悲伤耳。

可知他最心折于谭慕愚的地方是她的“勇猛精进”的气概。事实上细读一九二四至二六年的《日记》，我们发现：这两年中顾、谭两人同在生命里最旺盛、创造力最辉煌的时期，不过前者的领域是学术，后者则是政治而已。顾的“古史辨”运动即在此时跃起，他那篇著名的《自序》是在谭离京前写成的，她并且预读过原稿（见《日记》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及十月八日条）。她的国学基础很好（见《日记》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及二十一日条），最后入北大史学系也是接受顾的鼓励（《日记》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上引日记中“肯纳我言”，即指此，所以谭后来也一直把顾当作老师。但谭的志业在政治，是当时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下文将做交待。总之，他们两人都进入了“勇猛精进”的人生阶段，彼此深相契合，是很自然的。

他们最初交游时，顾尚独居北京，但同年九月十八日他的续弦夫人殷履安女士入都定居后，他的内心冲突便愈来愈掩盖不住了。他们是旧式婚姻，履安虽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但特以贤德著称，内而持家，外而待客，无不情礼周到，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所以顾在《日记》中也常常自誓决不背负履安。下面两个梦最能说明他内心的天人交战。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梦中见一人，昏夜中可近而卒不近，予谓之曰：“我没有法子和你好，你也不值得和我好，我们还是永远留着这一点怅惘之情罢。”醒来思之，不觉泪下。时天未晓也。

梦中人当然是谭慕愚了。一个半月之后，同样的梦又来侵扰他了：

拂晓得一梦，去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感略同。履安外出，其人过来，遂与共候门。迄深夜而履安不至，二人相对，极温存，又极无奈。她道：“你感到兴味吗？”答之曰：“妹，我不敢以自己的快乐而把你牺牲了。”觉后思之，情意无尽。不期卧病之中，乃有如许闲情。（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条）

所以在整个第一阶段，他们并没有“谈恋爱”，而且表面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女方尤其如此。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写道：

慕愚来书，过于敷衍，使我不快。案头文竹，渐渐枯矣，交游之缘其将尽耶？三月十八日相对默坐两小时许，其最后之温存耶？思之惘然。

可知他们的感情表现仅止于相对默坐，彼此心中都荡漾着一丝温存的滋味而已。这无疑是一种纯精神的交流，也许接近所谓柏拉图式爱情吧。

谭慕愚至迟在一九二五年已成为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她参加了许多反帝国主义活动，表现了大无畏的勇猛精神。顾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的日记说：

《晨报》载三日YX队（按：即“五卅运动”）至东交民巷时，前队（北大）迟滞不进，有女士二人径前夺旗，曰，“时已至此，还怕死吗！”大队遂随之而进。至栅门，门紧闭，乃高呼而返。彭女士言谭女士当YX至东交民巷时极激昂，《晨报》所言，或即是她。十一日，谭女士来，询之，谓即彼一人。

顾对谭的“勇猛”气魄知之甚深，故读报即认定夺旗而进者必有谭慕愚在内。他为谭的爱国热忱所感，竟也抛下文字，参加救国运动。同年六月九日的日记说：

今晚谭女士来，面容憔悴，嗓音干哑，闻自沪案起后，每夜至二三时始得睡，早五六时即起，在救国团日夜操劳。她身体本弱，向不能迟眠，今因国事如此，令人泪下。我为文字所迫，无时间作救国运动，明日教职员本拟不去，今日她来，使我不忍不去。

这并不是顾因情有独钟之故，刻意夸张她的勇敢与劳绩。试读闻一多在一九二六年的一段生动描写：

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无一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斫鼻端而已。女士尝于五卅运动YX时，揭旗冲锋，直捣东交民巷，故京中传为Chinese Jeanned’ Arc焉。此亦趣闻，不能不与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闻一多当时属于“大江社”，也是国家主义团体之一。信中所言“女同志”即谭慕愚，可知她自上一年五卅YX一役已赢得“中国的圣女贞德”的尊号，何以知此女即谭，李璜记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去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反俄援侨大会”云：

主席台系从后面上台，因之主席台后门必须把守，最为重要。于是我派台湾籍北大同学团员林炳坤与谭慕愚守主席台后门，因林身高力大，而谭系北大女生，当时风气，对于女子，尚不敢乱下拳头。我两次参加YX，察知军警也不敢捉女学生，而首次闻一多主席之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筹备会，亦谭女士大呼几声便吓退共党也。

与闻函相对照，即是同一人，绝无可疑。这次大会主席李璜最后也是靠“谭慕愚女同志以身护之”，才没有被……打伤。

合读以上三种来源不同的资料，则谭慕愚在当时北京救国运动中为一叱咤风云的人物，已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难怪顾先生对她如此倾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