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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now nothing.

言慧珠:我要演戏

我说:“我在这儿,京剧院,在墙角儿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我要演戏

言慧珠

解放后有多少前辈艺人,有多少留在国外的艺人都被争取团结在党的周围。又有多少老艺人重新恢复了他们的艺术青春,有多少过去被埋没了的人也被发掘出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献出力量。但就是在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景象里,对我个人来讲,总觉得是默默无闻。

我曾试图将这个症结找出来,我感到党是正确的,但是执行党的方针任务的个别人,对人的关系搞得并不那么好。解放初期,我的政治认识不够,而我又是在京剧界里最活跃的一个,当时各地成立国营剧团,都将我当做争取的目标,因为当时我的政治认识不够,我没有参加。直到我赴朝慰问演出,从志愿军战士们的身上,得到了教育。回国以后,便争取到革命大家庭里来,可是我得到的是冷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解放初期的那一段经历,给有些负责同志造成了那样一种印象。以为言慧珠难搞,因为我是听到过这种传言的。并且在上面说过的印象以外,还说我爱告“御状”,我倒没想到这也成了我一个罪名。1954年冬天,我带了一个团在北京依附在北京市京剧四团演出《春香传》,成绩很好,但后来我们被迫不能演下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十冬腊月,年关岁底,在北京市文化处的院子里,风雪里站了两小时,请求能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演出,好暂时过年。可是没有结果。就这样,我消极了,团体垮了,身体也垮了。我在北京自杀过一次,后来到上海来将养。痛心的是,我回到上海后,北京朋友来向我说,所有在北京遭遇的一切都不必外传。我表示,不外传,为了维护影响是可以的,可是事情总是瞒不住的。而在一些传言中,说我是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自从北京到上海后,消沉极了,从此不打算唱戏了,行头也都卖了。直到上海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后,我被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和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话所感动。因此,我重新振作起来,在政协会上我说我要工作。我感到共产党是正确的,毛主席是英明的,但我感到有些执行党的政策的党员同志,太缩手缩脚了,对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人,有些害怕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有些责任是应该自己负的,我的毛病,脾气,自己都知道改,我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能给我机会演出,给我一些条件帮助我的工作。但这一年多以来,我白白拿国家的许多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当然不知道领导人是不是至今仍认为:这位小姐不大好惹,对待得不得法,就又要生事故!

我感到过去和我差不多的人,今天都比我工作得好;我还是愿意说,我自己应负的一些责任我愿意负,愿意改正,通过这些,我来改造我自己。我想,要是不帮助我一些,不给我条件,不给我戏演,把我搁起来,那我永远便站不起来了。

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异常小心地对待,否则便会飞来各式各样的罪名的。我实在感到有时我做的本是好事也会忽然变成坏事。我对这种种感受甚深。我不敢相信,我这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会变得如此消沉。

我在上海京剧院,一九五六年五月ー日开始工作,我正式演出却只有十三天。我曾经算过,照我每月拿一千元的薪水,按实际演出的价值,一场戏便将是一千元。我曾在这样的条件下面演出过,从戏曲学校借来一位打鼓的老先生和一把弦子,在新国营剧团借来个打大锣的,从新民京剧团借来两把胡琴,从京剧院里调来一些年轻人来给我配戏。这次演出任务事先并不知对象是谁,为何演出。直到到了松江才知道是为了军民联欢,向战士和农民弟兄演出。我想这总该排些热热闹闹的剧目,可是领导上却排定了《宇宙锋》。打鼓的和打锣的就根本没合作过,在台上便不和谐,我这个演员在台上更可想而知了!

我的身体本来不好,有点神经衰弱,但真正造成我身体不好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些失败的演出后,夜里回家睡不着,因为实在痛心!这样,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国家。京剧院的领导一年多来,没有一次找我去谈过有关京剧艺术上的问题。我曾将我过去的剧目开过一张单子给领导,希望能够看看,有没有基础演出。结果无人问津。我在院里什么都不讲,因为一讲,便会认为是吃戏醋,闹小圈子。请问:我们得不到发展,得不到合理使用,难道不要呼吁吗?我在路上遇到熟人,人家都不知道我在上海,都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去买东西,店员也这样问我。我怎么回答呢?我说:“我在这儿,京剧院,在墙角儿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原刊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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