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慧珠：我要演戏

我要演戏

言慧珠

解放后有多少前辈艺人，有多少留在国外的艺人都被争取团结在党的周围。又有多少老艺人重新恢复了他们的艺术青春，有多少过去被埋没了的人也被发掘出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献出力量。但就是在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景象里，对我个人来讲，总觉得是默默无闻。

我曾试图将这个症结找出来，我感到党是正确的，但是执行党的方针任务的个别人，对人的关系搞得并不那么好。解放初期，我的政治认识不够，而我又是在京剧界里最活跃的一个，当时各地成立国营剧团，都将我当做争取的目标，因为当时我的政治认识不够，我没有参加。直到我赴朝慰问演出，从志愿军战士们的身上，得到了教育。回国以后，便争取到革命大家庭里来，可是我得到的是冷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解放初期的那一段经历，给有些负责同志造成了那样一种印象。以为言慧珠难搞，因为我是听到过这种传言的。并且在上面说过的印象以外，还说我爱告“御状”，我倒没想到这也成了我一个罪名。1954年冬天，我带了一个团在北京依附在北京市京剧四团演出《春香传》，成绩很好，但后来我们被迫不能演下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十冬腊月，年关岁底，在北京市文化处的院子里，风雪里站了两小时，请求能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演出，好暂时过年。可是没有结果。就这样，我消极了，团体垮了，身体也垮了。我在北京自杀过一次，后来到上海来将养。痛心的是，我回到上海后，北京朋友来向我说，所有在北京遭遇的一切都不必外传。我表示，不外传，为了维护影响是可以的，可是事情总是瞒不住的。而在一些传言中，说我是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自从北京到上海后，消沉极了，从此不打算唱戏了，行头也都卖了。直到上海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后，我被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和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话所感动。因此，我重新振作起来，在政协会上我说我要工作。我感到共产党是正确的，毛主席是英明的，但我感到有些执行党的政策的党员同志，太缩手缩脚了，对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人，有些害怕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有些责任是应该自己负的，我的毛病，脾气，自己都知道改，我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能给我机会演出，给我一些条件帮助我的工作。但这一年多以来，我白白拿国家的许多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当然不知道领导人是不是至今仍认为：这位小姐不大好惹，对待得不得法，就又要生事故！

我感到过去和我差不多的人，今天都比我工作得好；我还是愿意说，我自己应负的一些责任我愿意负，愿意改正，通过这些，我来改造我自己。我想，要是不帮助我一些，不给我条件，不给我戏演，把我搁起来，那我永远便站不起来了。

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异常小心地对待，否则便会飞来各式各样的罪名的。我实在感到有时我做的本是好事也会忽然变成坏事。我对这种种感受甚深。我不敢相信，我这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会变得如此消沉。

我在上海京剧院，一九五六年五月ー日开始工作，我正式演出却只有十三天。我曾经算过，照我每月拿一千元的薪水，按实际演出的价值，一场戏便将是一千元。我曾在这样的条件下面演出过，从戏曲学校借来一位打鼓的老先生和一把弦子，在新国营剧团借来个打大锣的，从新民京剧团借来两把胡琴，从京剧院里调来一些年轻人来给我配戏。这次演出任务事先并不知对象是谁，为何演出。直到到了松江才知道是为了军民联欢，向战士和农民弟兄演出。我想这总该排些热热闹闹的剧目，可是领导上却排定了《宇宙锋》。打鼓的和打锣的就根本没合作过，在台上便不和谐，我这个演员在台上更可想而知了！

我的身体本来不好，有点神经衰弱，但真正造成我身体不好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些失败的演出后，夜里回家睡不着，因为实在痛心！这样，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国家。京剧院的领导一年多来，没有一次找我去谈过有关京剧艺术上的问题。我曾将我过去的剧目开过一张单子给领导，希望能够看看，有没有基础演出。结果无人问津。我在院里什么都不讲，因为一讲，便会认为是吃戏醋，闹小圈子。请问：我们得不到发展，得不到合理使用，难道不要呼吁吗？我在路上遇到熟人，人家都不知道我在上海，都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去买东西，店员也这样问我。我怎么回答呢？我说：“我在这儿，京剧院，在墙角儿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原刊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