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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由武汉肺炎瞒报想到的

最近,一种急性的传染病从武汉蔓延开来。在钟南山院士出来发言之前,我的一个在武汉某医院工作的同学就给我发消息,表示情况远比公布的严重许多。自钟院士发言之后,全国各地都不断爆出疑似或确诊的病例,这实在让人揪心。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零星的消息。毫无疑问,这个过程是存在瞒报现象的。这不仅让人联想起十几年前的“非典”疫情。幸运地是,十几年后我们的信息公开程度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生死攸关的疾病面前,我们的这点进步还是太小了。

这里或许要首先明晰一下“瞒报”的概念。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对于目前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需要从医院一步步上达中央的卫生机构,病例在完成这一整个过程之后才会出现官方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说现在官方并没有瞒报。但是,站在更宽泛一点的,更接近常识的层面来看,官方的“瞒报”仍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病症最开始出现的十二月,武汉政府并没有公开相关信息,而是打击了相关的“谣言”;考虑到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事发地点离汉口火车站一公里不到的步行距离,这种隐瞒无疑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所言)的。第二,即使是在当下,信息沟通已经非常迅速和公开的时候,网上似乎仍然存在一些和官方说法不同的声音(如一些发热之后没有得到诊断的情况)。现在的官方消息虽然可能完成了整个官僚系统里的100%覆盖,但是整个系统之外似乎仍然存在一些没有照顾到的角落。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认为我是在“吹毛求疵”了。确实,和十几年前“非典”疫情的处理相比,现在在疫情爆发一个月之内就公开实时通报疫情发展情况,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吹毛求疵”,也有必要“吹毛求疵”。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指标,而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传染病。在这种问题上,信息公开不仅需要达标,甚至需要有一定的“提前量”:哪怕没有人传人,也应该强调传播风险;而在数据统计中有最轻微疑似症状的人群也都应该包括进来。现在我们的信息公开才堪堪达标,而前期宣传中各种“稳定”“可控”“不存在人传人”等信息实质上打开了病毒传播的阀门。更一般地说,现代国家已经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中国大陆党政一体的政治系统(为方便起见,后文仍然由“政府”指代)更是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支配性的地位;而“全能政府”的另一面就是“全责政府”:当社会其他部分的功能都逐渐萎缩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必然会成为政府的责任。从事实上分析,我们或许不应该让政府来承担每一件负面事件中的所有责任,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任何一件公共新闻中,都一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的问题。从道义上来说,政府其实寄托了人们对于(同“乌合之众”相对应的)一种集体理性的期望;作为责任方的自然世界或芸芸众生,其复杂性可能让人望而兴叹,但作为责任方的政府,却是可以通过理性分析指出其不足并加以改进的。因此,出于让悲剧不再重演的美好愿望,政府的责任是最应该明确,甚至在分配中被最大化的。

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中,公开信息的传播也是为政府所垄断的。即使有零星信息透过垄断封锁传播开来(例如上海某病例逃出被抓),这些信息的质量也是较差的,在真真假假中让人难以下一个确定的判断。例如之前的克拉玛依大火、“我爸是李刚”、南京彭宇案,都在造谣辟谣中折腾了几个来回,让人很难一眼看出真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公民依据一些不那么确定的小道消息指责政府传播信息的失职,那也是合理的。

这里还存在着一条非常简单的逻辑链:因为“自己报道自己”,所以“丧事喜办”。奋战在斗争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无疑是值得钦佩的,高铁上短憩的钟院士也令人动容。我们对他们有多么支持,就应该对早期延误消息的官员有多么的厌恶,就应该意识到理性地认识政府的缺陷并呼唤改正是多么重要。因而,当我们坚持指出在这场危机中政府存在的问题,正是出于对默默付出者的尊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局部和整体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在粗略地看待问题时,可能首先关注的是一个单一的变量:讨论这个问题的基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旦因为批评政府,讨论基调变消极的了,那么所有人都会跟着暗淡无光。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粗糙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诚然,政府在社会各方面的支配性地位似乎让它代表了,甚至是绑架了全社会,让人非常自然地由批判政府延伸到批判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只有指出确实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我们才来从根本上斩断“一切问题都是河殇”的逻辑链条。频繁而激烈的网络论战或许让人养成了讨论前先定立场的“战术本能”,但在病魔面前,所有人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希望其能早日消失。因而,我们更应该追求的不是在这个舆论战场上旗开得胜,而是从本能出发进化出一种更实事求是,能够有针对性讨论问题的观念。因此,不仅“丧事喜办”是对事实的扭曲,为“丧事喜办”辩护也是在公共舆论场中能力的一种退化。

最后,我想谈一谈对于瞒报的一种最常见的辩解:为了防止民众产生恐慌。这种说法仔细一想是很奇怪的。影剧院中突然失火可能会导致民众践踏,此时恐慌的危害是非常直接的。可是在现在这个场景下,恐慌会导致什么直接的危害呢?抢购口罩等必需品吗?那么其实现在也还是出现了这种现象。因为过度注意而减少了外出交际吗?我觉得这也应该算入我之前所说的“提前量”中,这种减少外出并不是危害。因为害怕涌入医院造成大量感染吗?在进行相关宣传的时候把各类事项交代清楚,我觉得民众没有那么盲目。其实,这种“防止恐慌”的说法,和传统大陆语境中的很多东西相关联,反映出了一种对于自发性秩序的不信任。在之前我提到,现代民族国家是整合了全社会而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个人自由扩展的过程。国家机器应该是由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公民们来操控的,而不是由一小部分人通过扮演“仁慈的社会计划者”越俎代庖。这描述的固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但是这应该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可是,在近年来的舆论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这种可能性的光辉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暗淡下去。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展,我们在接受现实的无奈中潜移默化地认为,这些领域确实该由国家管,普通人不该插手。但其实,普通人应该插手,应该通过形成一定的自发性秩序,学习并掌握操控政治机器的权利。

几天前财新回望了非洲猪瘟疫情的发展过程。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地方政府因为怕负责任,所以不愿意上报疫情。这次武汉瞒报的情况,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环球日报》的胡主编在微博上多次强调“社会情绪的稳定”,但是我更希望人们能够尝试着去相信社会情绪会稳定,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放在原先“社会情绪的稳定”出现的地方。这样的未来,显然不可能通过整肃舆论,等着青天大老爷突发善心而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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