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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秦制在思想文化中

几年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微博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近代以来的所谓“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说法;近代以来的变迁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动荡,如南北朝或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并无不同;在混乱逐渐结束之后,中国依然是“百代都行秦政法”。

这种对秦制传承的强调,是一种研究中国时常用常新的观点。例如,秦晖就在文革中挖掘出所谓“帝王之术”的根源,在毛泽东的身上发现了杨度的幽灵。一般而言,“秦制”被用于指代一种高压极权的倾向。在官方表述中,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民族独立还是现在的民族崛起,中华民族面临的任务都是艰巨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则是在中国社会低组织化这一前提下实现这些伟大任务的必要条件。

当然,中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由于外界新事物的进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行的中学近代史课本搭建了这么一个框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先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洋务运动),然后失败了;之后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仍然没有成功;最后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框架中,我们看到思想文化是最为核心的东西,思想文化引领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引领物质生产。那么,将这样一种基本的原则应用于“秦制”这一概念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追问:既然作为政治制度的秦制,其影响如此深远,那么其所对应的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最容易想到的,必然是言论自由的缺失。但是这里有一点奇怪:在上述的经典框架中,是思想文化引领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将秦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归于言论自由的缺失上,那么就是反过来,政治制度决定了思想文化。

其实,我们只要把目光从上述近代史框架所覆盖的范围往后移动,就能明显地察觉到这一框架的反转:李泽厚对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论述,无疑暗示着思想文化为现实情形所迫而对现实政治的低头让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对西方舶来品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的改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改造的粗糙性:汉学家 Levenson 比较俄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可能从十二月党人的时代就开始了,进行了近百年;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革命战争的形势变化在三十年间就匆匆取得了胜利。而从建国后从三大改造的“工作过粗”到文革期间的“打倒孔家店”的一系列激进政治运动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说是将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不如说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用尽一切手段使马克思主义运动胜利。改革开放后,短暂的思想解放浪潮随着春夏之交的一声“救护车”而远去,并在今天被统一冠以“河殇”的污名。而在今天,每当谈起六四时,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当局的所作所为辩护。

在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现实政治对思想文化的僭越。而穿插其中的两个例外片段:北洋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都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较弱,而客观上导致思想文化较为开放的时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解放时期: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紧接着诸子百家的,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实际上的外儒内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现实政治反过来决定思想文化”,这一对思想文化独立性和重要性的否定,恰恰是秦制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最深的烙印。

思想文化,和实际政治与生活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平行关系的。生活在连续不断的继续着,而思想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常常是理性的——发展轨迹。现实是复杂的,而思想文化同样是复杂的,只不过二者之间不一定是简单对应的关系:有的时候,复杂的事实可能被一条简单的道理说明;但同样的,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可以解读出许多复杂的涵义。既然是平行关系,就意味着二者是不同的领域,不可在面对其微妙关系时失去信心,而将二者混同。为了说明这种微妙的关系,不妨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例。这一说法指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发展,是某种实用主义的所向披靡的旗帜。但需要注意,在这样一个“检验”的说法中,实践作为检验员,其面对的对象——即所谓的“候选真理/准真理”——又是怎样的呢?最近有新闻,非洲某国用中国支援的新冠试剂检测木瓜成阳性。那么我们能否以此为依据说木瓜得了新冠肺炎呢?这里的问题是明显的:在做新冠病毒检测的时候,我们默认检测对象是人的某一特定组织提取物,从而才能够称检测试剂是检验新冠病毒是否存在的标准。同样地,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三兄弟分别预言“中国会崛起”“中国会失败”“中国会不温不火”,那么是不是这三兄弟中总会有一个说的是真理呢?显然不是,因为在被实践检验之前,真理首先要经过思想文化领域对于其合理性的检验。这一检验,一如哲学史上的无数讨论,是复杂且漫长,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结束的——否则,实践在此,我们早就已经检验得到真理了。

另一句大家同样熟悉的话,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的“决定”,不是粗糙的“出身论”,而是一种微妙的关系:社会中的种种思潮和舆论,反映了活生生的民众的真实想法,这些思绪可能会飘得很远——例如尼采的“上帝已死”,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终归是属于这个社会的。这一“决定”的过程是复杂的,我们光是观察它的结果就已经费尽精力了。秦制在思想文化中,就是将这一复杂过程简单化,从而能将意识和物质在认识上建立直接的联系,让思想文化变成政治现实的附庸。这一做法不仅否定了思想文化的独立性、复杂性,也连带着否定了现实的复杂性。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作者分析美国防疫失败的原因,首先一条,就是美国的媒体不重视。针对这点,我举出了《纽约时报》早期的疫情报道在评论区进行反驳。出乎我意料的是,文章作者并没有试图去举出相反的证据,就事论事进行反驳,而是平淡的回复我:“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既然美国失败了,我们肯定要着重关注它的问题。”这位作者暗含的立场,就是种种理论都是用来为现实“装点门面”的:美国失败了,所以美国的各方面问题的负面因素应该被强调。这种观点,看上去只是写文章的时候“没有细想,不严谨”,但却是秦制在舆论中蔓延开来的必然后果。这种想法的高潮就是所谓的“入关论”,因思想文化领域的挫败而直接否定了它的实际意义,幻想着“入关之后自有江南大儒来为我论证合法性。”这是真正的完全属于秦制的幻想——虽然即使是在帝制的明清鼎革之际,也有如顾炎武、黄宗羲那样的独立于政权,努力突破束缚的声音。在现代社会,物质条件的提升和社会生活的高度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发展超出国家的完全掌控范围,社会舆论让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迷失——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现在最理想的发展路径,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也只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自我矛盾的现代社会,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乌托邦。

现代化的历程,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符合“思想引领现实”的过程。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如果没有康德先砍掉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神学家们的脑袋,罗伯斯庇尔就不会砍下国王的脑袋。”我们可以说启蒙思想家们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他们写下的文章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一如当马克思写下《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也是自己根据头脑中的图景写下的,它当然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不能于现实混同——它高于现实。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某些时候,思想是高于现实的;人们基于常识和理性进行的现实之上的翱翔,是在现实之上的。这种翱翔的自由,就是一种大地管不到天空的自由。

然而,遗憾的是,在墙内的舆论中,大家往往更加强调的是那些“思想低于现实”的时刻:“消极的”“反动的”想法会在传播后造成社会的混乱。有人总结为“叙利亚学”:你天天要民主自由,你想让中国变成叙利亚吗?至于各类政治课上的教学,往往不过是“思想持平于现实”。如现在学习强国中的那些语录,只是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这一点,哪怕是最热忱的建制派,也不会反对。为数不多的可以算得上“高于现实”的东西,可能就是几句孤零零的语录,如前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无法自由延展(例如,毛语录现在重新登上神坛,但前三十年的具体历史仍然云雾缭绕,践行毛主义的年轻人被禁闭噤声),只剩下景观点缀的作用。既然如此,既然独立的思想文化本身就(被认为是)对现实没太大意义,那么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也就是应有之义了。之前有人在知乎上测试,同时提出了四个问题:两岸统一对大陆的好处/ 两岸统一对台湾的好处/ 两岸统一对大陆的坏处/ 两岸统一对台湾的坏处。不出意料,后面两个问题很快就被删除了。因为中央已经决定了,收复台湾,是大好事。中央的意志通过实际生活遮蔽了思想的天空,对于这一问题的再讨论就只能是笼中观赏的鹦鹉,而非翱翔于乌云之上的雄鹰了。更何况,出于经济利益和权力虚荣,还有不少人争抢着要发爱国财,故作深沉地进行看似复杂的分析,却殊途同归地得出中必赢的结论呢。

在风雨如晦的今天,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是言论自由上受到的压制,政治生活中秦制的限制;但这一切背后,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并传承至今的,思想文化对自身的轻贱。砍掉新时代的“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神学家”的头,首先在一个超越了现实层面的思想领域飞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出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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