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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当我们谈论双重标准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最近,因为《纽约时报》官方推特连续推送了关于中国和意大利封城的两条推送,“双重标准”一词从一片民粹语料库(内容诸如“精神资本家”“跪久了站不起来”“屁股决定脑袋”等)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头牌。于是,《财新》刊发了一篇解释欧洲防疫政策的文章,被网友攻击为双标;人们在武汉疫情之初的伤痛和悲愤情绪,为什么现在不倾泻在同样面临挑战的其他国家之上了?——那也是双标。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这些短平快的语言迎合了网络时代交流碎片化的趋向,将一类典型的问题浓缩在寥寥数语之中,能够让人使用时轻松舒畅。可惜的是,我们不得不担心,这种为了碎片化交流而被锻造出来的武器,会不会最后反过来又扭曲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真实认知呢?

“双重标准”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着,“从一而终”是比“首鼠两端”要好的。主流舆论中还有一种常见说法,即“政治制度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每个国家都有适合他们的制度”。将此二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暗示:我们有一种标准,外界也有很多标准,这些标准本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标准,而西方却在标准上变幻不断。因此,尽管标准时没有优劣之分的,我们在这一点上以诚实战胜了西方的虚伪。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可能是“真小人”,但西方却是“伪君子”。

上述说法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虽然我们的起始点是认为“标准没有优劣之分的”,但是我们却能最终得到“中国优于西方”的结论。就像那个苏联笑话所说的

党代会。斯大林发言:“今天我们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我们需要枪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第二,我们需要把列宁墓涂成亮绿色。”观众席中传来了一个怯怯的声音:“为什么涂成亮绿色?”“很好,我就知道大家对问题一没有不同意见。”

这种“双重标准”的提法,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它的结论上,而忽视了它的前提:标准真的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吗?

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回过头来看“双重标准”实际应用的场景。其实在我看来,《纽约时报》是一家还算“立场坚定”的媒体。在疫情初期,它就反对美国中断对华航空,此后,它又反对武汉的封城举措。换言之,人家有一套人家的标准,只不过和你不一样。只要两种标准不是完全契合,那么必然会出现二者有分歧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守着一套标准喊别人是“双标”,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更何况,我们守着的还是一套非常粗糙的标准——在那张被疯转的图片中,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对武汉的报道是武汉封城已经执行一段时间后,对其负面结果的总结性报道;而对意大利的报道则是对其封城举措刚刚开始时这一决策的报道。如果要真的指出《纽约时报》“双重标准”,那也应该是举出《纽约时报》在武汉封城之初的报道和现在这篇意大利的报道进行比较;或者是等意大利疫情缓和之后拿《纽约时报》对意大利封城的总结性报道和现在这篇武汉的报道进行比较。

为什么对于这些常识,有关部门不愿意花点功夫在纽约时报的推特上再回溯一段时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这两条推送已经足够构成“双重标准”指控的证据了。都提到了封城,对中国的是负面报道,对西方国家的是正面报道——好了,足够了,构成双标了。那么,此时对应的“单标”,显然就是“无论对什么国家,只要有类似的决策,那么他们受到的评价应该类似”。这种含混的说法,恰恰是基于“不同国家的标准没有优劣之分”这一前提假设。正是因为没有优劣之分,所以不同国家的封城政策,哪怕内容上有差别,也只是“国情所需”,大体上仍然是一致的。因此,评价不一致就属于双重标准。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双重标准”是要有一个对立面的“单一标准”的。不同国家的标准可能不同,但是“标准没有优劣之分”这一准则就如同神祇一样,凌驾于这些参差百态的标准之上。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最根本的问题:标准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吗?

这无疑是一个宽泛的问题。但至少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坚定地回答:并不是。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启蒙运动的遗产在大部分时候仍然生效:精细的标准优于粗劣的标准;理性与情感有机结合的标准优于只讲情感的标准(或者,借用民粹语料库的话,就是“脑子和屁股共同决定的标准,优于单纯只靠屁股决定的标准”),对于现实有明确指导意义、有助于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工程改革的标准,优于把一切视为混沌一团的精美而又纤弱的玩意,害怕改动一点(例如,“促进言论自由”)就会全盘垮台的标准。因此,“标准没有优劣之分”并不是凌驾于其他标准之上的神祇,而只是一种平凡的想法。

既然我们完成了这种想法从神到人的降格,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所谓的“双重标准”的指控,转化为对双方标准的比较。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国有个富人,有一天下雨那个富人家的墙被毁坏。他儿子说:“如果不赶紧修筑它,一定会有盗贼进来。”隔壁的老人也这么说。这天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他家人很赞赏儿子聪明,却怀疑偷盗是隔壁那个老人干的。在这个故事中,作为“公正的旁观者”,我们可以对那个富人说:你双标!但是富人可以反驳:“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我的亲人是信任的,对我不熟悉的人保持警惕,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时候,原先“富人是否双标”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富人的标准(近亲远疏)和旁观者的标准(一视同仁)哪一个更好”的问题。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种标准之间的比较太难了”。我赞同这一点。但是,如上所言,在一定范围内,标准是有优劣之分的。而即使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得不到准确的优劣评比结果,相关的讨论也可以促进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世界。如果反过来以此为借口而回避这种比较,沉溺于“双标”的呼喊,那么无疑是对真相的逃避和懦弱。

而比这更加懦弱和可笑的,是这场“双标”的指控中,被告席上站满了人,原告却如始终见不到真实面目。当它指控《纽约时报》等外媒双标的时候,它化身为经典的外交发言人,强调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单独一个媒体不能理解各种真实细致的情况,所以如果《纽约时报》基于之前的一系列争议性内容而认定中国就不是民主自由国家,在报道中对中国具有倾向性,那么就陷入了一种自以为能洞察万物的狂妄。但当它指控国内媒体和舆论双标的时候,它又摆出一副世界主义的架势,认为虽然有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但我们有普世性的情怀和准确理解世界的能力,能够用同样的感情和解析能力去理解本质上相同的各个国家的情况,所以单独只讨论自己最熟悉的中国的情况,属于恶意的挑动不满。尽管姿态千变万化,但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这一系列复杂外表之下那道简单的选择题:“亲中还是反中?”《纽约时报》虽然是无良媒体,但是它今天发了一篇赞扬中国的评论,那我们姑且(可怜它从而)网开一面。我们把一系列复杂的话术凝练成“双重标准”的武器。但我们用各类话术反复包裹的,依然只是那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内核。

这带来一种最基本的风险:指责别人“双重标准”多了,就真的以为自己是有一套标准的,这套标准可能是“凡是令我自尊心受损的都是坏的,让我感到心里舒适的都是好的”,但无碍,再简单的标准和别人的标准也没有优劣之分,“我爱国无罪”。当我从我的这种标准的透镜中,看到世界其他地方“惨不忍睹”的双标景象的时候,我当然有底气去指责他们,用他们的虚伪来衬托出我的忠诚。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我记得当我刚开始学做饭,去超市面对着整整一墙琳琅满目的调味品时,我惊讶不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追求丰富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只做“甜党”,指着红烧排骨说:你双标了,又甜又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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