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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作为中介的国家主义——由全国哀悼想到的

今天(4月4日),国务院举行了全国的哀悼活动。一时间,网页变为黑白;几张哀悼的照片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刷屏。

对于这种刷屏的现象,我的感受是矛盾的。一方面,我并不喜欢这种刷屏的行为,这显示出一种盲目性。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哀痛在一月就开始蔓延,在2月初把病人运往火神山作秀,等直播结束就原路返回的事情被发现之后,我的哀痛来到了顶峰,以至于后来李文亮医生去世时,我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如今,哀痛仍然存在于我的情感之中,但是我现在感受更深的,是一种改变的紧迫感:我们必须做些什么,让人们不白受苦难。可是有些人在前一秒还在嬉笑怒骂毫不把疫情放在心上,下一秒就转发起图片,仿佛这样自己就既在良心上交了差,又有一种融入集体的满足感。这当然让我感到厌恶。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一些高兴。原因还是我刚刚说的:有很多人之前对疫情中逝去的和受苦难的同胞并不关心,而在国家的“命令”下,他们现在开始关心了——哪怕只是做个样子,或者并没有“有真正深刻的体悟”,但至少是现在开始关心了。更何况,谁又敢说自己有真正深刻的体悟呢?我之前曾经认为这次疫情是大家通过共情建立起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契机,现在看结果(至少从表面上看)并不理想。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共情没有成功,自上而下的强制共情——虽然可能不能算是共情——给了我一点安慰。

这两重感受似乎刻画了这样一个过程:存在着一些美好的东西,人们不会自发地去追求美好的东西,政府强制要求人们去追求美好的东西,人们在政府的要求下得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它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让人们通过政府,接触到并追求良好的生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Matters这样的平台中仍然存在一批出于理性思考为中共政权辩护的人: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正常的现代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强调的是现有政权对于追求现代价值观念的中介作用。无论中外,政府是被寄托了群体理性的想象的,因而我们非常自然地希望政府能够引导人们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幻想。这种为政权辩护的基本逻辑,我称之为“作为中介的国家主义”。

这种想法当然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在分析之前,我想首先作出一个简单的“价值 / 功利”的切分。其实在这之前,“经济绩效合法性”的理论就早已存在,而这是作为中介的国家主义映射到功利层面的产物。对于这种看法,常见的两种批评为:

  1. 在功利层面来看,威权甚至极权政权“集中力量做大事”固然有效,但缺乏制约的权力一旦做坏事,破坏也是惊人的。这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人口随着王朝鼎革而发生的剧烈波动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当经济进一步发展,没有技术可供模仿,没有明确的发展道路可供参考的时候,极权体制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换言之,现在的经济绩效只是一时的,不可持续。
  2. 跳出功利层面,从价值层面来看,威权政府取得的经济绩效并不能和它在道德上的问题功过相抵,应该一码归一码。由此会引申出对所谓“美好事物”的定义问题,牺牲边缘人权利和环境的经济发展真的是我们要追求的“美好”吗?

而我在这次全国哀悼的活动中,所看到的是作为中介的国家主义在价值层面的投射,即政权对于部分民众而言在价值观上也是更现代化的,人们需要政府的引领才懂得共情和爱国。类似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解放了西藏农奴、根治了各类传染病、提高了识字率等等,也被用来为政权辩护。这种观察一方面补全了作为中介的国家主义之前在价值层面的短板,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上述的第2点批评在这里更加尖锐:盲目的为同胞哀悼算是真正的哀悼吗?但除去这些已经提及的批评之外,对于价值层面的中介国家主义,还有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家主义也是一种价值,因而将国家主义作为中介,有可能它会“喧宾夺主”。在功利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不管共产党怎么坏,它只要能给人民谋福利就好”,“坏”(价值层面)和“谋福利”(功利层面)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但是在价值层面,我们不能说类似的话。上面提到“盲目的共情”,国家主义的喧宾夺主,就是“盲目”压倒了“共情”。因而,如果真的要运用价值层面的中介国家主义为政权辩护的话,首先就需要警惕自己的“喧宾夺主”的危险倾向。

更何况,在价值层面可以充当中介的选择并不局限于国家,而有着广袤的社会空间。甚至可以说,国家长于当功利层面的中介,而社会长于当价值层面的中介。但是在中国,后者是被国家扭曲的,“公知”早已被污名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因为社会力量的欠缺“被迫”承担起中介的职能。客观的叙述这一事实是必要的,但是由这个事实引申出道德上的对国家的礼赞,无疑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这种现象如今广泛存在于中文互联网舆论中。在近十年的不断强化的舆论管控之后,有人开始说,自己既不信“五毛”,也不信“公知”,独立地看出了中国崛起背后的道德意义,并大加歌颂。这种“理性爱国(党)”忽视了舆论管控的大背景,误把政府有意识的舆论引导看成是自由言论环境下某种“大势所趋”。而这种歌颂,也只是在歌颂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果政府不是只比一部分人在价值观上更现代化,而是比所有人在价值观上都更优秀的话,那么作为中介的国家主义,就可能滑向作为终极目标的国家主义。这种极右的倾向,每个人都应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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