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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从香港问题看大棋党


(这是一篇旧文,原文于2019年6月发布于一个墙内社交平台上,今天才偶然发现其实它发出后很快就被删除了,因而将其重新发布于Matters)

最近一段时间,香港的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墙外的风雨渗入墙内,激起了两方面的评论。一方是官方代表的“境外势力”的传统论调,另一方则是最近才粉墨登场的自媒体评论。我阅读了两篇传播较广的自媒体评论(赵皓阳《香港这座城市有救吗》和姬轩亦《怎么看待香港现状》),它们的论点出奇的一致:香港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一代港人困于迷茫,无知可怜,因而发动了那些错误的散步活动。在这个意思的基础上引申一步,则香港的经验是失败的经验,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我之前也不是一个对于政治新闻特别敏感的人,之前“占中”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试着去了解这些活动是什么状况。这次的散步活动,我一开始也是不太清楚,因而就采信了官方的说法。可是当散步人数一再上涨,到了以百万计的时候,我的看法有了改变。驱动这种改变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想法:如果是一万人、两万人散步,我觉得这只是普通的社会现象罢了,可是现在是占香港总人口几分之一的人全部都上街了,难道是这小半个社会(如果考虑到不便散步的老弱病残,那么便可能是大半个了)全都错了吗?回过头来看墙内的新闻评论,姿态从一开始就从没有放松过,官方的姿态我尚能理解,毕竟那要从十四亿中国人和世界局势的大局出发,坚持我们的立场;但为什么民间的观点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了?须知,民间的评论之所以能够从官方评论中分化出来,成为另一种声音并和官方的声音相得益彰,就是因为它们牺牲了一些“高度”,而多了一些来自“常识”的接地气的内容。

诚然,民间评论会分化出许多不同的立场,其中一种在网上被(有些戏谑地)称之为“大棋党”,即他们很追求评论的“高度”,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大范围的经济动态和宏观的变化规律入手,仿佛自己是世界政治博弈这场大棋局中的一名棋手。可以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古时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也是被广泛推崇的青年应有的气象。当然,“大棋党”终究是民间评论,因而他们和官方评论员依然有区别,所谓“知政失者在草野”,在传统中我们也常常期待这些人从自身所处的环境出发,通过个人洞察力的深度为政策的讨论注入新鲜血液。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现代世界,这种古典的传统在新的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政治经济中的竞争水平飞速上升,之前大家的关注点都在某场几万人的战役上,而现在人们却能放眼诸如英俄“大博弈”那样纵横全球的对抗,这无疑为相关的想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人们的野心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转变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另一方面,在这些物质条件变化的刺激下,各种现代思潮也应运而生: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主义、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到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视角。这些新思潮伴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大众化产生的,因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无论它们的议论多么精妙绝伦,它们都有一系列通俗化、简易化之后形成的适应于大众传播的版本,这一过程或可粗略称为“意识形态化”。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化”的思潮与我们的传统相融合,成为了“大棋党”产生的思想背景。最后,信息时代碎片化的阅读要求和我国特殊的环境提供了这颗种子发芽的土壤。这两篇文章(下称“赵文”和“姬文”),就是“大棋”开出的花。

之所有用较长的篇幅梳理这种思想形成的过程,是因为在香港问题的相关评论中,这些渊源中每一个元素的缺点,都在“大棋党”的文字中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出来。当赵文颇为鄙夷地提到香港大学生素质较低的时候,大陆的大学生情况又如何呢?(我校某年做过一个小范围调查,入学新生中有半数左右的同学认为“民主就是为民做主”)这种与自己所处群体的疏离和我国古代(其实也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古代)恢弘的历史与卑微的底层民众之间的疏离又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呢?用香港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个片段作为史料秘辛来粗暴专断地“打倒”另一种观点,而全然不顾真实历史的复杂性,这和那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信条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发达的现代经济社会条件,姬文又如何借助“资本主义”“金融”“实体经济”等一系列名词完成对香港本土发展的完全否定呢?赵文几个例子加一些经过选择的数据和姬文中一以贯之的神神叨叨的“历史神学”气氛,能够从海量的信息中脱颖而出成为“爆款”,不正是网络时代碎片化阅读的产物吗?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国特殊的网络环境对于“大棋党”的影响。

我国是推崇宏大叙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野早在近现代就出现在法国与英国的主流思想之间。但我国还有一个最为特殊的政策,就是那堵据说世界唯三的Great Fire Wall. 如果说前面这些缺点在我国的大棋党中存在,在其他国家类似的民间评论群体中也同样存在的话,我国独特的GFW使得这些缺点没有在更为广阔的意见市场中得到纠正,反而通过消灭它的其他竞争对手使得这些缺点近一步加深了。实际上,这道GFW不仅影响着思想市场的“摆摊售卖”过程,也影响着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者的口味培养过程。这一复杂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大棋党们无论如何引经据典,高屋建瓴,最后所说的不过是官方社评的一个注脚罢了。

这就凸显了这一类评论的一个困境:它前面可能说的天花乱坠,但最后却只会和官方社评殊途同归。官方社评代表的官方意见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民众应该有自己的表达空间,倘若民间评论只是亦步亦趋,那它们也就丧失了原有的吸引力。

为了走出这一困境,两篇文章的选择出奇的相似——向未来“借贷”,把现在的情况与遥远的未来挂钩,用自己所擅长的意识形态化的思潮,把现在和未来搭上一道道缆绳。这样,本来只是聚焦于一时一地,最多不过拓展到贸易战这一背景的风波,便直接可以和香港的宿命或整个资本主义的未来连接在一起。但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庞氏骗局”罢了,因为作者的预测其实只是个噱头,他今天预测香港的明天会更差,明天预测香港的后天会更差,而从来不会在自己预测失误时“偿还”什么。

大棋党的拥趸们都是关心未来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早的一批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他们意识到生活除了自己身边的柴米油盐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和宏大的社会结构。遗憾的是,这种公民意识在后续培养过程中得到了一种有偏向的对待,使得关心民族命运变成了只关心自己民族命运,注重自身利益变成了利益压倒规则。在我国统一问题上,认为“不必五十年,二十年已经够意思了”和“留岛不留人”的大有人在。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延续。恰恰相反,八十年代的河殇和新世纪的“等一等你的人民”已经用一种非常极端的姿态证明,今天的启蒙并没有被救亡压倒,但人为的控制却能让万籁俱寂,独尊大棋。且以思想政治课为例,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在意它具体上了什么,觉得这是“敌在中宣”的一种表达形式罢了。但其实,关键不在于它上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上什么。一直同一种思想待在一起,哪怕你不去主动学习,也依然会受到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大部分时候,不同的思想只是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基本都只需言之成理即可。但因为我们只受一种思想的熏陶,我们往往只会考虑绝对的对或错,而非相对的哪一种更有道理。例如“香港有未来吗”——这个问句所渴求的是一个绝对的判决:有或没有。但其实,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香港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和教育有关,和经济有关,和政治有关;50年不变的承诺应该被严格遵守,还是应该允许部分违反,如果允许的话又该违反到什么程度,等等。可是我们似乎不存在这样的讨论空间,我们讨论的空间是如此狭小,只能容得下那些飘然若仙的大棋党的言论。

我认为,这其实是GFW的“意料外后果”。没有人知道,这种思想市场的萎靡会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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