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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三种言论自由

在方方日记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错位的对抗”:声音最大的意见是,方方日记不公正、不客观,为外国提供了抹黑中国的材料;而支持方方的很多人并没有直接的反驳这种说法,而是强调“问题不在于方方日记本身,而在于偌大的武汉城最后只留下以方方日记为代表的寥寥数语可作为记录”“其他国家公民抱怨自己的政府都是稀疏平常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就那么特殊”等等。从这种错位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对于“言论自由”这一核心概念的不同看法。

在方方的反对者看来,言论自由是国家崛起的工具箱中的一个普通工具。正所谓“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封闭,能提高中国国际形象就是好政策。而在方方的支持者看来,言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所谓“物不平则鸣”,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天赋,说话的自由就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神圣权利。人们对方方日记的攻击是墙内长久以来对压迫舆论环境的一次集中体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大的言论自由与否的矛盾,很多人即使没看过方方日记,也会因为这个焦点议题上的想法而被卷入争论。

毫无疑问,我上述的两种归类把辩论中大家的言论简单化了,实际情况更像是两种言论自由的杂糅。但我想把两个极端点拎出来,或许会便于我们更清晰地分析议题。由于墙内言论空间日趋压缩,大部分谈论言论自由的人可能都是在其受到侵犯之后“逼上梁山”发出呼号。此时,作为终极价值的言论自由无疑会是大家强调的重点。因为在这种被删评被禁言被封号的经历中,人们能切实体会到一种基本冲动被压抑后的痛苦。这一现象的存在或可说明:作为终极价值的言论自由,是在其被封锁得最厉害的时候才最值得讨论。如果真的松绑了,那么如何规范言论环境,避免人身攻击甚至过分“政治正确”等对言论自由的具体探讨才有用武之地。换言之,在如今风雨如晦的环境下,去大谈特谈言论自由的问题、谈言论自由怎样才能为国家发展服务,是有些不合时宜的。

当然,有很多方方的反对者是不承认有“作为终极价值的言论自由”这么一回事存在的。对于这点我们姑且悬而不论,单就“作为发展工具的言论自由”而言,我觉得这种老生常谈的概念中,也有着值得我们所有人注意的地方,即自由的言论,只有和其他各类社会行为相配合,才能真正的促进国家发展。也就是说,探讨这种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之前主要谈“该不该用这个工具”,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用这个工具”。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看到了豆瓣上的一个帖子,上面详细记录了近年来的很多性侵案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悬而未决,正义仍然没有到来。看到这个帖子,在感受到无力感的同时,我也忽然想到了疫情初期我们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不要遗忘”。可是如果“记住”的结果也仅仅是自己记住,而没有任何途径可以为之努力的话,记住可能就只是一种情感折磨。这样的话,怎能去苛责别人没有记住呢?当然,也有事情是得到妥善解决的。但是,首先,这种妥善解决的概率,最起码是不高的;其次,最重要的是,即使是那些得到妥善解决的事情,我们也大多时候是去微博上刷一个tag,然后就等待官方的处理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种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施展空间和反馈体验。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相对应的社会空间的问题。在谈论这种工具化的言论自由时,关键就不再是言论自由本身了,而是整个社会空间在政治的紧逼下逐渐萎缩的问题;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一个特例。故宫的大奔解决了吗?红十字会问题解决了吗?甚至更久远一点,雷洋案有一个妥善的解释了吗?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指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最终答复的有无,同时也包含了我们公民去追索这个答案的一个过程。而这种“公民追索”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能等疫情平复之后去武汉红十字会门口示威吗?我们能自己掏腰包去给那些受难的同胞立碑吗?我们能以与政府对等的底气对它进行追问吗(甚至说,我们只是要求像03年非典疫情期间央视《面对面》对王岐山的采访中的那种态度)?既然这些都不可能,那么言论自由本身就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就像在一条流水线上,我的组装质检等各个部门都不存在,那么我还要准备物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在这种概念下为反对言论自由的不少说法,背后的逻辑恰恰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将这种其他部门的缺席视作理所当然,并以此为基础质问言论自由存在的必要性。因而,面对这种言论,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言论自由是否有意义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怎样才能让言论自由不白白浪费的问题。否则,我们就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一条没有自由的路,一条依靠青天大老爷作出集体理性决策的路。

肯定还有很多人确实就持有这种观点。对此,我首先想强调的是逻辑上的清晰。因为上述的不同观点都代表了一些不同的思想,但是在很多辩论中,这些思想变成了阵地战的战壕,我先守住这条线,守不住了再退守下一条。这种为了立场而罔顾逻辑的行为,是我们在讨论中首先需要厘清并清除出去的东西。

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我们终于要面临最终的自由及其敌人的大决战了:一方歌颂自由的神圣,另一方指责自由的虚伪。但这场决斗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体现。这就是我想提出的在前述两种言论自由之外的第三种言论自由——“作为不动点的言论自由”。不动点是数学上的一个概念,一个不动点在经历过一个函数变换之后依然还是原值。同样的,这种言论自由,即认可“可商榷空间的存在”,是一切讨论的共同前提。哪怕你是要讨论言论自由是否有必要,你也得首先承认这个问题(“言论自由是否有必要”)是有讨论空间的。这种作为公共讨论基石的言论自由,往往会在实践中受到官方的侵犯。文革后三联创立了《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读书无“禁区”》,就是在呼唤这种言论自由。

而在今天,随着舆论管控的不断加强,在墙内的很多讨论中,这种前提式的言论自由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界限。这就是所谓的“文革的苗头”。我们至少应该坚决捍卫这种前提式的言论自由,捍卫这一点立场差别之外的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否则,我们就不配谈什么“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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