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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回憶錄一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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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穿 和 @haha888333 同志說香港的黨組織建設不夠, 我對他們對基础事實的了解很佩服, 也很佩服他們發言的勇氣, @石穿 同志鼔勵我發一段原文, 我那就發一段原文, 看看許家屯同志在香港做的是甚麼事, 又和甚麼人來往通信. 

@石穿 同志和 @haha888333 同志, 一個是許家屯專家, 一個是元朗問題專家兼烏克蘭專家. 我要好好學這些同志學習


第十章 香港经验启示录 回香港后,我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我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盗),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我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赵在我的信上批示:(大意)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很快地,中央任命原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为首的建省筹备组,进入海南。海南要建省和设大特区的消息轰动了国内外,考察投资、洽商、求职的人潮,源源不断地渡过琼州海峡。海南还未建省,就已经热火朝天了。

海南于八八年四月二十五人正式建省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邀请我做顾问,中央也予承认。遗憾的是,特区政策一直没有完全落实,李嘉诚投资海南的事没有取得进展。

开发海南岛的想法,是我从认识香港开始,体会到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实体和经验的过程。我到香港工作后,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需充分利用香港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一开始认为香港只是进出口的渠道、跳板,到利用香港吸收外面的资金、人才;到认识到利用香港经济发展的经验;到利用香港英国政府管治成功的经验来制订基本法,以至利用港人中西融汇的独特文化;这是一个几年来逐步发展的过程。

利用香港的经验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领域广泛,内涵丰富,现在要把这认识完全整理出来,还有困难。但我认为,在中国廿世纪末、廿一世纪初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道路中,充分利用香港经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人们越早认识它的价值,将会越快越多地对内地、对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九七八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与上下文似乎不相符,疑为“一九八八年”之误),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希望我对利用香港、开发内地的问题,为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因此,新华分社调研室根据我的意见,起草了文件的初稿。张劲夫受赵紫阳的委托,在深圳召集了两次座谈会,研究讨论。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一些在香港中资机构做经济研究工作的学者、新华分社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张劲夫还从北京请来一些专家与会。

会议之后,新华分社研究室根据会议的讨论意见,对文件初稿做了修改,交给张劲夫,张又亲自做了一些修改、补充,形成一个正式文件,由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以此文件内容为基础,我写了篇文章,在《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充分发挥香港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我们只是提沿海地区,但实际上是着眼全国的。这样提法上只是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让沿海地区首先同国外市场结合,进入国际市场,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先行一步,这也是中央全面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文章着重讲经济上充分利用香港的问题,没有探讨政治上、文化上如何利用香港。我提出,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谁充分利用香港,谁可能将来得益最大。我们中国内地应该最充分利用,因为香港是中国领土,是当前唯一在英国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不管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考虑,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特殊资源,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服务。

当时,内地对外面情况了解很少,而且很慢,如何把香港经验推向内地?如何充分利用香港这个信息中心,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信息网络?为此,我们在香港一直进行让内地多了解香港的努力。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刊物、印刷品,将香港的信息经验发往国内,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材料,还经常在新华分社编印的《港澳情况通报》登载,以便让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市、部委的负责人尽快知悉。

以前,中华总商会不定期地在香港开办训练班,专门培训内地一些中级干部如工厂厂长、省、市的经济管理干部等,向他们介绍一些香港的情况、香港经营的经验,组织一些短期的参观,每次一至两个月,这个办法很好,这些人虽然不能完全了解香港,但可以打开眼界,开拓他们的思路。

我提议并在深圳也办了这样的训练班,请香港的学者、企业主管到深圳讲课,这样参加的人可以更多一些,同时,把香港培训班的档次提高,由培训中级干部改为培训省市级负责人,让负责经济工作的副省长、副市长、副书记来学习。

八八年我到河南省参观,原南京市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南当省长,我与他比较熟悉。我看了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同当地的领导干部接触之后,深感他们对外面情况了解甚少,对经济改革的想法保守。因此,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到香港、深圳去看看?他们回答:“去看了,我们也学不起来,没有条件学。”

我向程维高建议,我说学得起、学不起是另外一回事,首先要开拓眼界与思想,现在他们这一级干部对外面情况知道得太少,现代社会的知识太欠缺,这种现象应该改变。我建议:县以上干部分期去香港参观,可以由省负责人,或者地(委)、市负责人带队组成参观团,一年组织几批,一批几十人,去香港参观;县以下干部,可以到广东、深圳去参观。我说,只要你们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人,或其中一人写信给新华分社,我们可以立即就批。程维高当时听了非常高兴。

我回香港后也特别通知有关部门,要他们注意这件事,可是后来,我看河南方面来的人仍然很少,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经常在香港或深圳组织一些研讨会,听取各方面对国内改革开放的意见,这里我想介绍两位热心将香港经验向国内推广的人士。一是罗桂祥,他在八八年提出有关商业改革的建议:发展民营,改变国家垄断商业批发、零售的情况,换言之,商业流通由国家独家经营,改为多种经济成分来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罗桂祥的建议书里还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商业发展的情况。

我看了罗桂祥的建议,立即直接送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看了建议,很快就批示:(大意)这是一个很大胆、很好的建议,要赵紫阳研究。赵紫阳即批给当时的商业部长刘毅,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过后,我去找刘毅询问研究结果,他说,其他意见都很好,就是开放私商经营批发业务,还不能同意。因为我同刘毅比较熟,互相谈得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小平都认为大胆,大胆就在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经营。”我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方案。以后我看商业部门实际上也逐步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可以说,外面的信息和改革建议对内地起作用,香港是有贡献的。

还有一位是查济民。他在八九年,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两个重要建议。一是在广东、广西,搞一个开放的大特区,采用香港的经验和法律来开发和建设。二是建议在上海、福建及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采用台湾的经验和法律,建设另一个经济特区。他提出一个方针性的意见,就是经济改革迈大步,政治改革走小步。

我对查济民的这一建议很感兴趣。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我向他建议,将采用香港和台湾法律的提法修改一下,便于国内易于接受,尽可能减少误解。

查济民的建议书是“六四”以前提出的,我提出了上述意见后,他拿回去修改。“六四”之后,又交给了我。那时送中央已不是时机,但我还是决定往上送,果然遭到江泽民、李鹏的批评。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仍然送去,是因为这样的建议实在难能可贵,希望邓小平能看到,有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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