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理解的女权主义

【第一次在matters上发帖…感谢阅读和批评】

我是一个女权/女性主义者。我的女权主义大概倾向于一个广义（e.g., 认为不应仅关注“女性”的利益）、自由（e.g., 支持trans、支持女性例如性工作等个体自由选择，当然前提是真的自由）、相对温和（e.g., 不支持敌我论、不支持根除性别的社会意义，但也不满足于基本的平权）的立场。下面想通过三个层面聊一下我对女权的理解，分别是权利、文化和关怀。

其中最直观的是权利。首先是法律保护的层面：比如生命权、财产权、选举权、劳动权、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等等。女权主义所期望的社会不应该允许以出生性别、族裔、出生地点、家庭背景、性取向等个人无法决定的因素剥夺任何公民权利，也不应该因为这些因素赋予部分公民特权。同时我还更严苛地认为，一个社会的平权不应该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目的或条件。基于此，我反对诸如“平等的权利建立在提供平等的社会价值之上”、“没有履行一些义务就无权享受另一些权利”的论调。再比如大跃进的时候国家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如果保护妇女劳动权主要动机是为了把女性的劳动力投入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中以达到其他目标，那么我认为也不属于平权改革（跑一下题：对于动物权利我实在无法完全支持甚至想用功利主义辩护…所以我还是没能逃离人类的双标本质）。在当代，部分归功于国际人权法案，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会写平权，但在真正保护这些权利方面却很难完全做到。比如，法律可以规定女生要和男生接受同等的教育，但却很难保证数学老师不对女生说“没关系，女孩子数学学不好很正常”并用更低的标准要求女生。再比如，法律也很难保证任何教育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录取及奖励系统不会对女性带有隐性的偏见（显性偏见广泛存在且需要得到司法关注）。至今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女性的受教育仍低于男性，承担的无报酬劳动高于男性，进入职场也会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难以进入社会的管理层。且进一步讲，即使法律保护了一些权利的平等，司法上对侵犯权利的单位的重视度可能不够到位（例如警察进来说家暴是小事）、惩戒也可能不够合理、执法过程也可能不够公正，例如对家暴、性骚扰等行为的轻判、漏判、误判。女权运动最直观的一步，是让越来越多社会上的男性和女性意识到这些制度问题的客观存在，然后试图推进改革。

权利除了体现在国家层面的法律，还涵盖了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规定和规则，其中也不免存在威胁权利的现象。比如，一个地区可以规定女性在晚上不允许独自搭乘出租车，初衷可能是为了减少女性受到的侵害，但实际上既剥夺了部分人身自由，又隐隐将“出租车司机侵犯女乘客”的现象正常化，并加强了“出租车司机是男性”的刻板印象。再比如，一些岗位招聘的时候会明确列出性别、年龄、婚育状态等要求，初衷可能是为了缩小范围以提高招聘效率，但也同样剥夺了部分应聘者的权利并且也强化了一些职位的刻板印象。

上述这些对权利及自由的侵害现象的一个背景是文化。“文化”这个词有很多定义，但我想表达的大概是一个社会里被普遍认同的知识、规则、刻板印象与价值观的集合。我认为即使有近乎完美的立法、司法和监督，并且努力消除更低层面规则规定中的权利不平等，达到一个女权主义的理想社会还需要文化的变革。文化源于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男性的历史，女性主义思想从19世纪末发展到今天，距离真正渗透到文化里还要很久很久。从古至今， “女性”以及“男性”这两个概念在文化中不断被赋予很多附加意义。比较普遍的例如女性应该比男性更重视外貌、更爱干净、更感情化、更应该从事做饭等家务、在人际关系中更应该顺从而非主导等等。小女孩一出生会被套上粉红色的衣服，被芭比娃娃之类的玩具和一些动画片影响着对自己性别的定义，在社会上有意无意的影响下向着这些“女性”的社会定义靠拢，从而被限制了女孩个体发展的自由。长大之后，女性要面临自己的价值危机，比如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如何保持好的皮肤和身材，时刻学习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讨周围人的喜欢（相比而言，男性在讨好他人方面通常被给予更低的要求）。也因为女性的价值定义里注重“年轻”，年龄的增长为女性带来的非议、不公平待遇，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卑感通常也远高于男性，而这些都是父权文化的产物。但在更低的程度上，男性也是这种性别文化的受害者。例如，男性在更难在社交场合中表达情感、要承担更高的经济压力、以及表现出任何“女性特质”时会受到的非议等。因此和一些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不同，我反对任何把女性作为整体定为纯粹的父权文化受害者而男性整体定为侵害者这样笼统的框架。我觉得一个男性和女性受到程度类似但不同方面的压迫与束缚的社会并不比一个只有女性受到压迫与束缚的社会更好。

女性和男性在不同文化里的附加意义会略有不同。我们中华民族从古时候起就比较喜欢用榜样（例如“君子”）来定义一些道德标准，在不断赞扬符合这些道德标准的人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一套深入民心的道德体系，并把道德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学的《思想品德》和《政治》是一门课）。这种以儒家思想为根源的、重道德、重国家的文化哺育了我们的民族一些好的特质，比如比较遵守法律、比较重视孩子的道德意识、比较以群体利益为重，这些特质也让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在新冠疫情的控制中做得更好。但我认为儒家文化和女权主义之间矛盾多于共性。首先儒家文化传下来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是比很多西方文化更严重的，乃至对女胎、女婴的杀害、丢弃现象至今仍能反映在失衡的男女比例上，女孩子出生之后更是难以收到与男孩子同等的关爱。更隐蔽一点的，我们随口赞扬一个女性温柔、矜持、贤惠，都是潜在地把一些个人特质性别化，而很少去讨论为什么这些特质定义了这类人的好，另一些特质又定义了另一些人的好。此外，相比一些西方文化里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推崇，我们文化里对于不符合道德形象的个人的接受度相对较低，导致即使推翻了现有的性别道德形象，也可能会有新的道德形象取而代之，并且束缚人的力量不减。这些是我认为女权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发展的一些难点。因此我觉得，要在文化上推行女性主义，除了意识到文化里存在的偏见、刻板印象并努力更正，更需要在媒体、教育上格外推崇一些多元化、非传统的女性和男性形象，让我们对不符合“标准”的人多一些宽容和支持，无论这个标准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

最后想聊的一点是关怀。我本科学过一些发展心理学，很多东西忘记了，但还记得道德发展领域里Lawrence Kohlberg和Carol Gilligan的争论。Kohlberg认为，一个人道德观念的发展是一个从规则到原则的过程。最初通过一些现有的、显性的规则来理解道德，而后面则过渡到用如正义、人权等原则来作道德判断，对硬性规则的重视程度降低。Gilligan对此的批判是，这一道德观念的发展规律大多只适用于男性，而她的研究发现女性的道德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人的关怀（care）。我之所以不支持根除文化里的男性和女性的所有附加意义，除了对其可行性的怀疑之外，也是觉得一个男女仍有社会性的不同阐释、落实平权也没有完全到位、但是对人的关怀度很高的社会是可以接近女权主义理想社会的。想想现在女权主义面临的一些主要斗争，权利方面如争取教育、职场的平等，文化方面降低对性骚扰和家暴的容忍、对男女性别二分的社会定义的解构、对多元的性取向的普及，一个共性就是我们的制度和文化里还存有对女性的异化和物化，还认为女性是“他者”、是“工具”。如果能通过制度、媒体和教育改革等方面大幅改善文化中关怀的缺失，我觉得依然会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大进步。

关怀说起来很容易，大概不过是对任何一个人遭遇和言行的同情，或“站在他者的脉络里理解他者”。关怀甚至做起来也很容易，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亲人和朋友都是可以做到关怀的。我们对不熟悉的人的认知都是从标签和刻板印象开始的，这本身没有错，但这就导致我们对不熟悉的人就很难做到关怀。当我们想到一个和我们亲近的家人或朋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不是ta属于哪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有这个那个特征，而是ta做过的事情或者ta作为一个人的性格和品格。当我们和这个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通常不会带着“ta属于这个群体所以就一定有这个特征，就应该在这件事上这样做”的想法。但对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人作判断时，如果也能试图抛开标签和刻板印象，而去站在这个人的角度想一想ta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经济条件、接受的教育，那么我觉得是很难不产生任何同情和理解的。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或者条件去了解这个人，能尽量克制自己先入为主的假设和道德判断，我觉得也是关怀的一种形式。

最后，借着关怀的话题，我想贴知乎上@龙窝里的倪纳 的一段话为网络上愤怒的女性或“拳师”作一点点辩护；人身攻击总是不好的，但在一个分裂、浮躁的时代，希望大家彼此多一点理解和关怀吧。

“我从没批判过激进愤怒的女权主义者，但我自动把她们屏蔽在了我的一个思维盲区，因为我并不认同她们的主张。但仔细想想，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个激进派的女权主义者，仅仅是因为我‘性格好’？当然不是。是因为我坐拥太多选择。回上海工作3年，经历过的职场性骚扰无数，但我有的选，我有底气可以对所有的‘意图’翻白眼；我可以对想要伤害我的那些客户说，fuck off。说白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生存线上挣扎过，我也了解我应有的法律和社会权益，所以我能把这些年的这些故事当笑话一样讲给朋友。我坐在知识和金钱编织的权力王座上，我还真的没怕过。但多少女孩子可以？多少女孩子可以在上司的咸猪手伸过来之前就充满底气的蔑视他，然后甩手走人或者投诉？多少女孩子可以轻松打破职场的‘玻璃天花板’顺利晋升，或者，怀了孕也不用像京东副总裁一样看老板脸色？如果每天生在这样的环境，有多少人听到‘女权主义’这个口号之后，还先去耐心学习女权主义理论，然后平心静气地争取利益？10年前，甚至5年前，她们从不愤怒，因为她们还在自我指责：可能是我行为不得体，或者我说话说的有性暗示，或者我怀孕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她们现在意识到了，身为女性，她们不是这些问题的原罪，但它们无法一下子看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父权社会和异地恋霸权的社会机制；她们的愤怒需要发泄，普通男性（主要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成了暂时的牺牲品。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见过一个女权主义者去街上暴打或者性侵一个男的。享有特权的我，虽然知道他们的行动真的无法帮助女权运动的发展，但我没有理直气壮去职责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