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店寫作。雪夜訪戴集。

衡山和集、后窗和中年故事

2020 年 2 月 19 日

（一）

衡山和集书店开在徐家汇公园边上，自地铁站步行过来也不远。位置颇佳，前是闹市，旁有园林，车马过时不闻隆隆声响，行人走到此处，须留意那小门才察觉有书店。或是侧边的窗子里可以窥见其中的书架，时有读者静坐窗台，是番迷人风景。我有时自广元路转天平路步行下来，可以发现书店做旧的外墙和临街的窗，只是没进去过。那时我尚在交大，这种过书店而不入的行为显得特别没有文化。不过交大之神奇也在此，它与文人似有高科技绝缘，且以留不住人文学者为荣。此是旧事，不提也罢。

说是书店，不犹书店。在文化空间的拓展上，它是做了很多工夫的。若要在上海寻一个文艺青年们和文艺青年工作者们的绝佳去处，衡山和集可纳入考虑范围。书店三层，各有千秋。一楼卖书，杂志，唱片，影碟，诗集，咖啡。二楼有书，艺术图册，画展，厕所。三楼有展。我曾在一个夏天的某几个下午，在二楼南窗前的小桌上改稿，打翻过咖啡，洇在纸的边缘，一张张染出枯黄的框。南窗无风，似知我其时心境。

前两段都说到窗，衡山和集的景致全在一个窗字，四处窗子。一页或一格的窗，功效堪比相机的镜头与取景框。一树海棠开得灿烂，镜头要拍出它的寂寞与热烈，取适当留白便可。或是一盆腊梅，墙外绽放如春，香气如潮，只在窗内见得一枝寒梅逸出，冷香飞上枝头，是好景如画。全是窗之助。书店四处窗子，各有风景，故事往往不同。

（二）

一楼最妙的是临天平路的两个窗。尤其是东北角那个窗，我且称为东北窗。自书店南门进来直走，过收银台到底排书架，有诗集和一些外文书，总是卖不掉的样子，或是在等合适的读者。有一天我在窗台上坐着，看着对过书架上的Ted Hughes发呆。这厮，我心想，倒写得一手好诗，要是没有Plath和Wevill的相继自杀，要是只有他晚年的种地写诗，我会喜欢他。顾城也写得一手好诗，砍杀妻女也未背上恶名，总以发疯为由，人们记得他的天真。Hughes后来在Birthday Letters诗集里透露出和Sylvia Plath的相关，有后悔，仍无法得到世人的原谅。究其因无他，有诗才，不温柔。

对于文学人物或文学创作人物，人们喜欢一种悲情式的观看，并且在悲剧发生后选择同情和赞美或批评与鄙薄。往往悲剧之效果胜于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悲欢离合里，记取动情处，全是悲与离。对Plath和Hughes这对天才诗人的结合来说，人们更同情那个三十一岁时自杀的Plath。青春与年轻是种美好，把美好摧毁并呈给你看，这就是悲剧。在追寻与观看这个悲剧的时候，同情对象自然落到了年轻的一方。而那个Hughes的死去，还要发生在三十五年后。

在我伤感这对文学史上的情侣悲剧而出神时，有个中年女人以一种后现代的姿态闯入了东北窗，将我拉回眼前。她以一种慵懒的腔调从二楼踱到此处，掏出了她的巨屏手机与全书店的人分享她的喜乐。那是一段奇异的视频，令那女人浑然不觉旁人的注视。我痛苦万状闭上了眼，并且戴不上耳机。直到一个电话打入，那声响才终止。

在过了很久我将要困乏忘却此事时，有个俄罗斯口音英语男中音走近。那么从容，那么清楚，那么无奈。是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少年——是他的儿子也未可知，进行着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那少年语音有些不耐烦，大概是觉得他讲中文，而他老子讲着英文，实在是装逼之极尴尬可恼。终于，他下定了决心，大声讲，我不跟你说了。说罢就走出了南门。中年男人便用他从容清楚无奈的俄腔英语远远地说，You should talk before you go.

我于是只好在这个当口醒来。东北窗闪现着世界的杂糅与时间的诡异，露出讥讽我们中年人的神态。

我今天写到时此处，已不知为何单记得这两幕。中年男女进入这个被我设定为文艺青年游访驻足的空间，这一画面本身有一种浓烈的对比效果。这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们见证了都市化的进程，参与构建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变成中年的路上，那些美好的、颓废的生活与游荡，在这个城市的游荡，在日光尖上无所事事的游荡，总有一天要像那少年一样，离开得干脆又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