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ralized
Demoralized

Yes, already demoralized.

是否必須在加害者面前保持不崩潰

我在典型的不尊重小孩子的環境下長大。成年人有一種娛樂喜好叫做“逗弄”,把小孩子激惹哭,然後玩笑著貶損她說“你怎麼這麼不禁逗?”這種行為每次都很短暫,幾分鐘之內我從嚎啕大哭到被批評到屏氣止住哭聲(我的父母和直系祖輩認為萬事都不能哭,一哭就是錯),但頻率又很高,所以我“恰好”得以體驗大量重複性激惹與壓抑(過一個春節,那我一天只能可能可以從三四個親戚都體驗到這個過程),成功地把自己的情緒崩潰臨界點“歷練”得又低又脆。

稍微大一點,我開始從這種激惹活動中尋找規律。我發現是我的反應在刺激、乃至於鼓勵著成年人來逗弄我。在打不過也理不過成年人的兒童時代,我不得不給自己洗腦成了“你絕對不可以在他們面前崩潰。你要是崩了,就是你太脆弱太愚蠢的錯”,完全不再去過問逗弄我的成年人是不是確實太討厭、乃至太缺德。這種以壓抑回應激惹的思路,衍生到一定程度,就是我在被性騷擾的時候對生成出對自己發生了生理反應的身體的極度厭惡(“喔你這麼容易就可以被性刺激到喔,真是糟糕”),完全沒精力去檢控騷擾者。我如果對惡行有反應,尤其是被其激惹而喪失自我管控,外露出脆弱的身體感覺(從哭泣到性喚起),那就是我的錯,誰讓我不能在惡行面前做到“非”。邏輯上的“是”(比如脅從惡行)、“否”(比如反抗惡行)、“非”(比如完全不對惡行做反應、認為惡行不存在),我認為用“否”回應“是”實在是太給它臉了,只有“非”-不回應從而證明它不存在,才能事解決辦法......hh,我覺得這一定是一個“人類一思考,神明就頭疼”的內在實踐......

昨天讀那本寫林昭的書,讓我更崩潰(也因此必須擱置多一天才能寫出來)的一點是,雖然我早就知道林昭在獄中一直努力保持高貴的不合作、不脅從狀態(林昭為了防止被侵犯,把自己的衣服縫死,不換洗(反正獄中也難以換洗)也不在方便的時候脫掉),但是書裡還是寫到她在和來探望的朋友說到請朋友幫忙照顧母親和妹妹的時候哭了。而那個時候,當然,那些加害者(獄警)在場,恐怕也不乏那些剝光她的衣服、讓她“脫胎換骨”、盯著她看的獄警。她其實真的有很強大的心智能量,當獄警跟她的朋友說她已經神智不清,她反駁“哪個國家會把神智不清的人(因為他們神智不清的話)抓進來坐牢?”可是越是如此,我越痛苦--這樣一個高貴的不合作者,都會崩潰,我在強烈地帶入感(“彷彿我是她、彷彿我在她的處境中”)和極度的傷心(“原來再內心強大的人也會崩潰,人類個體真的太辛苦也太可憐”)中非常、非常、非常難過。我評估了一下如果我放任自己哭泣會怎麼樣,最後還是決定早早放下那本書,跑去系裡辦手續。

其實我已經有呈現,我這種對崩潰的高度不接納,是來源於小時候的習得和心智發育尚未完善情況下的不合理推演和自我洗腦。換言之,我並不覺得這種不接納是合適的、值得存續的。但是我明白它為何發生並不代表著我可以控制它(是否、怎樣)發生。崩潰在我的體感而言,是個人防線的潰破(如是馬其頓防線被攻破),從而意味著加害者可以更好地侵入我的內部、造成更深的傷害。

從昨天到現在,我一再強迫自己思考“林昭哭泣了,所以林昭在獄警面前的高貴的不合作就失敗了麼?”說實話,我的理性好想回答自己說:不,她沒有失敗,她仍舊在高貴地不合作。可是我的體感不聽的。情緒就是這樣一件事:理性上的努力越多,它對改善體感(情緒位列其中)的失敗就越大。

以我從很小到讀書以來的經歷來看,倘若我要在加害者正當前、且我哭泣崩潰正嚴重的時候去做理性上的思考:或者是要不要、如何控制住哭泣,或者是為什麼我這樣難過於崩潰,凡此等等,那我只能更崩潰。但可能是我昨天的體感實在是太糟糕,我完全停不下來思考。於是我有想到、不、是想像到(注意,只是想像,而想像還是停留在理性層面的):“在獄警在場的情況下,還是從容、如她本心所願地哭泣,這是不是本身就是林昭的高貴的不合作的一重表現?”畢竟她沒有受到獄警在場的影響而要求自己控制哭泣、或者要求自己不哭泣。推想到這一步,我似乎感到一點脆弱的光亮:這個“不受影響”,似乎是一重真正的“非”--不關注獄警是否存在,不將他們的存在納入自己的思考和情感表達。好的,我好希望、好希望真的是這樣。喔emmmm......原來固執於“是否非”也仍舊可以不逼死一個太過在意“對別人產生反應/自己防線崩潰”的自己,關鞘就是原來情緒的出現本身可以不是對加害者的反應,因此它的存在不是在“認證(是)”或“証偽(否)”加害者/加害行為,而是在呈現對他們的不理睬、不回應。能夠不理睬、不回應、不認為加害者有值得自己關注的存在,是不是設立出(而不是破潰於)自我保護的防線呢?(當然這完全不是在說受害者應該要做到不反抗,更不是向外推銷“是否非”的價值判斷。)

昨天有寫到我自覺放下書是對林昭的背棄。我不知道從昨天到今天的一些反覆又瑣碎的思考和書寫是不是可以減輕一點我背棄她的罪過,當然,“去減輕”也不太是我不可控的思考的本來目的。今天得到這樣一個關於情緒的暫時的結論,似乎更是林昭引領而恩惠於我(但這又是一重道德體感上的不舒服,因為我從受苦難的林昭身上獲得恩惠,人怎麼可以這樣?)。如果一定要得出什麼結論,我想還是要說:不要因為恐懼於情緒的出現而不去接觸和思考苦難,但也不要漠視情緒而一味要求自己不恐懼--情緒的管控是做不到的,但是情緒的存在和管控的失敗本身都不是必須不能存在、自己也完全無法接受的現象。如果要做到高貴的不合作,便不要拿加害者的邏輯來加害和管控自己的情緒。嗯......我會要自己試一下來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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