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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在思考

中间派的双重思想与两难境地,以及中美港反抗运动的平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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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发生近来愈演愈烈的暴乱,中国反对者团体的评价出现了分化,他们感到了一种情绪上的两难,通过分析这种情绪的成因,可以大致总结出在所有反抗及变革行为中大部分所谓中间派普遍的两难境地,造成它的体系结构,在各国语境下都普遍存在,且各国体系中的不同派别之间还有互动,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悖论。

本文对这种体系尝试初步描述和划分,并结合前段时间热议的这篇《我来自一个中国标准样板家庭》(以下简称《我》),指出在粉红留学生这一群体身上表现出的矛盾现象的原因是,他们大多属于“反向构建的支持派”。

最后谈及我对美国现状问题的看法(只看这个可跳到第三部分),并希望帮助所有处在两难中,想进一步分析自己立场的人,提供一点点帮助。


一、不同派别的粗略定义

以中国为例,中间派是指那些事实上并不掌握国家权力,在现行体制下受到体系性压迫并遭受分配不公的那些人,它的范围最大,包括了从所谓中产到底层的广大群体。与之相对的是真正的赵家人(中共高层,国有资本及地方当权派)和他们的走狗们(统称当权派)。走狗大致有两类,他可以是现实利益紧紧与赵家人绑定,如依附他们的边缘家族,大资本以及想进入这个体系的新兴资本,也可以是意识形态与其绑定,如各种权威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者,极端粉红,以及毛粉都是此类,不过这一群体有时甚至会表现出批判当下当权者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和资本的合流导致其体制不再符合这些原教旨,另一方面中共本身对这些原教旨的态度是功利和工具性的,所以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会认为中共践行得不够彻底,毁坏了它的纯洁性。但在政治谱系上他们对威权Authoritarianism态度上都是殊途同归的。

中间派内部的一个重要分野,是对现行制度的具体态度的不同,其中支持派是指那些经验过不公,但未意识到问题的普遍性,未意识到体系本身的问题,以及对上述都有一定认识,并可能会想解决具体或表面问题,但对深刻广泛的变革表示拒斥,或单纯等待中共自发进行变革。

与之相反的便是反对派,反对派的极端便是激进派,从偏向支持到偏向反对再到激进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动态过程,并且伴随议题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粗略地在支持派与反对派间划一条线,即对自下而上的制度性变革的基本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而激进派与反对派的不同,是手段上的不同,反对派仍然希望采取从体系内部,即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手段来进行变革,而激进派倾向于保留使用一切手段的权利,包括暴力。

当然这里就要指出中国的一个诡异之处,在大多数国家,包括民主程度不高的东欧,南美等,游行示威与罢工都是宪法权利,采取此类措施仍是体制内的行为,可称之为反对派,中国虽然在宪法中也规定了,却在法律或具体行政时设置诸多限制,使其事实上不可能,且大多数普通民众在宣传下已倾向认为这些是激进手段。

二、派别形成原因:事实基础与中共的塑造

这里的派别区分,不同于阶级分析,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认同和自由的立场选择,是可以变化的,但它同样也是一个事实判断,并有其形成的客观原因:其一是经验事实,主要是现实利益,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二是理论,指对现实的解释和正当化。

中间派自我认同的客观原因,其基础是实在的经济地位,但其中也有被中共塑造的部分,具体表现为:(具体举例分析太过庞杂,可参见《第三帝国的语言》《戈培尔传》等)

对内正面强化

事实层面:夸大自身成就;

理论层面:阳奉阴违的“中国特色”;虚假共同体的绑架;华而不实的伟大口号

对负面强化的压制:

事实层面:屏蔽相关事件或减少其出现频率;分散注意力(娱乐或非核心议题)

理论层面:禁止言论;歪曲理论,错误归因

对外部塑造他者:

事实层面:切断交流

理论层面:对现象歪曲理解;拒绝普遍理论;


1.内部正面强化是在确实基础上的塑造

作为地基的实在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来源,也是中共自我标榜的重要证据,所谓解决了十几亿人吃饭的问题。如果纵向来看,正如《我》里说的那样,三代“标准的政策执行者”通过勤恳工作,个人奋斗日子的确是一贯上升的。但其中共的塑造部分在于夸大了这种成就。想要拆穿这种夸大须靠横向和纵向比较,下文会详述。

当然由于所谓中间派中产的范围太广,这种正面塑造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今日生活越富足,享受的“改革红利”越多,这种正面强化的根据就越确实,越直观,中共塑造的部分就越少,就越倾向于支持派。

经济事实方面的强化也要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塑造强化来配套,后者的成本更低,有时却无比有效。通过似是而非的伟大理想和虚假共同体的廉价荣誉感,那些极端粉红被忽悠成了所谓“精神赵家人”。这一套对涉世未深的学生特别管用,毕竟在经济领域受到的来自社会的反面强化,即所谓“挨过赵弹”的机会较少,思考问题倾向于纯意识形态领域,却又只听过一家之言,且未从中共式教育那里学到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意识形态粉红与不同经济事实组合,还会产生子分类,比如开着法拉利的粉红和出租屋里键盘爱国的粉红。对不同组合性质的分析还能指引对其团结转化或斗争的不同策略,此处按下不表。

而支持派,往往是“不坚定的偶尔精神赵家人”,他们某些时候仍然会受到宣传的感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毕竟看看电视上的伟大复兴,再转头望望自己逼仄的陋室,巨大反差中透出的荒谬感是无法视而不见的。中间派中的支持派深层自我认同仍是韭菜,这意味着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体系中处在被剥削地位,这是与上述粉红不同之处,也是其成为中间派而非完全的当权派走狗的原因。《我》文中对我评论的回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这种心态。

“开放的公民讨论,并不意味着信息的充分流通和公民的理性选择,依旧有人占据话语主导权,依旧有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任何社会,绝大部分人都只是韭菜,你能多打开一些软件,能多说一些话,你还是韭菜,还是自以为不是韭菜的韭菜。”

2.事实性正面强化的局限性及反向强化的压制

这种事实性正面强化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且有限制的。纵向比较,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即使中间派只分得十分之一的利益,与自己之前的状态比也是很大的改善,但随着经济放缓,体系积弊渐深,中间派会发现财富总额虽然在增长,但自己的工资已涨得比物价还要慢了。如果我们把眼观放长远,且稍稍注意一下普遍性,会发现经济保持稳定持续增长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自49年之后中国的持续较快增长大致也只能保持20年,这个周期末就会出现较严重衰退,还伴生着政治风波。但中共对这些反向强化事实上的压制,导致中国人的普遍记忆只有二十年,也就谈不上有反思和改变了。

事实性强化的能力越弱,必然越要加强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进行补充。确实的正强化基础不在,夸大的事实利益也难以为继,那就需要制造更多的意识形态的幻像(大家都熟悉的伟大复兴,全面小康,星辰大海,虽远必诛等口号),并压制反向强化的理论,才能在总量上维持一定程度的正面强化,否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支持派滑向反对派。

3.他者的塑造,理论层面的心墙

对现实的操纵必须辅以一定的理论才能造成完整而强烈的心理印象,比如针对纵向比较产生的疑问,流行的观点就有“中国年轻论”,即:中国发展的时间还太短经济实力与国民素质都不适合进一步深层变革。(对此无须横向比较即能得出许多有力批驳,这里不展开)再加之横向比较,就更能发现其荒谬性,二战东亚和欧洲都是从一片废墟中恢复,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都有长时间保持GDP年增速百分之十左右的时期,在个人层面对比各国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以及各国中产及working class的真实生活体验,就能发现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世界独一份,并非有塑造得那么伟大。更不用说这几个国家都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改革,并保持好的势头,并非中国近20多年的反向操作。

为了应对这样的横向比较,中共又提出了“中国特殊论”,搞起了所谓的中西文明冲突,文化对立等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一理论可能在文化分析和意识形态研究上确有其合理性(事实上也只是对亨廷顿等人著作的片面复读),但在政治和经济制度领域便是大而无当,意识形态与文化是政治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全部,这种模糊理论并未描述中国如何,以及在怎样程度上特殊并影响到了具体制度的变革,更甚,以现在的研究水平,中国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还要打上问号,更罔论对外国政治文化有多深的了解了。这种论点让人无法反驳,并不是因为其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其不成为完整的论点。当然,一个粗略的逻辑上的追问是:中国当然是特殊的,就如同从北欧到欧洲大陆再到美国,乃至儒家文化圈的邻居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每个圈子里细分还有更多不同,但他们无论是混合政体还是成熟的民主制,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找到了特殊中的一般,那么中国到底特殊在哪,又有多特殊要抗拒这种一般性,甚至有意走向其反面呢?

但就是这两种似而非的理论及其无数种变体,再通过夸大或缩小事实,只报道片面事实以及歪曲事实为这些理论所用,中国完成了对他者的塑造,即民主自由是洪水猛兽,系统性变革是自取灭亡这样强烈的心理印象,并通过中间派的固有心理弱点,当然这些弱点其实也深深植根在人性中,完成了其正面强化与抑制负面强化的目的。

有趣的是,中共塑造他者的手段往往和内部强化的手段刚好相反。在谈论国外问题时,常常强调问题的普遍性,并上升到体系与理论高度,但到了分享国内问题时水平就突然下降,体制永远正确,问题只是个别问题,问题的成因也永远是少数坏分子,地方政府,地方陋习。这种故意的逻辑上的不连续性,也被深深植入了中间派的思维方式中,成为所谓双重思想的重要特征。

4.中间派的心态及双重思想

这种逻辑的不连贯性,相对主义思想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庸俗化的辩证法思维,即是每个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但在中国也是中共特意通过教育培养的,这包括语文教育中“重文而轻质”,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考教育的缺失(这一点希望有人能在最近的教育话题中系统分析下),以及高中所谓哲学教育中对辩证法的歪曲和庸俗化(可以参见这篇著名老文《辩证法是如何降低智商的》)。这种双重思想中,夹杂着一点点在完全绝望之后的玩世不恭与得过且过的意味,便完整描摹了《我》文中作者的真实心态。


而反对派往往是狠狠挨过共产主义铁拳的人,包括历史上的饥荒的亲身经历者,河殇派,黑五类,下岗工人,严打受害者,上访户以及如今的进城务工者,体制外基层工作者等等,这些在未享受到发展红利之人,或成为发展的燃料之人 ,正是《我》作者的反面,正如他自诩他的家庭是运气在线,相比之下,这些人的原罪或许是没有运气吧。其它的反对派,即使并未亲身经历过这些,但出于天生的强共情力,更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这即Francis Bacon所说“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这类基于事实的情感上的厌恶,不足以使人看到全局,有可能被上述的双重思想消解。许多暂时是反对派的人(如那个阳台敲锣女)在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后立刻倒戈,这种自私与侥幸心理与未挨过赵弹的支持派的心态如出一辙,这便是双重思想的具体表现。此类表现还有:将一些列将社会问题错误归因,所谓反“男权”,反地方政府,反“腐败”,反对陋习与封建糟粕,所谓“反贪官不反皇帝”,以及边维权边骂方方这样的奇景,甚至上述灾难的亲身受害者也有人在苦难中喊着感谢党的领导,这种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这些自相矛盾的荒谬现象,需要反思能力去检视,需要理论去总结,正如中共的塑造手段,针对实际利益与意识形态两方面相互补充,对体制的反动也应从两方面互相作用,其中理论高度的批判更加重要。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有许多相对富足的知识分子是坚定反对派。

5.理论批判的难点与中间派的两难境地

但理论批判的弱点便是的影响不如实际利益的作用那么直观和强烈,虽然他最终的落脚点也是对实际利益状态的改善,但由于它是预言性的,理论性的,需要思考和消化的,对那些无理论常识与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人(可惜这些人也是中国中间派的大多数)感召力不够。这里所说的实际利益并不限于经济利益,而是一切可以外部感受的有益条件,包括法治与人权状况,政治地位的提高,社会秩序等等,这些利益虽不如经济水平的直接提高直观,却是其表现和长期保障。这些对所谓普世价值的争取,即是争取实际利益的一种形式,也是其背后理论的高度精炼,其本身作为人的尊严(Menschenwürde)的体现,也有其固有价值 。这也是某些大陆人和香港人(乃至不同香港人派别之间)难以互相理解的地方,大陆人不理解香港人为何要所谓的自由民主,生活还过得去为何要牺牲经济繁荣去闹事?以为香港人是因为房子太小工资太低才要游行。香港人会嘲笑大陆人任何时候都以经济利益为先,是“猪栏的理想”。如果说中国人是短视,过于执着于实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这一最初的基础,那么香港人或者说其它任何为普世价值斗争,但理论水平不够仅仅将其作为口号而承袭下来的斗争者,却面临着口号化,空洞化的危险,变为为斗争而斗争,无法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理论性批判本身的弱点,在大多数人理论水平都不高这一客观现实下,使得反对派乃至激进派难免要打一场敌我悬殊的仗。反对派不仅面临着对现存理论的批判,和构建自身更好理论的双重任务,想作用于切实利益必然要经过逻辑推衍,而当权派在这一点上就简单的多,它只需要两点:一是在现行体制下,即便再少,你还是拥有一些实在利益的;二是通过前述他者的塑造,展示了一副生动的变革之后的未明显提高或更坏的现状的画卷。结合当下现实便是,中共只需要简简单单地将美国民主体制,游行,打砸抢与一片火海的景象单纯地放在一起就行了,这种蒙太奇本身就实现了批判的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持派当然有权问:你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保证变革和民主能使现状更好?大多数的反对派是无法作出如此保证的。即便我们能通过一系列理论和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论证这种景象不发生在权威体制内不是因为其调整力更强而是其掩盖能力更强,这种体制也是不可持续的,而每当改朝换代时,景象会更加惨烈。但眼前的景象(尽管它也是经过扭曲和塑造过的),比逻辑推衍后的结果,生动而有力得多。

中间派(包括中间派和反对派)的两难境地就在于此。一个人到底自我定义为哪一派永远是动态变化的,因时因地因事而异,这便是斗争的过程。以建构的角度来说,事实上不满的人都可以成为反对派,但这种建构仅仅是情感上的建构,理论建构是有难度的。从反对的角度来说,反对派的批判手段被主要限制为理论批判,而当权派的应对只用描绘反面图景就可以了,这可以直接作用于情感。

这种手段可以极大地作用于大多数人的恐惧心理,极难克服。以《我》的作者为例,留学生甚至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很难说他们无纵向与横向比较能力,他们也不是全然无分析与反思能力,这便是在某些外人看来感到矛盾的地方,为何这些见多识广,了解西方理论的留学生会有这么多粉红?承认中国的问题,但在谈到具体或全面变革时便退缩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中共吓阻手段,不足的共情能力和不高的理论水平是它的弱点,而吓阻这种强有力的手段可以将其一举击溃,所谓have too much to lose,现在有的越多,吓阻的功能就越强,这也能解释为何感官上留学生的粉红程度比一般大学生还高。(这个现象仅仅是个人体验,不严谨,但如真,这个逻辑可以提供一个较好的解释)

在双重思想与两难境地下,那些一般认为“本应”成为反对派的群体,成为了支持派,那些显得很像反对派的批评个别问题的人(有时他们可能还表现得很激烈),本质上也是支持派。特别的,当我们对变革谈的越具体,越全面,手段越激烈,这些从建构意义上讲的“本应”的反对派,越来越多得通过否定,成为了反面建构的支持派

这些人可能在某一瞬间也更深层更全面地思考过,他们触及了巨大国家机器的一角,但直觉到背后可能的庞然大物,与斗争的一系列情境与后果便退缩了,毕竟批判个别问题又英雄又稳当,而直视利维坦需要数倍于此的勇气。这种批判其实也是中共默许的,这是被给定的边界,这便是权威国家的调整方法(而并非某些人理解的一味压制),但这一标准现在也在肉眼可见地收紧。


三、中美港反抗运动的平行结构与现实问题

所谓平行结构,即使任何国家都占大多数的中间派普遍面临的这种情感与理智上的两难。他们实际上的利益与当权派捆绑得并不紧密,实际利益既有确实基础,也有很多是当权派通过一些列手段塑造的,但当其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反对派与激进派时,他们就在否定的意义上实际与当权派站在了一起,成了体系的维护者。

1.美国目前的暴力问题,中间派的困难还不止于此

面对目前在美国抗议中出现的暴力和打砸抢现象,许多人反共人士出现了所谓信念动摇的情况。“反贼们”在中国语境下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反对派乃至激进派,其中的左派对暴力的态度一般是认为其于事无补,还有可能起反作用,黑人需要有纲领有组织的全面变革,左派自有其问题,但大方向是不错的。而很多右派(如一些老民运人士),在旗帜分明地反对暴力,一些立场不甚明晰的人也因为对暴力行为天然情感上的厌恶与对趁火打劫行为的不齿,对这些行为持否定态度。将这种逻辑贯彻下去,就会产生对香港抗议行为的质疑(虽其有程度区别却无本质不同),以及中国可能动乱的恐惧,因此产生了信念危机。

这种自身认同的反复现象正是上文所述的支持派与反对派动态变化的例子,这并不是一个坏现象,能够产生两难情绪,是逻辑连续性的表现,那些完全适应了双重思想的中间派是不会如此的,他们是最难改变的支持派。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敢说给出完美的答案,只提供几个思路,供大家思考:

1)暴力产生的原因以及暴力与运动的不可分

首先尝试去理解暴力产生的原因便是在情感上对当权派对暴力现象塑造的一次祛魅,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暴力或美化它,即奥巴马在采访中说的“excuse or rationalize the violence”(https://www.rt.com/op-ed/490433-obama-electing-democrats-is-solution/), 而是在正确的语境中解释暴力。不同于中共将香港反抗运动的暴力行为(乃至运动本身)自动称为暴徒,港独,黄尸,境外势力,被洗脑的学生,无工作的发泄者。也不同于川普将其视为law&oder的反面,以及某些媒体人说的 “opportunistic thieves”,然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批倒批臭。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这些行为都是和平示威活动时间上的延伸,即使有些人真的是自私短视的机会主义者,那么是他们破坏了law&order还是在和平示威没有足够好地被回应被解决的时候,秩序就已经被破坏,然后才给了这些人可趁之机呢?再将时间线拉长,香港人和黑人的怒火由来已久,形势是一步步升级的,如果说暴力份子点了火,当权派难道没有添过柴吗?从情感上,走投无路的绝望之人作出任何行为都是能理解的,这里的理解不一定意味着同情,而是从理智上把握他这样做的原因。投诉无门的上访户,被中共步步紧逼的香港人以及背负百年压迫重担的黑人,他们并非不知道暴力违法的后果是什么,即便有任何一条可行的其它道路,他们又何苦选择最极端的一条路呢?至于那些趁机抢劫的机会主义者,可以说他们是自私而短视的,但如果他们的日常使他们能放下自尊去做这些事,那么他们自身可能不是唯一需要批评的对象。

从逻辑上说,暴力行为本身就是体系内部调整能力逼近极限或常规调整方式失灵的表现,它是常规体系(主要指本国语境下实际能使用的合法手段)本身的产品。这个角度来看,和平示威与暴力都是反抗运动的一部分,是不可分的。“要和平示威不要暴力”的愿景虽然是美好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现实的。当在体系中失落的人希望通过体系内部的手段去改善自己的处境却发现此路不通的时候,必然有人滑向激进,这时还喊着law&oder的人,说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的人,难道law&oder能解决问题吗,激进派难道不就是因为前者不管用的才走到这一步吗?希望继续坚持本就是用于维护体系本身的law&oder去解决超越体系调整能力才出现的问题,本身就是荒唐的。

2)反暴力的一系列后果与中美联动

那些希望采取反暴力但支持示威的立场的人还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基于上述的和平示威与暴力在反抗运动意义上的不可分性,反暴力即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反对反抗了。当你说出“不要暴力,谴责打砸抢”这类当权派州长和总统说过的话,你就如上文所述那样,成为了反向建构意义上的支持派,就与当权派站在了一起。这种细微的心态差别“同情抗议但反对暴力”和“支持抗议所以能忍受暴力”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派别的区别,并影响之后一系列选边问题的抉择。

以对暴力的态度为视角,还能发现更多事实。两党的争锋相对,cnn着眼于黑人诉求,对暴力语焉不详,fox着眼于黑人暴力,对另外的问题避而不谈,正显示出当权派中不同派别,即争锋相对地争取自己利益,又心照不宣地一起维护当前体制,毕竟政党不是个人,不需要逻辑的连续性,如此也能一窥其中的虚伪本性。甚至还可以说,从是否违法的角度,暴力已是体系外或超常规的调整方式,但在美国语境下,它也可以是一种真正当权派默许的,实际上仍在美国现行体系内部的调整方式,是当权派乐见,甚至派人带头的。(偏阴谋论,但不是不可能)无组织的暴力打砸,释放了怒火和心理压力,产生了反抗运动内部的分化,污名化了反抗运动,有组织的全面夺权严厉镇压,无组织打砸默许,而代价不过是几块碎玻璃和被搬空的奢侈品店罢了,上世纪失败的民权运动便是其例证。(此观点借鉴了某个知乎回答,但其中的史实问题存疑)这样看来,打砸抢的“反对派”还可以从妨碍了反抗运动这种整体的意义上,成为当权派向中间派塑造“末日图景”的一环,不管这些人如何定义自己,实际上他已走向了反抗运动的反面。

就在我写本文的时候,推特上有民运人士发视频说暴动现场有人用普通话招呼同伴,以此做为中共输出革命的证据,呼应了川普:有国外势力参与的说辞。以及川普推特下排名第二的评论“that‘s how the communist take over’”。 我不禁失笑,中国语境下的反对派为了反对中国的当权派,同美国的当权派一起干了一件塑造美国反对派的事,同时也就和美国当权派站在了一起。而这样的行为又可以被中共解读为,反对派对中共的抹黑,对这种立场本身不加评论,但可见反对派的难处,是坚持逻辑上的连续性还是像当权派一样无耻地双标,而无论采取什么立场,都有被当权派塑造的危险,从而对其它中间派施加影响。

具体来说,当中共想塑造反对派给中间派看的时候,他不需要明确,不需要严密逻辑,也不存在切身利益相关者在选择自己立场上的两难抉择,而是看似中立地描绘一幅“乱”的美国的图景,剩下的就交给已被“中国不能乱”这套话语体系驯服的媒体和个人就好了,他既不明确谴责警察暴力,否则无法解释香港警察,他也不明确谴责打砸抢,否则便无法展示美国对其人民的压迫到了何种地步。但这样的模糊在进一步分析时就会产生自相矛盾,或是支持暴力行为,或是对美国的批判不够彻底。

3)当现存体系不灵时,我们能做什么

敏锐的人肯定发现了,当我在上文说,靠继续坚持law&oder解决问题是荒唐的,那么我们究竟要怎么做?是不是我们只剩暴力一条路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暴力仅是旧体系问题极端化的表现和构建新体系的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是建构的开端。当美式体系将暴力变成某种“渐渐常态化”的调整手段后,不可说其调整力不强,但另一方面作出彻底改变就更难。正如奥巴马在采访中所说现在的暴力是一个契机去“discussing how to make this moment a “turning point” to bring about “real change” going forward.”但问题是,奥巴马所谓的real change代表着什么,是更严厉处理所有涉案警察,还是彻底的警队改革,甚至是全面的种族和阶级革命?以前面分析方法,结合他对暴力的态度,很难相信他指的是最后一个选项。

那些还喊着坚持law&oder的当权派政客,不难想象他们是想要改变还是只作出想改变的样子,而未厘清自身立场,同时喊着law&oder和change的人,也不一定能冲破这种思维的桎梏。那些真心想要real change,想要在怎样的程度上修改乃至变革体制,恐怕他们自己也想得不是很明白,这涉及到中间派特别是反对派内部更加复杂的派别和路线区别。但比较明确的是,我们不要什么,特别是针对那些倾向于支持派的人来说来说,美国语境下我们要的绝不只是处理警察,不是单纯增加警队diversity这样流于表面的改革,中国语境下当然不是填表扶贫式或排除异己式反腐,也不是“打着左灯向右拐”一系列个别领域的改革,更不是明目张胆的屏蔽和审查。

2.绝望,另一种去理解暴力行为的方式

短暂提一下,如果上述的分析仍不奏效,因两难情绪太难克服或对前路路渺茫的巨大担忧,产生了对现状的彻底失望或绝望心态。齐泽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不一定对所有人来说更有效或更深刻,但值得介绍:哪怕是出于绝望“show a little bit of leniency to the violence ”,这样可以抓住一点nobility. 很短的文章,值得一读https://www.rt.com/op-ed/490252-minnesota-riots-money-life/


四、提醒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对中间派不同倾向的人一些小提醒

1.从建构的角度思考自身并试图排除被当权派塑造的因素后,自己的实际利益究竟在多深的程度上与体系捆绑,和哪一派别的位置更接近。当仅仅是前述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权派的塑造和吓阻,成为反向构建意义上的支持派,再询问一遍自己的与当权派的利益关系,不要因单纯的吓阻就太过容易地站到了当权派的一边。

2.对经过了上述思考仍自我定义为支持派的,我表示理解和支持,毕竟这些人是真正的,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样板,或者说他们真的愿意成为这个样板。而对于另一些反向构建意义上的支持派,并不愿继续思考的人,我表示理解但遗憾,以《我》的作者为标准例子,也算是对他评论的一个回复(他的评论见二、2.):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不是韭菜,是不是韭菜不是自己能定义的(以本文的分析方法,是不是韭菜是基于体系中实际获得的利益以及算上当权派塑造因素后对自我位置的判断,这个意义上自己是可以定义的,但定义的基础有多确实就不得而知了) 韭菜当然不因为眼睁开了就不是韭菜 只是有的韭菜尝试去理解自己是如何被割的,尝试不被割,尝试去改变这个大部分韭菜都要被割的现实,有的因自己长势喜人而自豪,看着别的被割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那个,被割的时候安慰自己忍忍就过去了。

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是一个事实陈述,而我要说,装睡的人不应当被打扰 ,你应该早早打出这个“我正在装睡”的牌子。

3.对于反对派来说,当暴力行为越激烈越频繁,这种对其它群体的反向强化和不良印象中当权者塑造的部分就越少,其它群体所感受到的所谓“末日图景”就越生动和坚实,这种心理上的影响越强,需要用来中和的理论信念就越强,前文已讨论过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前者的作用强度要远高于后者,所以为了争取更广大的支持和整个反抗运动的成功,如何解决的暴力问题是反对派的巨大挑战,采取暴力行为的反对派也要考虑影响和被利用的风险。激进的诉求或理论也是如此,虽然激进(这里指对普遍的偏离程度)理论在特定情况也也可以被很好地论述,但在一定的环境中,必然是越激进能团结的人越少,政治很大程度作为争取人心的斗争,如果在理论上要采取更激进立场就不得不考虑策略因素,这也很考验理论家对现状的把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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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一个中国标准样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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