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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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他们在斗争!

加缪—荒诞世界的反抗者:地中海之子




武汉封城了。

我不禁回想起奥兰市的故事。

奥兰,既是真实存在的地方,也是加缪笔下【鼠疫】爆发的小城。

这里四季的分别几乎只体现在天空里。告诉人们春天到来的是空气里的春意,或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这是在市场里叫喊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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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它的生活并不让人特别振奋,但至少可以说平安无事。我们讲话坦诚,为人亲切,工作勤勉的市民也总能赢得来访者相应的尊重。没有树木,缺乏魅力,无精打采奥兰市却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舒适地进入梦乡。”

一件事情却打破了这种平静。


《鼠疫》讲述了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特大事件,而且是突发式的: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大瘟疫,颠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情感和道德。

一开始,这场瘟疫的拜访并不被人察觉。

起初,只是两三只老鼠的死亡;后来老鼠开始堆满垃圾桶;后来老鼠开始死在各处——老鼠开始走出阴暗的角落,明目张胆地死在人们的面前。

一种莫名地震惊引发了骚动,巨大的数目引发了民众普遍的不满;而与此同时,看门房儿老头挣扎地念叨着“老鼠”,痛苦地死在床上。

以看门房的老头儿的死亡为标志,瘟疫正式拜访人们。

“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开始了。”



由于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zhengfu不得不重视鼠疫的发生,封闭了整座城市。

而书中最为精彩的几段故事也发生在封城之后。加缪用荒诞的笔墨,写灾难 ,写死亡,写逃离的人群,写对抗的勇者,写人性的善与恶。


武汉的医疗人员

一开始网上提起肺炎的时候,我并未在意;知道病源在武汉,家里的微信群还发了一些关于武汉有趣的表情图。

当我开始在意的时候,我的妈妈和中国万千家长一样,并未在意,拒戴口罩。他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湖北离得很远。

当感染人数日益上升,当遍及的地方由省到省,到具体一个市、一个县,当武汉封城的时候,他们在意了。

他们叫我不要出门,开始自觉地带上口罩,告诫我及时给房间通风、及时消毒,俨然一副权威专家的样子,谨慎万分。

就像鼠疫刚被提出来的时候,奥兰市的医生只是在质疑。而人们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也只是暂时的。

当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以相信鼠疫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照常遛大街,在露天座上泡咖啡馆。总体来说,他们并不是胆小鬼,在谈话中,哀叹的时候少,开玩笑的时候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开朗地接受显然是暂时的不便。总算保住了体面。

鼠疫继而带来了一系列震惊式地反应,它隐隐提示人们:他们自己处于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之中,而原有自由的生活已经丧失了。

于是鼠疫,唤起了一连串荒诞的想象。



主人公里厄,他是一位恪尽职守、严谨而又善良的医生。鼠疫来临时,他身负救死扶伤的使命,在不得已的情景之下,只好送别久病的妻子出城疗养。

接着他匆匆请求她原谅自己;他认为自己本应该把她照顾得更好一点,但他一直以来都很失职。她摇着头,仿佛想让他别说了。他又补充道:“总之,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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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头的咝咝声响起来。他温和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里厄医生是书中的主人公,他一直奔波忙碌,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他坚持维护人类生命和健康的职责,不为名利的自我牺牲;一个虚拟的崇高人物,却也是武汉新型肺炎中,无数奋战着的人的真实写照——前线的医生、护士和士兵.......

作者还生动的刻画了这场鼠疫中其他众生相。

志愿者塔鲁、擅长讲道的神父帕纳卢、怀着文学梦的朗格、外来的记者朗格尔,他们把自己奉献给这场瘟疫,都加入了抗击的队伍;除此之外还有大发国难财的科塔尔......他们有的人活了下来,有的却死了。



死亡开始活生生的发生在你面前。

丁香医生上跳动的数字、地图上标记的橙色区域,一切冷冰冰的诉说着恐慌。

死亡与我们构成了绝对的界限,因为它只是用颜色和数据表示;可是当我看见视频里拥挤的医院、排着队焦急的人们,凄厉的哭声和盖着的白布,死亡变成了一种更为残酷、更为绝望的东西。

他知道历史上鼠疫曾经流行过数次,消失了一亿人的生命。当然,这些生命的消失却不令人在意。当死亡不发生在一个人面前的时候,是没有人会重视的。鼠疫其次带来了一种模糊地感觉: 这个名字意味着曾经发生过的灾难,它是一种恐怖么?不,我们不知道, 一亿人的死亡太难于想象了。

奥兰将幼儿园改建成医院。

武汉紧急修建汤山医院。

总督府给殖民地省长发布电文:“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

武汉封城了。


武汉街头

不久前外地人朗格尔给妻子发的电报,仅仅写上:“一切均好,不久见”。难料到,这位外地记者却被困在了奥兰城里面,而他的妻子却在城外。

一切都是那样的猝不及防。

他请求里厄大夫开具健康证明,想逃离奥兰城。

“我不是本城居民,是外乡人啊。”
“可是在这座城里,像您这种情况的有数千人,然而,不可能都放他们出城。”
“也许您还体会不了,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就这样分离意味着什么........我生在这世上,也许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难道这不合情合理吗?您要说公共服务了。然而,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

武汉封城之后,有三十万人偷偷出去。因为“逃离”,三十万人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升温发酵之后,唾弃声逐渐难入耳。

我问过周围许多朋友,如果你未患病、如果你是外地人却被困在里面,你会怎么做?

这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碰撞。

无差别的恐慌,继而又把“武汉”一词深深的变成了恐慌的代名词。

然而,这又在无形之中剥夺了许多人选择的权利——留下或离开,做一个正派人或是丑角,都是一个人的选择;因为恐惧、因为渴望与外地家人团聚而离开,还是继续无私奉献在岗位上,也不过是不同的选择罢了。

有的人是愚昧,有的人是轻怠,人之常情下,也不全坏。对此一切,我不做评价,只是知道有苦难的地方,就会有抛弃和逃离,也会有爱和坚守。

人类是一切的扩散者,谁也不能指望这世上存在一个按钮,按下去,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将产生疾病和战争的全部源头都关掉。

或许,个人命运在宏观的灾难之下,早已不复存在——集体是所有人的共同力量。

但是面对骨肉分离和放逐感、在恐惧与反抗交织之下,有的人要为自己所爱活着,有的人要为集体观念上的英雄主义而活着。这谁对谁错,又如何说的清楚呢?



书里的里厄面对外地记者朗格尔的质问,没有立即应声。但是,他能体会到,因为他的妻子也在数百公里之外与他分离。

此刻,他只是竭尽全力渴望朗格尔同他的妻子团圆,渴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相聚,但是,还有政令和法律,还有鼠疫,他的职责所在。

要做他应做的事情。

“这一切和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于我而言,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朗贝尔而言,里厄所坚守的不过是一种抽象概念,是一切与他的幸福相对立的东西。

里厄医生也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记者并没有错。但是他同样知道,抽象概念有时比幸福更强势,在这种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它们显得无比的重要。

他会想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没有一项不是别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都能够同病相怜,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因此他就不谈个人的事。

于是,加缪通过描写每一个个小人物的选择,塑造了一种【行动的伦理】。

改变人的并不是严格的律令,而是自发地对于道德的虔敬。

对于想逃离的记者,医生既无道德制高点的谴责,也无说教式的劝说。当记者开始转变态度,不顾生死的投身于救助之中时,也并非是功利性的冲动。

他们在选择中与别人一同面临困境;而他们又在灾难中互相见证他们的勇气。他们用行动,赋予了每个灵魂尊严。

我一直觉得,人真实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对外在的善恶进行评判,而在于人能否用内在的标准去实践,去意识,去存在。

里厄就是这样,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他关注着每个人的幸福,他与鼠疫的抽象概念沉闷的斗争。

而正是这种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



鼠疫最终自己消失了,烟花在天空重新绽放,城市里又飞扬起欢乐的喧声。

尽管有太多的人在鼠疫中死去,快乐却再一次取代了痛苦。

但是痛苦的记忆和文字却永远不会消散——它们保存在每一位见证者的心里和文字中。

活下来的人,应该学会秉持着一种清醒和理智信念, 因为”鼠疫”还将继续存在:

它沉睡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 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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