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y--XueYing

女權主義者

六四運動與香港反送中運動對比——讀王超華《六四30週年祭》其中一篇“從4.26到4.27”有感

王超華在她的《六四30週年祭》一書中提到了1989年4月27日的一場學生市民大遊行,根據她的回憶寫出,讓我想到2019年我在親歷香港反送中運動時的一些事情,發現一些同與不同的地方,特此紀錄。

王超華現在是美國的一名學者,有幸在台灣博客來網站買到她的新書《六四30週年祭》,深受啟發。不論是她和當年的柴玲一樣親身參與並組織了六四運動的經歷,並且在六四之後逃亡到美國,獲取博士學位之後,孜孜不倦地研究並反思六四的理論高度,都讓她的書成為非常寶貴的了解六四的資料。這篇我只談論兩地兩次不同時代的運動現場情況,因我自己的理論儲備達不到談論高度。

1.參與對象:都是學生和市民的參與,並不只是學生的一方。當年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作為北大代表,參與領導了學生運動,實際上背後也有廣大市民工人的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一樣,有公司白領、新聞界、律師等業界的支持,好像緬甸抗議還有醫護、教師等群體參加。而六四運動中知識分子怕捲入之後給自己帶來不好的影響,反而瞻前顧後,不肯親自勸導學生,包括流亡到國外的嚴家其等。如果當時知識分子能積極投入學生市民運動,給學生一些指導,可能有更不一樣的結果。台灣太陽花學運我想有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的支持。

2.學校支持:4.27遊行的時候北大等學校不僅派校車,還給學生提供熱飯菜,放鞭炮迎接。學校老師甚至與學生一起遊行。而在香港的遊行中,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學校不僅沒有出來保護學生,還任由黑警攻擊校園,在全世界都鮮見。學生們拼死保衛自己的校園,以理工大學的那場最為慘烈。我之前寫了一篇親歷香港理工大學圍城之戰的文章。在習近平治下的香港高校,還不如80年代北京六四之前的學校對遊行的保護好。說明大環境的惡劣倒退。

3.對惡警的言語嘲諷和衝擊。在王超華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學生和市民們曾對所謂的警察或者說糾察隊冷嘲熱諷,言語挑釁,或者推擠,感覺民眾非常勇敢。而香港學生市民對裝備精良的警察的痛罵或衝撞也一直登上媒體的版面。說明大家對獨裁政權的守衛者或者說奴隸是完全沒有好臉色的。2020-2021泰國的抗議運動也常能看到市民和警方的對峙,而警察的催淚彈、橡膠子彈也是和香港黑警學來的。

4.抗議後果:香港人所幸還有英國的護照,可以逃亡。同時傳媒發達,這也是時代的進步,將抗議場面傳播到全世界,讓人民對極權的認識更深一步,也促進台灣民進黨當年選民進黨人做總統的勝利。即使入獄,相對來說條件也比中國大陸好很多。而中國人就沒這麼幸運,32年前荷槍實彈的軍隊襲擊,使許多學生市民喪命。而被稱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工人命運更悲慘,不是死刑,就是長年的監禁。對比一些學生參與者,還可能只是身份的喪失,而不是生命的喪失。更因香港支聯會的幫助,而順利流亡海外。而現在支聯會也迫於壓力解散,被查封,主要負責人相繼入獄。副主席鄒幸彤更是為女性革命者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前有秋瑾,中有王超華,現有鄒幸彤。作為和爭議頗大的柴玲一起被列入25名首要名單的唯二女性之一的王超華,說自己無法做秋瑾,不能為革命獻身。但是她32年一直辛勤耕耘,不僅紀錄當年親歷的情況,還從理論高度分析運動的前因後果,並點評當下政局,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每個人投入革命的方法不同,無須苛求一定要做到什麼地步。但是這種不求個人名利、只為追尋真相和反思歷史的做法,高出某些打著民運旗號,卻只為個人名利的男性革命者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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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理大圍城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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