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难民，特长是讲中式没品笑话。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天安门？

2021 年 3 月 15 日

有关天命、权力与民族性。

1949年7月7日，当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自己脚下的这座建筑，会在全国各处拔地而起。

首先在宁夏。

西边出来个毛泽东

提到宁夏不得不提银川，提到银川则不得不提南薰门。南薰门是一座城门楼，其红墙碧瓦，气势宏大，本就与北京天安门十分相似。加之上挂国徽，下悬画像，左右有“中国共产党万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两句标语，其间赤旗飘扬，很难不引人遐想。

事实上，南薰门本就与天安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020年西夏党项族首领李德明将都城从灵州（灵武）迁至怀远（银川），大起宫室，扩建城池，建造南薰楼，用以作为国王城兴庆府的正门；而在靖难之役后，明太宗朱棣鉴于自己前燕王的身份，意欲将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进而迁都北京、建造紫禁城，并于永乐十五年（1417）始建天安门，用以作为明皇宫的正门——两者皆是迁都所建，也都是皇宫正门，更别提在正统九年，宁夏镇城损毁严重，还是朱棣亲自下令全面翻修，可谓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而南薰门与天安门越来越相似，则是与宁夏官方脱不开干系。1953年，人民政府将东西侧城墙拆除，开辟出南门广场供民众集会使用；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在该年的“五一”集会上，南薰门城楼上多出一幅毛泽东画像；

1978年，正值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时，为了方便庆典的举行，政府在两侧修筑了绛色的观礼台、在北边新建了半环形仿古走廊，后来又在两侧修筑绛色的观礼台；

在40周年庆典上，银川人民已经可以足不出户沉浸式体验北京大阅兵现场；

到了2003年，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76周年，南门广场上举办了一场高仿真天安门升旗仪式，据人民网记者报道，该次升旗使用了“用依仗军刀指引升国旗”的方式，且“依仗军刀刀身、刀鞘造型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依仗刀相同”，为了规范升旗动作，甚至还“特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武警战士来银指导支队官兵训练升旗和挥刀等动作”。

官方对这种奇妙的相似性也毫不避讳，甚至引以为豪。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微信公众号上，“小天安门”俨然成为了南薰门的标签。

不过，普罗大众并不认可“小天安门”这一称号，他们对于南薰门有属于自己的理解。

“山寨天安门”

过去，山寨食品、山寨手机、山寨服装等产品充斥着普罗大众的生活，“山寨”一词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网络流行语。不过，当时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理念也并未深入人心，因此“山寨”一词在当时其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山寨机被认证为中国IT业崛起的象征，山寨产业被定义为文化创新的渠道，而山寨建筑，则成了中国人民窥见世界的窗口。

世界之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1994年，由香港中旅集团、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与深圳市沙河实业总公司投资的深圳世界之窗开业。本着“纵览世界、荟萃精华”的建设方针和“还您一个世界”的口号，白宫、红场和埃菲尔铁塔齐聚一堂，当然，都是山寨版的。

上世纪末，出国旅行是中产阶级的特权，普通人无法游览世界，只能游览山寨的世界。因此，世界之窗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胡锦涛、李长春、朱镕基等400余位国家及省、部级领导和外国政要都游览过景区，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还为世界之窗正门题字，并指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同时，千奇百怪的山寨建筑群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长沙建成了世界之窗分窗，北京建成了世界公园，连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也在村中复刻了山海关、长城和天安门，活脱脱一个世界之窗国内限定版。

于是，到了2008年，当几张南薰门的照片被po在网易bbs上时，“山寨天安门”立刻将“小天安门”取而代之，成为它的真正代号。

百变天安门

可以说，南薰楼的“成功”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不少“山寨天安门”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陕西宝鸡市有一座悬挂诸葛亮头像的“三国天安门”，耗资374万建造，本来是当地民营企业京泰集团办公大楼，后来改为党史纪念馆，受到陕西日报、宝鸡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山西省副省长、宝鸡市市委书记等政府干部也都莅临此处，登上城楼，视察工作。

再比如，山西临汾市的尧庙广场上，不仅有“天安门”，甚至还有“天坛”、“华表”、“华门”等配件，可谓是一应俱全。据中广网报道，“尧庙天安门”由曾任山西省侯马市副书记的宿青平兴建，资金来源是当地各个煤矿企业的“捐款”，而宿区长平时则在“华门”里进行办公。

重庆黄金镇政府则直接将其办公区修建成“天安门建筑群”：耗资400万元，门前青色台阶6层111阶，台阶两侧的六个房屋呈“王”字型排列，主楼则是红墙黄瓦，挑檐斗拱，匠心独具。

另一些“山寨天安门”则是出于文化旅游的目的而建造或改建。在同安影视城和横店影视城中，两座“山寨天安门”基本达到了像素级的同比例复制；浙江湖州的“山寨天安门”则坐落于江南园林南浔文园中，是当地红色旅游路线的重要节点；莆田市中心的古谯楼甚至早于真正的天安门400多年建造，但为了招揽游客，也挂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

“山寨天安门”是那个年代的财富密码：如果城楼平平无奇，那就悬上画像，刷上红漆，挂上标语，哪怕没那么像，也会有赤子之心的游客前来付费自拍。

毋庸置疑，这些“山寨天安门”的诞生背后都有利益的因素。有学者道：政府官员利用建筑彰显其权威地位，表达其意识形态，塑造其高大形象；企业利用建筑表达现实企业财力，吸引消费者与投资者；开发商利用建筑显示独特品味，吸引顾客眼球。

但是，为什么是天安门？为什么官员们不选择建造山寨大雁塔、颐和园或天坛，而偏偏选择了天安门？为什么游客们看到天安门就会一股脑地冲上来，像是飞蛾扑火一般？

让我们从天安门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永乐十五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为日后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修建正门——一座三层五间式的木结构牌楼，叫做“承天门”，表示皇帝“承天起运，受命于天”——也就是说，天安门的起源与“天”——即“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

巧合的是，在明英宗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篡取皇位后，象征着“天命”的承天门也毁于大火之中：“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风拔木，承天门灾，京师震恐。”八年后，36岁的英宗驾崩，其嗣子宪宗刚刚上任，便派工部尚书主持重新修建，还将牌坊改为9开间门楼，基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造型。

到了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仅逗留40天就被迫撤出，撤退前草草登基，“被冠冕，列仗受朝”。或许是为了改“天命”，当晚他“焚宫殿及九门城楼”，承天门再次被毁。

可惜的是，李自成改了“天命”，受益者却是满清。1644年，吴三桂部等明朝残余军队为对抗李自成而归降，由此清军进入山海关，在击败农民军后迁都北京。顺治八年，大清自入关以来的首位皇帝——世祖福临下令重建承天门，并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将其更名为“天安门”。

可以看出，在封建制度的帝制社会，天安门的命名、建造、毁坏与修复一直与源于儒家哲学的“天命”息息相关。在《中庸》里，“天命”指的是上天赋予人性的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大学》则强调，理想的统治者应凭借此种神圣道德使命感来获得上天的支持，使其统治具有天命的合法性，而失去这种神圣道德使命感的统治者也将失去天命的统治合法性。通俗的讲，天命就是皇权的象征，代表着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合法性。

正因如此，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油画在中国成为一种宫廷艺术之后，统治者们也选择坦然地将自己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将自己的巨幅画像挂在天安门上，仅仅83天后，袁世凯的画像就和他的皇位一起被撤下；紧接着，国父孙中山的画像出现在城楼上，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句标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华北沦陷后，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画像被撤下，标语也被换成“祝南京陷落”“建设东亚新秩序”；1945年，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彼时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峰，他的巨幅画像和“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便也应然出现。

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方官员们协助建造“山寨天安门”，就是意欲像朱祁镇、李自成和袁世凯一样，改天命，谋反称帝？

看起来毫无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仿建的天安门，并非是象征皇权的紫禁城正门，而是另外一个。

皇城抑或广场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北京就此成为了新政权的首都。

一个新的首都，需要一个新的建筑象征。1950年，中国建筑学界权威梁思成与陈占祥一道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梁陈方案”建议保留完整的故宫不动，在北京西面另建中心，该中心东起月坛，西至公主坟，南至莲花池，北到动物园。

不过，这个方案随即被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否决了。按照巴兰尼克夫团队的意见，应当“利用并改造旧城，将名扬世界的北京城作为行政中心”，这样不仅可以“加强首都的重要性”，还可以“利用原有设备，经济省钱”。

巴兰尼克夫提出的建筑方案，即“天安门体系”，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包括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正阳门等在内的一个空间整体。这个人造的空间整体将天安门城楼从“皇城体系”中抽离出来，天安门不再是紫禁城的大门，而是成为了共和国的纪念碑。

显而易见，无论是“宁夏天安门”、“重庆天安门”还是“山西天安门”，都只是复制了“天安门”和“广场”的部分，对于天安门后方的整个紫禁城并未进行搬运。因此，他们山寨的其实是并非“皇城体系”中的天安门，而是“天安门体系”中的天安门。或者说，他们山寨的不是天安门，而是那座广场。

有学者指出，天安门广场在象征仪式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俯仰关系：无论是在开国大典上，还是在接见红卫兵时，抑或是在后续的各种阅兵活动中，领袖都是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的群众，群众游过天安门时，也都反过来仰望领袖。在这种视觉俯仰关系中，领袖与群众建立起了一种心理关系——前者在后者的心中伟大起来。而这种心理关系，也逐步变化成一种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