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抑郁——从武汉新冠状病毒说起

“政治性抑郁、流行病恐慌、普通人的互相痛恨、构陷、躲闪和无可奈何，真是宗教般的三位一体。你在家躺着，这间隔离室尚未发生惨剧。没有病毒、没有砍刀、也没有上级指示。但你盯一会儿手机会觉得有什么东西，遥远的东西压你头发。”

“政治性抑郁”一词源自某豆瓣网友一词发广播调侃自己每天打开网页所见之处皆令人难受。从温水煮青蛙般早先习惯了的政府不作为、胡作非为到后来大肆大面积的言论管控。起初，微博炸号兴起，只要你发表敏感言论，甚至只是转发别人的敏感话题，你就可能被微博官方炸号。所谓炸号就是账号像被炸弹炸开了一样，成为死尸——打开来还能浏览，不能再作任何其他操作：点赞、转发、关注、留言、私信等正常社交功能。

活在这个时代不可能脱离网络，被炸了号的人们为了“争取一口表达权”去淘宝买小号。但由于中国大陆的+86电话号码实名制导致很多社交网站都要实名注册，所以即便买了小号也不能长久使用。如此，被炸了号的网友只能像人间蒸发般浏览新内容，失去了参与权。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早在微博炸号之初，很多人还在感叹中文世界另一网站——豆瓣网的自由。创始人阿北不忘初心，一如既往为网民提供书影音服务和舆论表达平台。2017年开始，舆论管控愈加厉害。在豆瓣说话也不能幸免，虽不至于落到被炸号的田地但很多话依然不能说，甚至一发就引发敏感词自动屏蔽。再后来，不论孰是孰非，只要发表日记都必须接受小黑屋审核。审核时常不定，即便半夜，也会有人工审核员彻夜打点。

我相信大公司们也为此感到烦恼，敢问世上哪个国家的公司还需要单独开一个“审核部”？劳民伤财，影响用户体验。但活在中国大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乎，微博、豆瓣、抖音等大公司的“审核部”一律设在天津。没有听说过天朝规定天津为“审核员之都”，也许大公司们也痛恨这制度，不约而同设在同一地，方便管理。

天津，说好听点是直辖市，说不好听点就是北京的附属都。知乎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京津冀地区不能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协调发展？京津冀，天津河北二地直接为北京服务，爸爸需要什么，您就得乖乖提供什么。说到底，你爸爸还是你爸爸。

近一个月爆发的武汉新冠状病毒，再次引发公众对这个体制的质疑和不满。说再一次是因为刚刚过去的“故宫大奔特权”事件热度尚未降，这就又来一出。

很多人以为，2003年发生过了那次SARS，这次应该有经验了，然而事实更让人难过。彼时的2003年科技还没有现在发达，政府掩盖舆情要比现在容易，但那时的媒体尚有呼吸空间，从根正苗红的央视柴静到报道过孙志刚事件的南方周末，政府想掩盖舆情，尚有媒体在说话。

如今，只有财新一家苟延残喘报道着疫情动态。其中，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一名财新实习记者还被警察传唤。

每天一闭一睁，看到这样的消息，总让人心头一震。我们到底是活在怎样的一个年代呀？政府哪怕不作为也比胡乱隐瞒、压制好，资讯发达的年代，老百姓不需要官方通报也能知天下事。

政治性抑郁，也只作用于少数人。像我父亲这样的，没受过多少教育，一辈子勤勤恳恳靠双手做点小买卖，每日忙于生计，闲时看看电视剧，刷刷抖音，根本不会去质疑政府机制，国家机器，更不会看到什么新闻产生抑郁情绪。但他这样的人恰恰是政府最爱的小屁民。没有思想，好操控，相信“父母官”，万事相信“官方通报”。

前几日还和同样政治性抑郁的好友聊到，活在中国，只有做傻白甜是最舒服的。不去思考任何，只需要去活着，快乐就够了。一旦有那么点思考，就会去质疑，去反抗，反抗不了就抑郁。其结果有两种，一是成为记者、作家、教授等公共知识分子；一种是知己知彼，明哲保身，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全面监控时代，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就是高风险职业，很多人只能被迫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截至20日，疫情大爆发，武汉官员是压不住了，只能请上级指导。死死压住20几天的消息像洪水般倾泻，一时间，大街上戴口罩的人成倍增加，口罩脱销，湖北请求医疗物资支援……

不论如何，希望大家挺过这段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