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頌華

香港人,平時寫字、撚貓、行墳場。曾為BBC中文網專欄作者,寫過十年Lonely Planet旅遊指南。修習瑜伽、茶道(裏千家)和花道(池坊)。暫時這裡先放一些已發表但在網絡上較難讀到的文章。

【超舊文重貼】一個甲子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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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刊登於2006年7月28《明報》世紀版的舊文,當時正值二戰後第61年,有一個大型的全球慰安婦向日本索償的示威活動。我當時在一個人權組織工作,接觸到一位生於印尼的荷蘭女子,她是較少有的、曾當上慰安婦的白臉孔,她的名字叫Jan Ruff O'Herne,終其一生也抱著「我原諒,但不能忘記」去面對這道深深的傷痕。今天我在清理陳年電子郵件時,找到這篇舊文,原來她已於2019年8月19日去世了。
Jan Ruff O'Herne

「對我們而言,戰爭從未終結。他們奪去我的尊嚴,我的青春,我的一切。」在印尼出生的荷蘭人珍‧奧賀恩(Jan Ruff O'Herne),與眾多在二戰時飽受性虐待的亞太地區婦女一樣,對日軍的暴行,依然傷痛欲絕。

她們就是被美化為「慰安婦」的婦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多少婦女被迫成為日軍的性奴,至今仍無從得知。不少有關當年慰安所的資料都被掉,所以無法考證,但朝鮮中央通信說單是南韓就有二十萬慰安婦,而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也認為中國的慰安婦有二十萬左右。不論他們是根據什麼推算出來,可以肯定的是,事實並不如日本文部科學相中山成彬所指:「二戰期間並沒有隨軍慰安婦這樣的辭詞彙」。

我來自歐洲

「我曾是慰安婦……」當珍‧奧賀恩(下簡稱珍)說出這句話時,不少人也不會相信,慰安婦當中,竟然也有白人。媒體中的慰安婦,離不開垂垂老矣的婆婆,而且多是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和南韓人。但可別忘了,當時日本皇軍所遍及的足跡,包括了馬來西亞、菲律賓,現今的印尼和東帝汶。而惡名昭彰的「紅屋」,即是專門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所,就也在中、韓兩國之外如野草於東南亞蔓延。流著荷蘭人血統的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成了慰安婦中的少數族裔,也由於歐裔的慰安婦人數較之中韓不多,她們的聲音就更微弱,近乎銷聲匿跡,所以,也更叫人聽來難以置信。

「我出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爪哇一個家庭,家庭成員中有荷蘭、法國和印尼血統。我們的家庭很富裕,住漂亮的房子,家裏有傭人,每天都不愁衣食。」當時,印尼仍叫做「荷屬東印度」,是荷蘭的殖民地。換句話說,珍的一家,是殖民者的後代。二戰時,荷蘭被德國侵佔,荷蘭本土的人民日子不好過,而僑居海外殖民地的荷蘭人,雖曾一度是殖民者、佔領者,有過風光的日子,但日軍在二戰時橫掃亞洲,一九四二年侵佔了印尼,他們的地位也開始逆轉過來。

「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我們一家人的命運徹底改變了。當時我才二十一歲,我們一家都是天主教徒,而且我一心立志要當修女。但是,二月的某一天,我們一家被日軍強行送去集中營,基本上,所有荷蘭人也被關起來。」珍在平淡的語調中帶有絲絲悲慟:「不久,我和妹妹,還有九個女孩,被帶到一間很大的紅屋。他們告訴我,這裏是為日軍提供性玩樂的地方。我們害怕、恐懼、不知所措,那時候我們全都是處女!「我被關了三個月。我每天都被強姦、毆打,了無間斷。來強姦我的,都是日本皇軍派來的醫生,他們以檢查身體為理由來侵犯的。」據一些歷史學家的統計,很多慰安婦,一天內被至少六十名軍官強姦,因而染上性病而死,也有不少女性因被日軍注射過量防止懷孕的藥物而導致身體殘缺,不能正常生育,而在紅屋內懷孕的慰安婦,不是人間蒸發,就是被殺。

男人的勳章 女人的傷痕

珍倖存,但和眾多前慰安婦一樣,在戰後帶著被摧殘的身軀,她已不能如從前住在大宅的時候,用同一眼光去看世界,去看男人。「我永遠也當不成修女了,這樣的身軀,不可以。後來,我想結婚,想要一個丈夫,一個家,還有孩子,但是,我不想要性生活。我從那時起就不能享受性所帶來的歡樂。」

「我告訴母親我在慰安所的經歷,但只講了一次,不能夠再多講一次了。我們從此也不談這個。這曾是我們家族的秘密。戰後,並沒有人關心我們這班經歷了戰爭有多可怕、又被當成性奴隸的『慰安婦』。沒有人開解我,而我也感到十分羞恥,不想去談。我嘗試若無其事去過每一天,但這是不可能的。對我們而言,只要那種羞辱感仍存在,戰爭就從未終結。我怕終有一天有人會發現我的過去,因此而惶惶不可終日。試問你還能夠做什麼?你帶來恥辱,你感到污穢,你與眾不同因此你感到自己毫無價值;他們奪去我的尊嚴,我的青春,我的一切!為什麼戰後那些男人胸前都掛滿英勇勳章,而所有女人得到的,卻是遍體鱗傷的身體?」

戰後,珍與一名英軍結婚,先到了英國,最後選擇在澳洲阿德萊德落地生根,育有三個女兒。今年,她八十四歲了,丈夫也先她而去。但把往事告之於世,卻是十三年前才開始。大概,一九九一年朝鮮慰安婦金曉欣首次站出來向全世界公開她的苦難,埋在亞洲眾多婦女心底多年的悲痛,終於釋放出來,珍也因此而得到力量,面對她的過去。珍形容,公開過去的那一剎,如一道泉從心底湧出來,太奇妙了。「後來我接受邀請去了日本訪問,我不再抱仇恨和憤怒,這只會令我們的過去更難讓日本人相信。我說,我原諒了他們所做的一切。把一切說出來後,那種羞愧感消失了。一些年輕的日本人,知道我的故事後,決定幫助我們這些前慰安婦向日本索償。」

無誠意的謝罪,不過是鹽

在日語中,道歉的漢字是「謝罪」,已故日本心理學家妻吾洋博士認為,日本人理解的謝罪,是解決任何衝突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對受害者而言,道歉則是令他們可以開啟康復之門的鎖匙,如果受害人覺得對方的道歉是沒有誠意的,那將會對受害者的情緒帶來極大的打擊,甚至是在傷口灑鹽。一九九二年一月,宮澤喜一出訪南韓,首次向南韓人民道歉,但真正以首相身分向二戰時期亞洲受害國口頭道歉的人,是細川護熙。之後是村山富市,然後數位首相及內閣官員也陸續道歉,表示懺悔及承認道德上的責任,但對當時的慰安婦及其他受害者造成什麼傷害,卻含糊其辭。慢慢地,內容空洞的道歉多了,日本人倦了,受害者更沮喪了。很多慰安婦,被囚在慰安所的年月比珍長好幾倍,晚年的生活也比她淒涼,不少仍活在貧困之中,更多在未得到應有的賠償,聽不到一聲真誠的道歉就去世了。失去了半生尊嚴,糾纏了一個甲子的帳,什麼時候才有個了結?

原文載於2006年7月28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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