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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手记

20200122 广州市海珠区


1月20日,钟南山讲话,肯定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当时我在广州。


回想起从深圳到广州的车程,我有些后怕。拼车的女人在咳嗽,她戴着黑色的口罩,准备到港大医院求医。城际巴士全程密封,车上有人频繁地清嗓子,隔壁的皮座上残留着上一位乘客吃剩的沙琪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车顶的逃生窗不合规矩地开了一条缝,多少能让车内空气保持流动。 


时间倒流到2020年的第一天,一则武汉出现数例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在其他新闻的掩映下不甚起眼。接下来的20天里,肺炎也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倒是一河之隔的香港,自元旦以来,每天都能在翡翠台看到肺炎的最新进展。1月19日,到广州前一天的聚会上,大家还打趣同学的湖北女朋友,要他小心。



不明原因肺炎的出现其实早有风声,只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想到,它会来到我们的身边。至少没那么快,也不会演变至一个月后的今天。


广州


这次到广州是为了做毕设先来踩点,在花店呆了几天。


大年二十七,街上人头攒动。人群里没什么人带口罩,我也是。我有意地在人流密集处屏住呼吸,最后其实都因憋气反吸入更大一口空气。上次流感剩的口罩都落在宿舍,一个也没有带到广州来。为了保险,更多是为了猎奇,在广州的三天,每逢口罩可能出现的地方,我都进去问问还有没存货。


我一路问,一路震惑。沿街所有正规的便利店、药店口罩已经卖脱销。只有零星小店还能见到来不及安置到货架上的口罩,凌乱地堆放在店口的纸皮箱内。最后路过一家药店,都还没踏进门,店员就告诉我口罩卖完了。


花店到花市有一段距离,人流不算太旺。我的采访对象忙着给小年桔浇水,忙着组合新盆栽,忙前忙后就没有消停过。他的生意因为春节的临近红火了不少。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新生意的第一个风波也即将来临。


20200120 荔湾湖公园花市


花市循环着过年才会听到的喜庆歌曲,地摊上摆着一封封崭新的利是袋、挂历。人们忙着置办年货,所有春节的日程都一如既往。直到三天后,除夕前夜的凌晨两点,一千公里外的武汉宣布封城。一切喜庆的气氛戛然而止。


人们被劝告不走亲戚不拜年,也不再怀着侥幸的心理出门。口罩被抢售一空,花市商家却亏本而归。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空无一人,所有待价而沽的年花就地贬值。


过年


新冠肺炎在整个中国都传来确诊的消息。这个六年来最早,异常温暖的春节,萧条,冷清。


我在家里边看电视边用酒精棉片擦手机。那段时间为了追踪确诊病人的接触者,电视或微博上会公布他们的行踪。偶然瞥见一位患者曾经深圳北坐高铁返乡,我不自觉地多擦了几遍手机。前一天我刚从深圳北坐高铁回老家过年。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常常疑神疑鬼。咳嗽声变得特别刺耳,不自觉地对咳嗽者侧目而视,然后自以为不着痕迹地弹开。回家第一件事洗脸洗手换衣服。着凉了头疼,热气咽喉不适,接着四肢好像也有点酸痛。身体所有信号似乎都在暗示肺炎的降临。刚到家的前十四天跟家人亲近一点都觉得危险,“万一我带有病毒呢?”


而这些近乎神经过敏的洁癖,直到二月的中下旬确诊人数增速放缓才有所缓和。讲卫生,戴口罩,手机消毒,这次瘟疫注定以某种形式被生命铭记。


农村的神经末梢似乎更加迟钝,这里的人们似乎也十分漫不经心。村里三家大药店口罩早就卖光,可是路上几乎没人戴口罩。


每年春节爷爷会上市场捉一只大鹅拜神。经过往年的试探,破例是不可能的破例。我只好拼命叮嘱他一定要带口罩,还专门把口罩放在热水壶的旁边。


结果睡醒发现口罩原封不动放在茶几上。那天有雨,他风尘仆仆地开门进屋,拍拍袖管的雨点,看见我的眼神有点不好意思,笑嘻嘻说,“哎呀路上都没有人戴,我都捉都捉完了!”



就这样,在全国确诊人数井喷的情况下,潮州仍然奇迹般地维持着0确诊病例的纪录。我至今不清楚到底是瞒报漏报,还是真的如人们口口相传的,一切都是“拜老爷所赐”。


直到正月初五,崔某一家逃出武汉至潮投靠家人的消息不胫而走,随后被证实,潮州市才有了三例确诊病例。


公卫防疫与个人权益


自武汉封城起,我始终对公卫防疫与个人权益,二者究竟该如何权衡感到疑惑,心存警惕。或许在特殊的时期,少数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但始终觉得这样太过冷酷、残忍。回到现实中“崔姓”一家的例子,我跟所有“潜在受害者”一样,对他们“出逃”的动机感到不解。


明明电视上铺天盖地的乐观新闻:各地医疗队驰援湖北,一周之内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中央调拨巨资支援湖北,他们为什么还要“出逃”?潮州账面上的0确诊,至少能让人心安理得地外出散步。他们来这一出,我踏出门一步都得提心吊胆。


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出逃”?如果他们的医疗资源真如新闻联播宣称的充足可靠?舅舅说里面的人都很惨,“他们来潮州我们还把他们当VIP,在武汉,想得美。”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抖音看来的。


我想起之前周雪光在访谈里举过的例子:


“我认为运动式的治理、或者说自上而下地推行指令,对武汉疫情和SARS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但并不是说这种自上而下地动员在所有情形下都有效。


举个例子,1960年代的大饥荒,许多地区民众食不果腹,饥饿而死。根据已有研究,有些地方的饥民试图外出讨饭为生,甚至有的村庄集体组织起来外出讨饭,这些举措可以为饥民提供生存机会。但当时的官僚机构把外出的饥民拦截下来,困在当地,造成了大面积的死亡,成为历史上巨大的灾难”。


而现实的做法往往简单粗暴。河南乃全国务工第一大省,又与湖北一衣带水,春节的时候竟然搬出最原始的方法---直接挖断进村的道路阻隔病毒;“请大家留意‘鄂’字号车牌,发现可以举报”,把湖北人当“瘟神”的民间新闻层出不穷。


“他们”还是“我们”?


即使有财新、三联这样有担当的媒体冲在前线,及时发回客观,接近真实的报道,媒体呈现的仍然比现实更加温和。


来自疫情各个方面的信息削尖了脑袋往上冒,手机端口即将爆炸。疫情爆发的第一周,我终日不可抑制地下滑着屏幕直至深夜。微博上数以万计的患者求助信息,豆瓣广播上的肺炎日记,各种各样的混剪视频,它们生猛、粗粝,带来的心理冲击波远比报道强烈的多。



我自认能够控制情绪。看到这些,我常常只会像突然惊醒一样,为我丰盛的一日三餐感到负罪,为我的无所作为感到负罪,再一厢情愿地为那些高呼“躺在家里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感到负罪。想试着做点什么,但是转眼又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


只是我在微博看到@蜘蛛猴面包的视频,终于还是没有忍住。第二天醒来看到凤凰的武汉志愿车队队长访谈也还是悄悄抹眼泪。我不哭人们的生离死别,我不哭人们的奋勇自救,我哭有些东西不改善(或许这么说仍然虚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白白去送死。


人类的悲喜早已相通,事实上也不得不通。肺炎肆虐至今时今日,波及全国,蔓延全球。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置身事外。


即使身处疫区之外,人们的生活依然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各类上半年的考试、演出通通取消或延迟,高三的学生难得的延迟开学。对于成年人来说,则需要面对更多更复杂的烦恼,延迟开工并不是一件悦耳的新闻。在家简直闲得要发霉。



再说,还有社保要缴,房贷要还,家人要养,处处都是用钱的当口。中小企业或将面临新一轮的倒闭潮。不知道多少人的人生将被改写,又有多少人能够抵挡住风波的来袭。而一个齿轮的故障,又将把压力传导到一整个机体的身上。


正月初一,新历1月25日,全国24个省市区启动一级响应,应急管制不断加码升级。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保持经济平稳和社会稳定。自此,舆论风向开始转向复工。


持续一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的肆虐。还有2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将修改法规,相应地缩减美国认定的“发展中经济体”名单。而在美方名单中,中国已不被包括在内。此举意味着什么,又将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带来什么连锁反应,会把中国带到何处,谁都不得而知。


疫情局势依然严峻。而歇过有史以来最长的春节假期后,人们开始陆续返工,停摆的巨型机器又开始缓缓转动。


尾声


2月下旬,一改愁云惨淡的神色,阴郁的天空忽然放晴,连着两周每天都是夏天一样的天气。确诊人数增速终于放缓,多个省市维持0增长的记录。被困在家里的人们蠢蠢欲动,接受太阳的感召出门透气。街上车来车往,哔哔叭叭,热闹如昔。


四川人扎堆在利州广场喝“坝坝茶”;西湖解封的第一个周末,杭州人涌进断桥和苏堤赏柳。爱购物的人们又把上海Costco超市挤得水泄不通。截至26日,全国共有12个省(自治区)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下调。


一切好像随着冬天的远离而复苏。我的N95口罩一个也没有用上。新冠病毒似乎像当年的的非典一样,将在来日的炎夏里销声匿迹。


我们好像都是这场瘟疫的幸存者。


眼前的疫症即将成为回忆。最初萦绕人们的那个问题,也终将被复原、疾驰的花花世界甩在身后。那所以从1月1日到1月20日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场既远亦近的疫症里,没有人能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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