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公務員 Gardenia – 上面的人做得難看，我們更要守住

Gardenia 選了在北角的 Brew Note 跟我見面。我對這家咖啡店的認識始於它的文化沙龍。以前只在 Youtube 上見過，去年留港多月，終於如願親身參與。自五月底聽李柱銘講六四三十年，到九月中聽剛保釋出來 (大聲公襲警事件) 的區諾軒講從政之路，是體驗抗爭運動演變的一種方法 (六月尾李立峯教授主講那夜有黑漢登門騷擾，當時我也在場)。於我而言，每月到 Brew Note 在擠滿觀眾的狹小空間內，站在一角默默地喝著 espresso 靜心等待講座開始，是一件充滿期盼的樂事。場中總有些熟悉的臉孔，有些更曾在街頭上相遇，偶爾禮貌地點一點頭，很有點 camaraderie 的感覺。我在歐多年，著實珍惜這個機會，彌補一下長年在外如隔重山的遺憾。

這店對 Gardenia 來說，卻有另一重意義: 「當初只知道這個地方的咖啡和食物都做得好, 是一家很用心的小店。2017 年年底受情緒病困擾，病情最嚴重的時候，每週都要到中環覆診，過後會來北角飲咖啡放空，坐上好半天。這是我嘗試自我治療的地方。」

伊人身上是一襲華麗、富民族氣息的棉布袍，一雙手小心翼翼地捧著咖啡杯，彷彿是在取暖，卻有點憐惜的成份。驟眼看來是一幅典型的 Instagram 構圖，但眼前的她卻讓我想起張愛玲《金鎖記》:「不多的一點回憶，將來是要裝在水晶瓶里雙手捧著看的，她的最初的也是最後的愛。」

從公務員的角度看香港政府

Gardenia 是公務員，為人民服務已二十年。因為疫症的原故，她工作的政府部門自農曆新年起已經關門，員工接到指令要在家工作。問題是，上面推行的政策，未必能在前線實施。「第一，IT 支援不足，我們不能在家上網查看 Lotus Notes 電郵，亦不能像私人公司一般可以遙距連接辦公室內的電腦。第二，因為工作需要，很多程式要在政府的內聯網才可以用，而很多工夫要用這些程式才能做到。」結果呢? 「最後其實有一半、甚至三分二的時間，我們還是回到辦公室工作，只是外間不知道而已。」

她坦言不滿政府對疫情的處理手法，一口氣的再次逐點道出問題所在: 「第一，現在是政治凌駕防疫 – 林鄭擠牙膏式封關，只想方便內地高幹以不同方式離開大陸國境，卻置港人性命不顧。第二，漠視專業 – 袁國勇教授去年12月已警告政府要留意大陸有新病毒出現，但政府一拖再拖。 第三，政策混亂 – 連公務員上班、以及公共服務的安排，員工竟然是跟公眾一樣等新聞公佈才知悉，叫我們完全沒法在事前做好準備。第四，不負責任 – 從全球採購口罩一事已看到政府處事能力之低劣，懲教署製的 CSI 口罩不夠供應政府部門，卻流出市面售賣，各部門只能自行出外購買。

「我是支持當日醫護罷工的。若不是他們向政府施壓，我相信政府甚至會完全不封關。醫護罷工是工會帶頭，若政府真的向罷工醫護開刀，絕對是不公義。」

不公義這三個字，大家近年說過 / 聽過無數次了吧?

公務員的核心價值

Gardenia: 「每一條條例訂出來總有原因、背景及 justification。最令我難過的是，很多我們一直行之有效的程序，現正被警察和高官帶頭推倒。他們推倒的正是公務員的核心價值。

「他們去到這種為所欲為，完全不再顧慮後果的地步，令我感到很驚嚇。公務員是一定要跟公務員事務條例的，警察一定要跟警察通例。我是做前線服務面對市民的，on duty 時一定要掛上工作證，這是問責制度，更何況警察? 他們行使武力時，公然違反警例不掛上、不出示委任證，甚至遮掩面目、還要大聲夾惡，而他們是不需要承擔任何後果的。公務員最基本要守住的價值，他們一下子推翻了。」

你覺得近年政府的處事作風有沒有什麼改變?

「以我的工作範圍來說，我覺得近年來高層有不敢作政策決定的傾向。政府部門的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其實是很清晰的，什麼職位的人可以作何種決定，一早已訂好，但近來卻有一種『有大食大』的情況，會有人不敢下職責範圍內的決定，什麼事也要上頭作主，拖慢了工作進度。例如: 8月5日全港三罷，警方幾天前已聯絡我們，說預計到時會有大型集結，叫我們衡量應否關門。8月3日高層卻叫我們通知市民，叫他們自行評估風險應否避開。但他們是普通市民，風險評估的責任不應落在他們身上。為何我們不當機立斷 – 開門又好關門又好 – 然後通知公眾? 結果是到 5 號當日中午，高層才突然決定關門。」決定權在誰手上? 「最少是 AD (助理署長) 那級。」

Gardenia 工作時要面向公眾，在抗爭最激烈的時候，既要保護自己及工作的地方，亦想竭力保護兩邊政見不同的市民。去年國慶前夕，一班長者來到，外邊卻又聚了一群年輕人在黑布上寫字許願。「我怕兩班人會正面衝突。跟同事商量過後，我走到外邊低調地叫年輕人留意。不到十五分鐘，他們收起黑布，乖乖的坐在地上(那是公眾地方)。撇開我個人的政治立場，其實兩邊的人我也想保護。年輕人明白我是善意提醒，反應很和善。我看得出他們是善良的人。他們亦不會因為我是政府的人而不信我，或對我有惡意。

「我是政府員工，工作時是代表政府的，跟他們溝通時亦是在代表政府的。我覺得真心作溝通的話，是有辦法保護到所有人的。這其實是政府的職責，但現在官方就是沒人做。

Serve the people /  rule the people

「政府有權力、有資源，沒可能做不到，但他們偏偏不做，還要用最傷害社會的方式去處理問題。我想到唯一的原因是: 現時政府最高層的那班人當中，其實沒有一個人是有心服務市民的。若你的心態是 serve the people 而不是 rule the people，你根本不會用這些手段。」

後來她工作的地方「被裝修」。Gardenia 強調:「當時其實有同事在場，但示威者沒有襲擊他們。」

事後見到工作的地方被毁，感覺如何?「大家都很平靜，只忙於善後工作。驚訝的倒是高層竟然不聞不問，甚至沒有過來看一眼。相熟的同事私底下也認為是政府『扺死』，畢竟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那天回去見到一地都是玻璃碎，我沒有一絲氣憤。我覺得這種 physical 的破壞，其實是以一種很具體的方式去回應政府: 年輕人打碎我們辦公地方的玻璃，就正如政府打碎了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一樣。今時今日這個局面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為它開脫。尤其是我在前線接觸過那些年輕人，我更清楚這是政府的錯。

「是這個政府首先徹底地摧毀了年輕人對未來、及對政府的信心。我在 90 年代大學畢業出來工作，當年的起薪點是 10,500。二十多年過去了，起薪點沒有升… (我插嘴: 樓價卻是以倍數跳) 是的。我這代 70 後，努力讀書，考入好的學校，升讀大學，出來打工，二十年後照計最少夠洗夠食。但這代的年輕人… 他們很辛苦，所以我明白他們為何感到絕望。」

你明白收成期那班人的想法嗎? Gardenia:「他們覺得自己成功是理所當然的，卻沒想過時代變了，不能跟他們以前直接相比。」

有沒有跟家人吵架?「我媽痛恨共產黨。有一晚她差點哭了出來，說沒想到當年辛辛苦苦離開大陸逃到香港，卻在有生之年內看到下一代要對抗同一班人。

「9月某天清晨我回到母校參加中學生造人鏈。到打鐘要上堂了，看著一班師妹衝回去，我們一班老的叫她們加油，她們回過頭來、很尖聲的說:『多謝!』那一刻我覺得很心痛。她們這麼乖, 還是會怕遲到上堂的孩子，時勢卻迫到她們上街抗爭去。」你是痛惜她們，怕她們受到傷害?「是的。她們這麼年輕，背負的卻是這麼沉重。」

守在崗位

回到情緒的問題。港大在 1月於《The Lancet》發表研究報告，說抗爭期間近十份一港人有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的病徵 ，情況跟戰亂國家及受恐襲地區相若。你本身有情緒病，病情可有受到影響?

Gardenia:「7.21 那夜，我沒法合上眼。我怕自己招架不住看少了直播，轉去看文字新聞。看直播時那種投入感，較易觸動我的情緒。」

她歎息:「現今社會的狀況，比荒誕劇更荒誕。

「我現在在崗位中還算守得住一些我認為是重要的價值。」舉例? 「例如有些人會嘗試以某種身份要求得到好處，甚至作出威脅，我們一班同事會盡努力去擋。但最近的確是多了同事提早退休，甚至索性辭職。我不是說他們離開不對，但我覺得總要有人留守的。反正我上有高堂，不能遠走高飛，倒不如守在崗位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做。我想保持著一份 integrity，而不是要遷就什麼權貴。上面的人做得難看，我們更加要守住。

「我們一班同事曾討論過，去到怎樣的情況我們才會走? 就是: 有一天若我們再也不能守住公務員的價值，就一定要走。」你們不想同流合污? 「是的。」

*原文於 2020 年 5 月在 Facebook 【非凡港女】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