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武汉事情一出，各种言论满天飞，有的被证实是谣言，有的确有其事，更多的是被删和亟待验证的信息。客观地讲，谣言确实会制造恐慌，让整个事件朝着更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但那是站在上帝视角，我们是人。

作为人，我们很难知道某个信息是不是谣言，尤其它刚出来的时候，面目模糊，看不分明，像野鬼也像圣婴。更难处理的，是那些同时掺杂了真和假的讯息，真未必是全部的真，假未必是有意的假，一棒下去，像碾死一只蚂蚁，打死了后续所有铺展和纠错的可能性。这是言论的定性之难；还有定罪之难，也就是如何判别真假。这份工作目前落在政府手里，于是「万能溶液悖论」出现了：如果有一种溶液声称能够溶解万物，那我们拿什么容器来装这个溶液呢？翻译过来，如果政府是言论的操刀者，我们拿什么来限制政府作假和作恶的可能性呢？

两全齐美的办法是不存在的，一如富兰克林所说：把安全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基于此，我们必须放弃对建造乌托邦的想象，转而将不同的价值进行排序，优先照顾最重要的价值，人。

所有子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元概念上寻找答案。而元概念，总是关于人的，说白了，就是关于权利的，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上缴权利，就是通往奴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通篇说的无非是这个。而在这场通往奴役之路上，追求安全的人，永远是跑得最欢、最快、也是最先到达终点的人。人应不应该有某项权利，这是可以讨论的。而人实际上有没有某项权利，当无异议。因为权利的现实来源只有两种：法律和当事人合意。具体到言论自由，这项权利是被明明白白写在《宪法》中的。关于言论自由的细则，已经有相当多的国内外法律、专家论述、专业著作和网络词条可供我们查阅。按萨拉赫迪的话来说：在传媒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人无需为另一个人的无知负责。可这句在当年异常冷峻的箴言，放到今天是多么美好的希冀。因为现实却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迫为那些误解、扭曲、遮蔽和毁坏言论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我们取得火种，本意是对抗猛兽，现在却被用来相互攻讦。我们痛心地发现，维护一个权利的难度，远远大于论述它。

每一个为个人权利摇旗呐喊的人，都是事实上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在理念的世界，得到自由主义的加持和庇护。刘瑜在杂文里写到：只有自由主义是底线问题，其他主义都是蓝图问题。稍加延伸，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一，我们强调自由主义，实在是因为我们在最基本的底线问题上都缺乏共识；二，由于我们不应该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个人偏好（蓝图），所以在公共领域，我们能且仅能够讨论权利（底线）。

那就来说一下言论自由这个权利。

言论自由首先是针对公权力的。关于这条权利的正当性来源有许多种论述。就我目力所及，比较根本性的论述是，因为公权力没有人格权，从而豁免了对公民的言说责任，对等地，公民也自动豁免对公权力的言说责任。（有兴趣的，可以看刘易斯《言论的边界》、《批评官员的尺度》，穆勒《论自由》，林达《看美国》系列一）

除开官民关系这个上下级语境，在民际关系中，如果要扯言论自由，要分两种情况：公域和私域。

一，公域，言论自由的边界是法律。你骂了我，我去告你，让法院判一判，结果无论是诽谤还是名誉侵权，判之前，都不能剥夺被告的言论自由，因为我们不是法官，“在司法判决出来之前，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道德偏好而已”，印象中是霍姆斯说的。

二，私域，这部分言论自由由产权所有者规定。比如，我禁止任何人在我家或我开的店里讨论政治，且明示于门面，那么你在我的产权范围内，就没有讨论政治的自由。你可能会说，我不是有针对公权力的言论自由吗？那是在公域。私域中，产权所有者制定的规则，效力凌驾于公域之上。在尊重产权的地方，我的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网络空间也一样，也有公私域之分。你来我微博说话，我骂你、拉黑你或删除你的评论，都不算侵犯你的言论自由，因为这是我的领地。但如果你举报我，用公权力来删除你憎恶的言论，封禁你憎恶的账号，就属于侵犯我的言论自由。当然，凶手并不是你。按托克维尔的话说，奴才总是把主人的荣耀当成自己的荣耀。你以为你可以让一个人闭嘴，那是你的幻觉。我们应该记住朋霍费尔的忠告：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而是一种道德缺陷。

最近还见到一种情况。一个人公开发表反社会言论，给纳粹站台，或给文革洗地，“要辩证地看待”云云。有些人一看，嗯？拍案而起！反手就给他举报了。我想说，你们这些举报者，在事实上，就站在了你们所支持的东西的对立面。恶劣程度远甚于那些打打嘴炮的。再来一次文革，这些热衷于举报他人的正义之士，就是第一批红卫兵。

当然，这些都是应然层面的东西。在实然世界，情况要复杂得多，也无奈得多。在这里，言论自由的边界恒等于法律，小尺度的个体规则总是挡不住大尺度的法律的侵犯。我们以沙利文案为例。这个案件不恰当地扩大了言论自由的适用范围，把对政府的言论自由推及到公众人物身上，理由是后者“占用过多的社会资源”，进一步说，就是公众人物从社会关注中受益，同时拥有更多的注意力资源用以洗白和澄清，因此，理应在司法判决中让渡一部分名誉权作为补偿。所以涉及到对公众人物的言论，现在基本上都有言论自由，很少例外。再比如，如果一个店主禁止顾客在自己开的酒吧里讨论黑人，当前司法也不支持这种形式的言论自由，赢面很小。背后还是政治正确和司法能动主义给闹的。作为共和党总统，川普上台之后，调整了保守派法官在最高法院的比例，让「创造性地解释宪法、争当改良社会急先锋」的司法能动主义，逐步回归「宪法卫道士、传统护佑者、权利守门人」的司法保守主义。现在政治正确的情况正在好转。

所以，对于辟谣，我的意见是，任何人或组织，都有权针对任何言论进行辟谣，不唯政府；都无权禁止任何言论发布和流通，除了法院。“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从现实的角度上说，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也没有任何道理。从中间传播者的角度说，我们在传播信息的时候，既无能力也无义务查证它的真实性。从信息发出者的角度来说，语言和思维之间不可弭平的差距，让一切表达永远陷入「词不达意」的状态。波普尔认为，人类现存的一切知识、经验和信息，都是程度不一的“谣言”。真实作为一个极值，我们对它只能是无限地逼近，而无法抵达，因为人本身是有限的，人用来探究世界的工具和描述世界的语言，也是有限的。鲍德里亚将世界分成符号世界和感官世界。当我们向他人转述信息的时候，只能借助符号，不能实现共感。感官与符号之间的转码不可避免地出现失真和损耗。用符号来描述世界，会出现一条横亘在真实（ the truth ）和现实（ the reality ）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政府接管每个人的言论，“自证清白”就成为我们被迫的义务。我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置于最严苛的舆论和权力显微镜下公开审查。文字的莫须有罪名，就成为必然。文字狱，就在这条语言和现实的鸿沟里孕育而生。

在这里，我想额外说一下言论自由在哲学上的存在性基础。一个概念，是无法单独存在的。它必须被置于差异性的概念族群中才能成立。没有凭空出现的黑桃三，一副扑克牌是必要的前提。也就是说，概念只有被放到同其他概念的比较和挤压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性。纸牌如此，颜色如此，声音如此，一切可被感知和命名的主体都是如此，这叫主体间性 —— 主体不存在于自身，而存在于主体与主体的间隙之中。“人位于存在的近处，人是存在的邻居”，这是海德格尔对主体间性的优美表达。

没有“假”，“真”的概念也就无法成立，所谓“只有一种声音，就是没有声音”。穆勒在《论自由》里为言论自由张目：要让各种观点在意见的自由市场上尽数流通，让真理堂堂正正打败谬误，如此，真理才成为真理，谬误才成为谬误。现实中，真理并不总是获胜，甚至真理要被打成谬误，谬误反身成为真理。更多情况下，真理和谬误都不是绝对的，且永远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拿新闻自由来说，绝对客观的媒体是不存在的。只有出现明显的事实错误时，才勉强可以说这个媒体不客观。其他时候，不客观都是对一个媒体最离谱的指责。因为媒体的客观性，只能体现在不同声音的动态碰撞中。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原有的信息随时可能被颠覆和修正。人无法预知新闻的走向，也没有媒体可以确保手头的消息绝对真实，但总有人热衷用反转新闻四处打脸。总之，新闻真实是个永续的过程，而不是任何一次结果。这个过程，被马克思称作“有机的报纸运动”。

有人说，对于虚假的信息，让强大的政府替我们筛除，不是更好吗？对于糟糕的观点，直接举报，不是更好吗？对于不负责任的媒体，让政府管起来，不是更好吗？自由，非要付出如此辛苦的代价吗？

要的。因为这是唯一的路。

我们之中没有神。有限的人类，无法设计出最好的制度，我们只能竭尽全力想出和维护最不坏的那个。如果有个人一拍脑袋，声称自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这只意味着两件事，一，他错了，二，他已经做好了牺牲任何人的准备。

让我把话说得再明白点：谣言不是言论自由失控的产物，恰恰相反，正常数量的谣言，是言论自由成功运作的标志。信息如果失去真假这个二元语境，剩下的是更糟糕的语境。官媒和自媒体，让说的和不让说的，硬新闻和软新闻，等，唯独没有真新闻和假新闻。红太阳终日照射的土地光亮到发白，它还有另一个称谓，叫做荒漠。在那里，存在即权力。证实和证伪，像两个天真的理想主义医生，手持判别真假的概念手术刀，走在贫瘠的媒介荒漠里，找不到任何一株可以挽救的生命。

记忆，会随着语言的消逝而消逝。《1984》里，销毁昨天的报纸，篡改的不光是信息，还有集体的记忆。温斯顿不相信只有自己发现了事情的诡异和不连续，我也不相信。作为整体，我们必将遗忘一切，因为我们还要生活，而苦难太过沉重。作为个体，某些观念的种子已经在我们脑中着床、发育。还有愤怒，像把尖刀插进胸口，融合，生锈，却没有被拔去。没人可以在我们脑中安插监视器，除了我们自己。我这样认为，也这样相信。我要说，记住，然后，最重要是相信。相信即使那天我们道路以目，互相也没有失忆。相信我们在不得不沉默的刑期里，也于精神的高处汇合、相遇。相信你之外的人和你一样记得，相信人与人可以互为印证，相信一份留不下证据的默契。这是我们作为见证者的信仰。每个证人都有义务，在艰难的岁月里怀揣真相，将它带去辽阔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