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随想

2020.9.27从YYZ起飞，在XIY降落已是2020.9.28下午六点，凌晨一点多入住集中隔离酒店，至今日已近12天，“出狱”的日子总算依稀可见。

隔离状态和“正常”状态的距离究竟有多大？

4月COVID-19疫情在加拿大开始变得严重时，进入居家隔离状态，除了每周一次采购不再出门。在不同时区的羊驼朋友们专门为我办了几次线上见面活动，聊天解闷。

大概到6月政策有所放松，可以出门跑步、见“社交圈”内的朋友。我和少数朋友偶尔相聚，主要是和老鹰姐姐一起，做埃塞俄比亚菜，去餐厅户外座喝酒、吃冰沙，享受加拿大的夏天、聊《那不勒斯四部曲》、看《乐队的夏天》，并带着十二分的社恐参加线上“写作小组”。8月末老鹰姐姐回国后，除了和木三开车出去徒步一日、去她家周末小住，没再和任何朋友相聚。

8月、9月在馒头窝借住，感受到高层住房强烈地“不接地气”，想到要带口罩坐电梯下楼，就心生恐惧。加上街区缺少安静和绿地，出门跑步、散步的心情都没有了。9月开学后，图书馆开放，辛勤地每日去蹭网，甚至写了些所谓的“论文”。回国前一周发现游泳池开放，连去五天，一人独占泳道，闷头苦游。

这几个月的疫情状态，与其说让我希望回归“正常”，不如说让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几年来一直处于疫情病态的、非正常的状态：高度的自我封闭、原子化，没有自我价值和意义感，在努力自律和放纵颓废之间摇摆，极度缺乏情感联系。集中隔离的主要影响是禁足。除此之外，一个人默默生活、在电脑前面坐整天、做一份所谓“研究”的工作，和往日没什么变化，只有很少很少的时间可以感受到走出日复一日的苦闷和煎熬。时逢国庆假期，斋森羊驼在同城旅游，虽不能见面，也派无人机到我窗口打招呼，送修电脑工具，算是一个小小亮点。我试图在微信上拉出一个个旧友打招呼，说我回国，将来有空去找他们玩，可是说不了几个回合便也冷场。通讯工具永远无法替代面对面产生的感觉。

最近读Bullshit Jobs，提到“监狱”作为一个天然的实验室，证明人如果与世隔绝6个月，大脑会出现不可逆病变。读到这里我心里一凉，想如果也去做个大脑检查，说不定已经病变了。我没看过心理或精神科医生，但很肯定我有相当严重的抑郁症。原因是在外国城市原子化生存、读文科原子化的工作状态；不过我想很多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也是一样，表妹在杭州的几年，一人租住极小的房间，只有奶茶、刷抖音能续命。

支付天价机票、天价隔离，破产也选择回国，算是一次自救的尝试。我厌倦了知识分子在悬浮的话语世界里逻辑推演，用漂亮的玻璃隔离自己过干净明亮的现代生活。我想在俗世的生活中陶醉和痛苦。

不过话说回来，回国12天，陶醉可能还没碰到，痛苦已经开始了。我向斋森羊驼吐嘈整个集中隔离工作的流程毫不公开透明，没有任何说明预告，人像牲口一样，从一个点被赶到另一个点而已。斋森羊驼说你回国就应该知道国内的这些政策就这样，先做好思想准备。实际上比起国内这种战争般的“抗疫”环境，我更习惯加拿大从人性和人权出发的方式，即使数字不那么好看。但异议当然没用。何伟《纽约客》写武汉的文章总结得很有趣，中国政府不认为有任何义务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加一句：或者考虑每个人的基本尊严），但同时严防死守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底线，并且认为所有人都会为了此目标高度服从。

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给我的一个死结。本科毕业选择出国留学，是因为不喜欢国内各个层级上威权、缺乏尊重的关系模式。出国即抑郁，回国却还要面对“反向文化冲击”。接下来的日子里，努力在这个死结里挣扎吧，希望不要被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