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chistos

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 II(6)——工人、大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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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左翼刊物《闯》的第二期长篇文章,原名为《红尘》。第二部分以1960-1980年代为跨度,展开论述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要素可以追溯到大跃进运动,一直到六四天安门事件为止,中国的经济进程从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作者认为,中国的所谓发展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生产模式,这个发展模式由于内外因素导致僵化濒临崩溃,在不同的阶段陆续引入市场要素后,最终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贯穿起来。“在现实中,改革开放是充满乱象的临时进程,完全偶发的同时还常常失控。”

第二部分篇幅较长。这是译文的第六部分。译文尚未敲定,谬误处请指正。


精神的极限

除了地缘政治的孤立,中国的改革派还要回应国内不满情绪缓慢增长的浪潮。这一部分是文革的动荡巅峰造成的事后效应,不过也是晚期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型幻灭。这种幻灭出自高投资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长时期紧缩政策。先前,由国家给出、近乎宗教的公社主义种种新形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运动那里典章化了以后,在合理化持续不断的稀缺这方面,以及将为了社会主义规划作出的牺牲,转化为自身的精神鼓励这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尽管出乎意料)。不过,精神总是在肉体那里迎来自己的极限。这时期许多民族志记录了个人层次的进程:模范工人被卷入早期文革的热情之中,牺牲了大跃进以后引入的物质动因,然后获授国家庇护这个近乎宗教的符号奖励。这在一开始对他们来说似乎真的具备社会分量:毛的画像裱了框,红宝书放在了架上,别针和红领巾也系在了衣服上。但是,岁月如梭,这些符号也空洞起来。一叠叠小红书在一堆堆毛的照片旁边堆砌,这些照片已经多得没法装裱。就连大多数模范工人也没法辟除这种日益增长的犬儒。从群众层面来看,这一点首先彰显为黑市、非法营生、囤积居奇、工作拖拉——所有这些手段是以至高德性为代价的情况下,先满足物质德性。最后,这样一种犬儒总会具备更为公共的性质,到了1970年代中,公开的骚动已经再次开始滋长[1]。

[1] 关于1970年代这些趋势,见《高粱与钢铁》的第四部分以及吴一庆Yiching Wu的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逍遥思潮就是反动”

早在高度军事化的三线投资推手的高潮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裁减。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对军事政变的恐惧促使政权收回了军队参与生产的一些措施。另外,改革派成功保证了西部的冗余营建项目得到削减,并得以将更直接的生产性投资输送回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初期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面促成了一项协议,就是“花费43亿美元进口工业设备”,其中重点是“某个美国-荷兰财团的11座超大规模的化肥厂”。[2]直接的战略性目标是保存发展模式,而不是进行广泛的市场改革,当然也不是去完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改革还有一个策略性方面,目标就是弹压人民当中普遍潜伏着的骚动。

[2] Naughton 2007, p.77

1974年,新一波工业行动席卷城市,虽然行动比1960年代末更为收敛,但是席卷的程度依然足以表明,即便这个时代另有说辞,许多同样的经济问题(工资停滞,福利服务恶化)依然持存。[3]可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浮现对政权的显露批评,不过由于1969年镇压了大多极左派,这些批评现在聚合成更为公开的自由化计划,要求民主化的同时也日渐要求市场化。文革高峰时曾短暂入狱的青年异议者(以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为首),1974年在广州组成一个松散联盟,这个李一哲小组用一系列大字报发表了首份公开宣言。李一哲小组组建的立场虽然不及几年前极左派更为极端的观点,却有着隐约的人道马克思主义色彩,性质上与东欧异议者倡导的类似,同时也因为能够详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证明这个前景(主要由王希哲完成)而为人著称。这些大字报最有影响的一篇,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对政权进行了(不直接但清晰的)批评,对象包括官僚阶级这个“新贵族”、四人帮和个人崇拜。当时对异议者的大规模搜捕关押已经结束,大字报因而提倡逐渐民主化,其中一些关键作者在70年代末还继而成为民主墙运动的领袖。李一哲的文章是赵紫阳策略性批准散布的,当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关键领袖之一。因此,民众的不满情绪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党内某些改革派培育指引的,他们希望这些批评所包含的政治信息能很好地动员起来,抵抗敌对派系。[4]

[3]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1998. pp.144-145
[4]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Routledge 1985. pp.1-20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手稿

但是,即便赵紫阳出于政治目的而动员这种批评,李一哲小组揭示的骚动也绝不是这种派系斗争的产物。李一哲的作者只不过开始将自己的文革经验形式化,同时为已经开始出现在民众抗议当中的许多需求提供理论背景。这种抗议集中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心。1974年发生“白云山事件”,数十万工厂工人、退伍军人和青年到广州旁边爬山,这次集会表面是中秋节纪念先人的活动,实际上变成对官僚化和贫富不均的抗议。[5]1975年夏季,一次不宣而起的罢工席卷杭州,“只有大规模驻军才使罢工结束,动用部队多达3万人”。[6]1976年,周恩来之死激起了1960年代末以来最大的抗议之一。中国各个城市的活动家将总理之死用作公共集会的理由,计划在4月5日清明节当天聚集。四五运动有全国许多青年工人参与其中,喊出了文革前后累积起来的许多隐蔽不满。[7]

[5] Chan et. al. 1985, p.9和Sheehan 1998, p.146
[6] Sheehan 1998, p.146
[7] 同上, pp.146-149

不过,这次运动同样以新角度展现了这些要求。抗议者吸收了李一哲小组的一些用词和逻辑,开始用高层党政来罗列自己的要求。1976年工人领导的抗议,虽然本质上延续了1956年上海罢工潮以来的一系列抗议和文革早期的骚动,却稍稍偏离了“经济主义”罢工传统,不是要求增加工资和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和增加工人对生产的控制。[8]相反,抗议者直接指向党的领导层,将工资与生活标准的长期停滞,与1960年代末压制暴动以来一直掌权的四人帮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周恩来本身是与邓小平亲近的改革派,他的立场也有助于将这种骚动传递为民众对改革派更广泛的支持。运动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高峰,当时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被一夜之间拿走,抗议者被强行驱赶。虽然抗议者大多数没有对改革派的任何一员表示强烈支持(当然周恩来是例外),官方媒体报道却将抗议归咎于邓小平,以此为借口将他软禁在广州。讽刺的是,如此回应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使改革派似乎掌控了超出真实程度的更外在的民意支持基础。[9]一旦改革派在1978年掌权,四五运动就“被邓小平政权呈现为自发的群众运动,对已故周恩来和他的被保护人邓小平表示支持,同时反对四人帮(也暗含反对毛泽东);总的来说,将运动呈现为民众拒绝文革。”[10]这是不顾运动中工人提出的要求在过去十年所具有的清晰的连续性。

[8] “经济主义”历史的更多细节,这个词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时代工人抗议的一个方面,如何又被用来贬损骚动,见Sheehan 1998和Wu 2014.
[9] Sheehan, pp.148-151
[10] 同上, p.150
1978年10月10日,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二版刊登王海力的文章《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罢工尽管被打压,1976年还是在中国各个城市继续着。之后的9月是毛泽东逝世,抗议浪潮继而被重新用来证明驱赶四人帮的必要(当时四人帮在毛泽东的庇护下刚刚获得权力)。领导层的变更确实受到欢迎,在当时又激起了一次所谓“三空”的集体动员,“商店酒柜,烟花爆竹店,就连医院病床都空了”,人们都去参加“可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自发派对”。[11]不过,尽管领导层变化了,抗议并没有就这样消退。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秉承四五运动的传统,对由邓小平掌舵的新政权提出了许多同样的关切。工资和城市住房短缺是主要问题,此外许多活动家还继续呼吁增进民主化。不过,抗议者破天荒地将中国的发展状态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照,包括西方和发展迅速的邻国。随着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甚至香港都在经历迅速的发展(它们在二战后建立基础的条件与中国类似),中国和邻国之间无以计量的差距也明显起来。许多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法在生活标准这方面产生同等或者优越的回馈。这个问题要到1980年代才变得突出。[12]但是,民主墙运动没能达到1960年代末所给出的极端批评的程度,最极端的情况也只是要求提高工资和加快发展,同时要求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我管理和部分市场化。[13]

[11] 同上, p.154
[12] 同上, pp.160-163
[13] 这一点在王希哲等理论家的作品李尤其突出。见Chan et. al. 1998.

邓小平政权虽然起初表示支持,但到了1980年代头几年就害怕工业骚动将会失控。尤其是同时期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这似乎表明如果将太多权力转移到工人和新建立的村级选举机制那里,类似的事件就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国家的回应是逐步压制加上经济让步。对党抒发不满的自由慢慢被收回,法理上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1980年宪法删除,两年后罢工权也被撤销。与此同时,1977到1979年开始安排一系列加薪,这是十多年以来的首次。工人在地方政治和生产的某些方面也被赋予更大的影响力。[14]这就是改革派的政治纲领操作其中的背景,早期这些改革通常是直接回应过去几十年累积已久的危机。但是总体来说,这种回应是不完备的。虽然生活水平上升了,官僚化的问题却似乎在加剧,政治精英还开始与技术精英融合,形成越来越贯通的统治阶级。这就证实了文革前后许多异议者给出的批评,但是连这些批评者也没有预见到眼下事态的真正重要性。随着市场化的进展和原始无产阶级的规模壮大,已经开始贯通的统治阶级不再仅仅是一群官僚精英,只会随意抽取粮食剩余,而是开始具备逐渐成型的资产阶级的特点。

[14] Sheehan, p.155, p.167 and pp.192-193
1982年4月23日,北京市市民购买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纸。本次修宪,取消了宪法中的“罢工自由”条款

停滞、现代化与回归家庭

如果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城市部门所面临的物质极限导致工人阶级的抗议,那农业生产的瓶颈同样导致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大跃进以来的人口增速,使得人均粮食产量不到1970年代中就陷入停滞。国家在大跃进之后已经减少了粮食抽取,担心与农民早已紧张的关系会有恶化。事实上,国家的粮食收购在1965-1978年间几乎没有增长。[1]1971-1976年,国家收购的粮食还不够城市的粮食消费量。[2]为了应对,1973年,国家实施中止招聘职工的政策。青年人被送往农村,实际上是将他们推到了国家的义务范围之外,而他们的衣食住行,现在就由农村生产单位直接提供。即便如此,粮食缺口还是没解决,在整个60和70年代,进口粮食变得越来越必要。[3]有一点至关重要:积累率决定了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投资多少,而农业瓶颈则成为积累率一个严格的物质极限。这些不仅是系统性错配和农业生产力停滞的问题,还表明发展模式的中心之处一个深层次危机。由于这样一个精致的庇护结构建立在城乡割裂的基础之上,维持稳定的粮食抽取就成为维持发展模式本身的第一要义。随着这个核心关系开始解体,裂口就会向外波及,影响生产的方方面面。

[1] 杨大利,Dali Yang, Calamity, 108.
[2] 同上,p. 123.
[3] 同上,p. 108.

由于停滞的农业增速拖累工业发展,国家开始重新致力农业现代化,包括以粮食生产为焦点的“洋跃进”。[4]虽然对大寨模式的政治敦促和偏爱仍在继续,但是最终使生产出现真正增长的是国家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冒进”[5],1978和1979两年的投资增速尤其接近9%,几乎是其他部门的两倍。[6]与此同时,1979年的积累率也增长至少见的高位34.6%。[7]几百万农村劳动力加上巨量的国家新投资,致使1977年初出现了将近40万个新的农业基建规划,开拓了新田地,改善了旧有农田,建起了新的灌溉和节水基础设施。[8]新资金现在可以投入机械化和科学的农作技术了。农业现代化还暗含生产规模将会增加,而这又是机械化成功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许多地区的农民正在试验各种定额制和责任制,生产任务继而被收缩到小组和少数地区,甚至收缩到家庭。不过,大部分时候分配依然停留在生产队层面,包括采纳责任制的范围也如此。1970年代末前后,党在官方层面依然排斥重返家庭农作,虽然也承认不同地区可以使用不同的核算制,并且,即便长期目标就是把核算单位上调至大队一级,却依然表示条件特别适宜的时候才可如此。

[4] Zweig 1989, p. 71.
[5] 另见Sun Laixiang 2001.
[6]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Paradoxes of Post-Mao Rural Reform: Initial Steps Toward a New Chinese Countryside, 1976-1981, Routledge, 2015, pp. 203-204.
[7] Griffin and Griffin in Griffin ed. 1984, p. 211.
[8] Zweig 1989, p. 71; 另见China Data Online的Rural Capital Construction数据.
1976年8月19日,赵紫阳在四川松潘地震灾区

总的来说,这些投资导致粮食增产,全国产出从1977年已经连续三年没变的2.85亿吨,增长到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8%),再到1979年的3.32亿吨(再增长9%)。[9]这种增长发生的背景,是总耕种面积的下滑趋势一直持续到1984年。[10]国家的农业收购价格上升了(1979年上升22%),[11]农业生产的税款则减少了。超出配额的奖励增加了,配额也减少了。[12]再加上农村工业的收入,到1978年底,人均农村家庭收入几乎增长了20%。[13]所以,如此的改革似乎暗示一条走出农业瓶颈的道路,故而能使我们一窥未来,看看那条可能拯救衰败的发展模式的路。

[9] CIA, “China Provincial Grain Production,” 1982,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227R000100070005-7.pdf>; Teiwes and Sun 2015, p. 203; Zweig 1989, p. 71.
[10] Li, Yuxuan, Weifeng Zhang, Lin Ma, Liang Wu, Jianbo Shen, William J. Davies, Oene Oenema, Fusuo Zhang, and Zhengxia Dou. “An Analysis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Food and Energy Security 3, no. 1 (March 1, 2014): 19–32. <https://doi.org/10.1002/fes3.41>.
[11] Teiwes and Sun 2015, p. 203.
[12] Sicular, Terry. “Grain Pricing: A Key Link in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Modern China 14(4), 1988:, p. 486.
[13] Teiwes and Sun 2015,, p. 119.

然而,这些农业现代化政策也显著导致了赤字走高,1978-1979的洋跃进政策也因此叫停。不是别的,正是这些赤字导致1980年代初回归家庭生产。1979年赤字成为党中央的一个问题,原本较小的国家盈余变成20%的赤字,次年变为17%的赤字,[14]而当时要将国家开支削减多少、如何削减,并没有共识。赤字还因为通胀上升而复杂起来。人们将赤字问题主要归咎于农业投资和收购价格上升,由此引发一场争论:是否要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减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成本。正如新任总理赵紫阳在1980年3月所说,“国家的包袱太重,负担不起。[15]他提倡,依赖国家调拨粮食的农村地区应当转为包产到户。这些政策很快获得邓小平的背书,他在4月表示,如果包产到农户,国家投资就可以减少。[16]1980年,国家对农业投资减少逾10%,1981年减少近44%,导致粮食产量从1979年的3.32亿吨,减少至1980年的3.2亿吨和1981年的3.25亿吨。[17]积累率从1979年的顶峰34.6%处下滑了。[18]

[14] Sicular, “Grain Pricing,” 1988, p. 478.
[15] Teiwes and Sun 2015, pp. 150-151.
[16] 同上, p. 152.
[17] 同上, p. 203.
[18] Adjit Ghose in Griffin ed. 1984, p. 211; Teiwes and Sun 2015, p. 151.
1980年9月,习仲勋视察湛江时表示,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

可见,党的领导人对转向包产到户的主要忧虑,是农业现代化对国家收入的负担,实际上,回归家庭农作就是回归1950-70年代中典型的低投资农业。1970年代末农业现代化的高投资是短暂的异状。到1980年底,14%的生产队已经转为大包干。[19]但是,无论这个集体制度在地方的效果有多好,大包干要再用一年时间才在所有农村地区获得官方鼓励。[20]到那个时候,超过一半的生产队已经转为大包干,中国也对省份施压,要求农业生产组织转型。这个回归家庭农作的转向,一开始被人们视为解决国家赤字的临时举措,将对农村贫富不均的顾虑暂时搁置,激发农民加大劳动强度的动力,从而使产量出现一次性增长,同时不需要国家去投资农业现代化这个长期政策所必需的资源。因此,转向大包干最终是发展模式分配资本品的方法所具有内在矛盾的产物,尝试通过国家大规模投资农业来现代化,最后产生了赤字,赤字引发危险的通胀压力,束缚了用于其他工业项目的资金。但是,这样的资本分配不能简单收回,因为资本已经落实为大型厂房布局和设备。所以,不可能回归赤字前的瓶颈。所以,大包干即便不被理解为唯一的方案,也被理解为最简单的方案,可以规避赤字产生的结构性不稳定。

[19] Teiwes and Sun 2015, p. 163.
[20] 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贵州等欠发达省份扩散虽然并不意外,但也在集体经济运作好得多的地区获得扩散,比如广州。不过,各省采纳该做法的速度相当不同。见Teiwes and Sun 2015, pp. 159-164.

长远来看,这构成了去集体化的开端。到1983年末,98%的生产队已经实现转向。[21]与此同时,生产的去集体化还有农村管理的去集体化相匹配。公社的建制功能被乡政府取代,大队一级被村所取代,主要采纳“大包干”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土地依然归村集体所有,但是家庭只要生产了作物,满足国家给生产队的配额,自己就可以在承包地随意生产。[22]在这个制度下,生产队不再管理农业生产。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村与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均加剧。在新制度之下,某户与同村其他户相比表现如何,和家庭的规模与构成有很大关系。不过,经济成功一个更大的因素在于村的位置,以及该户和当地领导的关系。在临海地区和繁华城市,到市场出售超出配额的多样作物可以使某些农民增收,但也导致地方的贫富不均加剧。这种村内部的不均反映在村与村的不均那里,因为人迹罕至、远离城市的地区农民,在同一个制度之下获益的机会也会变少。

[21] Jonathan Un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M.E. Sharpe, 2002, p. 102.
[22] 同上, p. 100.
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

起初,家庭与集体之间的承包合同只有1-3年,但是为了刺激土地再投资,合同时长很快延长到了15年。农业生产一开始在1980-1984年间出现增长,尤其是在化肥使用更广泛、增加劳动输入的动力增加的情况下。对国家而言,新制度的短期收益体现在金融负担减少(农业投资维持在低位),只是农业现代化也放缓了。但是,城市食品价格依然有补贴,整个1980年代一直低于农村收购价,因此赤字依然出现。事实上,上述的农业增产迫使了市场改革的深化。现在改革的目标是收购、经销和配额系统。

没有强硬的集体系统去执行配额,许多家庭开始干脆无视配额,转而去生产经济作物。[23]与此同时,统一购销制度,当初设计的目的是管理农业剩余的短缺,现在却面临生产过剩的新问题,而国家已经担保以任何数量购入粮食。[24]这促成粮食收购的市场进一步改革,因为随着产量增加,担保统购的成本就非常之高。1981年,国家对农作物的补贴占总支出比例增至18%,1984年仅仅微降至14%。故此,1983-1985年间关键农产品的超额奖励被取消了,单一价格制度因此形成。担保价自此替换为协商价,国家因此可以响应时刻变化的市场。最后在1985年1月,国家试图完全结束大多数农产品的配额制度,转而通过合同与市场收购影响生产,同时用兜底价来稳定。[25]随着配额制度结束,国家收购某些农产品的担保也一同消失。[26]

[23] Sicular, “Grain Pricing,” 1988, p. 469.
[24] 同上, p. 470.
[25] Sicular, Terry. “Agricultural Planning and Pricing in the Post-Mao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6, 1988: p. 694.
[26] Sicular, “Grain Pricing,” 1988, pp. 470-473.

这些改革的目标,是用市场收购取代国家计划统购。但是,同样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依然在向反方向推动,因为城市食品价格补贴出现一点减少就会导致城市骚动,侵蚀改革派脆弱的信誉。因此,结束担保价的政策没有充分实施,1985年粮食产量下滑也迫使国家支付更高的市场价格,等于再次增加了食物补贴的成本。[27]尝试将农产品价格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在整个改革时期掉入了自我重复的循环:国家预算里食品补贴的成本居高,迫使国家进行收购,某些时候还要进行市场价格改革,粮食产量因此减少,国家对改革的态度又相应有所让步,通常又会上调补贴成本。但是除了粮食产量,动物饲料和其他农业输入(即化肥和杀虫剂)的成本居高,同样有利于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推向农村工业,为蔬菜等次要农产品培育市场。[28]如此看来,尽管存在多轮的改革和回调,市场化总的来看还是有推进的。与此同时,过程前后有一个关键矛盾,就是如何减少食品补贴导致的国家资金负担,同时避免城市的食品价格上涨太多,相应的通胀不会导致城市抗议。正如1989年天安门抗议显露的那样,国家在这个层面失败了。国家只有通过镇压运动才能跨越这个矛盾,最终将农产品市场化。

[27] Sicular, “Agricultural Planning,” 1988, pp. 695-696.
[28] 同上, p. 696-697.

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II(5)——民族、国家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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