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赫
阿布拉赫

来自中国,很喜欢记录,不光写字,用APP记帐这件事都一做十年。这种癖好曾引起有司关注,后来在Matters的活力一落千仗。但仍然在记,不在这里,就在那里,而且一想到有人会因为你的记录害怕,就更觉得这记录的价值。我会继续。

一个叫傅雷的粉红决定去死|《傅雷朱梅馥家书》读书笔记

他临死前在遗书中写“……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恐怕多少有些真情实感。

年前就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经过一次续借,终于读完了。

过年时嫂子看到它扔在沙发上,拿起来翻了翻,说这不是应该早都读过了吗?我问你读过啦?说那是。有点儿自豪的样子。

应该追加一句观感如何的,当时没有。不过我大概也能想像得出她的回答,无非“挺好的”、“很感人”,诸如此类。至于其中谈到的文学、艺术林林总总,多半不会有印象。毕竟她读书,一年恐怕都读不完一本。像看电影一样,偶尔去次电影院,看个大众口碑,当做纯粹的娱乐消遣。

别说她,以文艺中年自居的我,也没办法和傅雷信中的莫扎特、肖邦、贝多芬产生共情,音乐修养一穷二白。反倒是他反复提及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文学巨匠,多少有些涉猎,也属遥远的记忆,几乎随风消散了。这回,把《约翰·克里斯托弗》加入了想读清单,傅雷翻译过那么些作品,看得出来他对这本倾注的感情,是其它所有都无法比拟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读书是非“新”不能读。这个“新”倒不是说时间上的新,而是以我的认知来讲。从前没听过的,就是新的。而那些从小到大被传颂的所谓“经典名著”,不太想读。《约翰·克里斯托弗》是一例,《傅雷家书》也是一例。这可能和人生中段渐渐产生的对于“洗脑”的逆反心理不无关系。还可能因为年轻时候读书种类单一有关。那时候重故事,读的都是小说,表层故事够酷炫最重要,比如《基督山伯爵》,就曾在我心里炸了个洞。

接近中年,关注重心渐渐往现实层面转移,尤其热衷于表现人性复杂的作品,简直恨不得越纠结越好。所以会读一些纪实类的,或者散文书信等,而这些作品当中又会有其它作品或者作者的印象,就这样拔出萝卜带出泥。

《傅雷家书》倒不是哪本书带出来的,而是微博。因为感染新冠,傅聪两个多月前去世。那时候新浪微博的时间线上不断出现相关博文,悼念的、痛骂的、骂痛骂的的,我不明所以,也没怎么用心。直到今天读完书再回头去搜,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叛国”,就是傅雷信中提到的傅聪六七十年前入籍英国的事。

其实我是借错了书,我读的这本是《傅雷朱梅馥家书》,它和我从年轻时就如雷贯耳的《傅雷家书》是有差别的。至少删除了1966年6月谈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封、8月表露对未来失去希望的一封,以及9月2日的遗书。这时候,要感叹一句,微博虽烂,仍是墙内萤火之光,没有它,我连删了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总有一天,世上只有《傅雷朱梅馥家书》,再无《傅雷家书》。这也许正是他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而且,这本书里少了1958年的内容。正是那一年,傅雷被划为右派,精神和肉体遭受重大打击,从此再没能复原。很难想像因为这样的打击傅雷夫妻会中断和儿子的通信一整年,倒是可以想像,那一年的通信,提供不出什么像样的“正能量”,因而出版的时候被拿掉了。

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里,Yiyun Li说,要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不一定是读他的小说,而是读他的书信。我当时深以为然,直到读了《傅雷朱梅馥家书》。你若不是站在历史的后端回望,你怎么可能从那么厚一本书信集里知道那些年国家、政府,甚至是人民加诸于他们那难以想像的苦难。这本来无比重要的个人叙事,生生被抹除了。每个个体的叙事都被抹除以后,就只剩下扭曲的集体叙事了。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不甘心,促使我写下一些字。

傅雷是个老粉红,即便遭受迫害,忍饥挨饿的时候,也仍然深爱着中国,对于傅聪入英国籍一事耿耿于怀,以至于五六个月没有书信往来。他临死前在遗书中写“……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恐怕多少有些真情实感。

然而,终其一生,那种甚至让人有些窒息的拳拳爱子之心,也是日月可鉴的。他如果知道六十年后,有一群自以为继承了粉红衣钵的人,依然要将他的死归罪于傅聪的“叛逃”的话,怕是连自挂,也不一定敢了。

至于傅聪当年为什么逃往英国,原本不问可知。但还是附一封,也算见证。这是著名音乐家、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春光写给胡耀邦的一封信,正是这封信,促成了傅聪1981的回国。(可是为什么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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