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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普|美国大选:「一人一票」的神话破灭后,民主政治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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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号床@raaachel

关于什么是民主,人们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经过几百年的探索与斗争,一些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写入各国宪法。与古希腊和英美等国历史上以身份或者财富分配选票的实践不同,目前公认的民主政治追求平等主义,以「一人一票」为特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六条便有规定:

十七岁以上的所有公民,不分性别、民族、职业、居住期限、财产状况、文化程度、所属政党、政见以及宗教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然而,随着全球不平等加剧、少数群体状况恶化、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的出现,以美国大选为首的政治事件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正在面临危机。


民主政治的黄昏

策略性投票(Tactical Voting)是一个饱受关注的现象:人们投票给某位候选人不是因为支持其政治主张,而是为了阻止另一个更令人讨厌的候选人上位。在2016年大选中,许多人之所以投票给特朗普,完全是因为他们更不希望希拉里当选。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了2020年大选中:选民们既不喜欢拜登,也不喜欢特朗普,从而使得大选变成了一场「比谁更烂」的游戏。



这种投票行为给民主政治的实践带来了不少恶劣的后果。首先,它动摇了政治活动的合法性。政府的行为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能仅限于形式上的承认,还需要事实上的认同。如果人民打心底里并不认同自己选上来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上台后的政策推行一定不会顺利。

更重要的是,策略性投票是对民意的一种歪曲。假设有甲、乙、丙三个候选人,你支持丙的主张,不喜欢乙,但最讨厌甲。但是你知道,大部分人会支持甲或者乙,丙当选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你面临两种选择:第一,义无反顾地把票投给当选可能性不大的丙,相当于浪费了一张选票;第二,把票投给你不喜欢的乙,以阻止你最讨厌的甲上位。为了使手中的票发挥最大的作用,理性的你便会选择第二种方案。

由此,你的投票决策就从「看看我支持谁」变成了「看看哪个候选人更有可能赢」,而你唯一可以依赖的信息便是媒体报道和民调。这不仅使得投票结果违背了选民的真实意愿,还让人们更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甚至操控。

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of the majority)是另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社会中,总会些群体属于「恒久的少数」(permanent minority),他们数量上无法与主流抗衡,经济地位上处于劣势。对于他们来说,实施「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无异于是合理化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压迫。

精英政治和代表性不足也是如今的民主政治实践受到诟病的原因。政党制度和事实上的高参选门槛使得普通人难以涉足政治,而有地位的社会精英往往更能调动资源为自己赢得权利。此外,某些群体由于在社会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在立法机关中难以得到充分代表。这一切都导致政治精英们脱离群众,普通人的诉求得不到表达,反过来为民粹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以上种种,都不禁让人反思,民主政治是否迎来了它的黄昏?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设计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的可能?下文将介绍两种替代方案,分别是「智者治国」与「平方投票法」,前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后者则是投票制度的创新。


选票当钱花,让「市场」主导竞选

从本质上看,政治活动是一种对资源的分配,只不过被分配的对象是政治权力而非商品。对资源的分配方案有千千万万种,而其中迄今为止最成功且对人类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分配方式,便是市场。于是,有人便产生了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权力分配的想法。

与市场相比,当前的投票制度无疑是充满缺陷的。例如,人们通过选票所能表达的偏好十分单一。由于一人一票,投票行为只能体现出选民「支持」、「弃权」或者「反对」的态度(在美国大选中,人们甚至没法表达反对,只能支持某个候选人或者弃权)。

现行一人一票制度的另一个问题是,选票只能针对特定事项,几乎没有通用性。例如,总统选举的票只能在总统选举中用,地方议会选举的票只能在地方议会中用。如果一个人更关心地方议题而不在乎谁当总统,那么目前的制度显然是无法满足她的偏好的。

这些问题在市场中统统都不存在。在市场经济下,除了「买、卖」两个维度之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价格来反映偏好的程度。我喜欢喝汽水更胜过喝果汁,所以我愿意出5块钱买一罐汽水,而不愿意用3块钱买一瓶果汁。此外,我手头的货币既可以用来买汽水,也可以用来买果汁,所以如果我不喜欢果汁,我也没有必要强行购买。

于是,有人便想到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权力的分配中。改革后的投票机制被称为「平方投票法」(quadratic voting)。在这种机制下,每个公民会被定期分配一定的积分(被称为voice credit)。积分的作用类似货币,只不过交易的标的是选票。

像货币一样,积分是通用的,可以在不同的选举中兑换成选票。按照Glen Weyl和Steven Lalley的计算,每增加一票所需要的付出的积分,应当是该票数的平方(这便是「平方投票法」名称的来源)。

购买的票数

花费积分

1

1

2

4 (2的平方)

3

9 (3的平方)


举例而言,如果你手头上有10点积分,那么你可以将它们用在任何层面的选举(甚至公投)上。假如你非常支持减税,但是对同性婚姻却不怎么感兴趣。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你给「减税」和「同性婚姻」这两项议题的回应只能是1或0。但是在新的制度下,你可以花费9点积分为「减税」议题购买3票,而只用1点积分购买1票对「同性婚姻」进行象征性表态,以此体现出你对不同议题的不同重视程度。

除了给每一议题或候选人赋予不同权重之外,平方投票法还要求引入「反对」这一选项。在通常的选举中,选民的选项往往是单向的:要么支持某一候选人,要么弃权。正是这种受限的表达,导致了策略性投票现象的出现。有了积分和「反对」选项之后,选民就可以从别处积攒点数,在大选的时候为自己讨厌的候选人购买反对票,从而不必被迫投给自己不喜欢的候选人。



平方投票法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激励机制:它让人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直接的代价。这一点在涉及少数群体的议题上尤为关键。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时候,少数群体的往往比事不关己的大众更加敏感。举例而言,堕胎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他们或许更关心的是税收、外交、家庭暴力等方面的与生活联系更密切的议题。但是对于部分女性来说,堕胎是否合法或许关系到自己的整个人生。

在原有的投票制度下,与己无关的多数人可以轻易地影响主要涉及少数群体利益的决定,导致了许多人漠视少数群体的诉求,草率地投票,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而在平方投票法下,购买选票需要付出点数,当在每个人积分有限的时候,人们会被迫做出计算与选择:如果「一人一票」,有人可能会因为「生命可贵」「社会风尚」等原因反对女性堕胎;但是当他们必须为此付出切实代价,强迫他们在堕胎和医保、控枪、反恐等更加「现实」的议题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些「虚无缥缈」的理由花费自己的点数呢?


Eric Posner和Glen Weyl研究后发现,在引入平方投票法之后,人们对不同的议题展现出了明显不同的偏好


让懂的人来统治

在民主国家,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选举权和竞选权。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都是共和制民主国家,包含制衡机制,并具有司法审查、宪法约束、多院制立法机构、官僚自治、政党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缓政治,防止多数暴政和保护少数群体的利益。

「智者治国」(epistocracy)保留了这种结构。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投票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政治知识分配的。「智者治国」可能会赋予所有人投票权,但有些人拥有的票数会超过其他人,也可能只允许通过政治能力考试的公民投票。简单来说,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可能只拥有一票,甚至没有票,但一个了解政治的人可以拥有比不懂政治的人多的票。

「智者治国」直接反对民主,因为它认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取决于你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民主的基本前提一直是:你知道多少信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要承担你的选择的后果,所以你有发言权。对支持「智者治国」的人来说,政治是像医学一样的专业领域,而专业领域应该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做。他们认为,如果选民能够拥有相关的政治知识,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决定。

Jason Brennan 在2016年出了一本叫 Against Democracy 的书,详细讲述了他对「智者治国」的设想,他认为可以通过考试「筛选出对选举有严重误会或无知,或缺乏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公民」,里面包含的问题类似于「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大约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调查表明,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的失业率在实际失业率的两倍以上。

「智者治国」听起来很像是一小群精英对政府的倡导,并且可以轻易地导致权力滥用。但我在阅读相关文献时,却出乎意料地发现支持它的学者一直在强调「智者治国」能为少数人群带来更好、更公正的政策,这并非是一个为了精英服务的制度。Brennan 对「智者治国」的所有辩护都集中于「智者治国」能够产生比民主更好、更公正的结果

他认为,民主制度下的选民对政治有系统性的无知、受误导、非理性。由于一人一票的制度,每个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这导致公民缺乏关注政治和投票的动力。而且,全体公民倾向于支持糟糕或至少次优的政策,如果他们更了解情况或更理性,他们就不会支持这些政策。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许多选民有如种族主义这样的严重的认知偏见,影响了他们的投票选择。Brennan 声称,「智者治国」限制了最无知的那一部分的选民的政治权力,例如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等,从而选出更优秀的政府或政策,产生更公正的政治结果。


对「智者治国」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两点, 一是认为在该制度下,因为通常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比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拥有更多的政治知识,例如白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比黑人高,弱势群体无法被充分代表,其话语权将被大幅度削弱。同时,选民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倾向于为自己的利益和阶级投票。这就会导致选出的政府推出不公正的政策。二是认为「智者治国」会将政治权利较小的人划分为二等公民,破坏了民主中「一人一票」所包含的平等观念。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论「智者治国」的表现如何优于民主,为了发出「人人平等」的信号,我们都应该使用民主。 

支持「智者治国」的人认为以上两种攻击部分成立,但这并不代表民主没有这两个问题,更不代表民主优于「智者治国」。

研究表明,民主制度下的投票选民也不完全符合其人口结构,在民主国家中,老年人的投票率比年轻人高,男性的比女性高,处于优势的人比处于劣势的人高,弱势群体同样没有被充分代表。因此,对第一种攻击来说,民主仅仅是比「智者治国」好,但差距不一定大。许多人认为公民投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表明,选民并不会自私地投票,现在为民主党投票、支持财富再分配的人恰恰很多是所谓的优势群体。

在民主制度中,拥有平等选票的穷人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被忽视。民主国家的总统倾向于回应富人的政策偏好。原因不在于投票率——富人投票的可能性只比穷人稍高一点,而总统对富人的反应却是穷人的六倍。从理论上讲,在「智者治国」中,投票人数减少实际上可以为穷人带来更好的政治结果,因为对穷人状况了解较少的人政治权力较小,而了解穷人状况的人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后者会投出更好的政策和政府。虽然弱势群体没有被充分代表,但他们却会得到更好的政策,支持「智者治国」的人认为,现实中得到的好处比虚无缥缈的「被充分代表」更重要,毕竟前者是目的,而后者只是手段。

支持「智者治国」的人对民主象征的「人人平等」符号的回应主要集中在利用政治制度来表达平等的必要性上。政治学家 Christopher Achen 和 Larry Bartels 在他们关于选民的无知的书中指出,「在当代民主意识形态中,人民主权的角色就像是君权神授在君主制时一样。」对欧美公民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根深蒂固的想法,但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对此进行反思,和探寻更好的制度。支持民主的符号意义的人可能认为,认为公民的判断有优劣之分是不公正的,但是,如前文所说,政治只是一个专业领域,正如我们不会说普通人和医生对身体状况的判断有优劣之分是不公正的一样,认为公民对政治的理解有优劣之分并不是一件不正当或贬低自尊的事。表达平等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彩虹标示、电影、电视剧、音乐、政策,民主对促进社会平等来说不是必要的,特别是当它可能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时。既然民主并不是必要的,是否采取「智者治国」就要看其带来的改进足不足以抵过失去民主的符号意义的代价了。

「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当民主无法保证其政策的质量时,支持「智者治国」的人认为,人们不应该执着于民主的符号意义,而应该寻找现实中更可行的办法。


参考文献:

1. Achen, Christopher H, Achen, Christopher H. & Bartels, Larry M., 2017.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Brennan, J., 2016. Against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3. Brennan, J., 2018. Does the Demographic Objection to Epistocracy Succeed? Res Publica, 24(1), pp.53–71.

4. Christiano, T., 2011. An Instrumental Argument for a Human Right to Democrac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9(2), pp.142–176.

5. Delli Carpini, M.X. & Keeter, Scott,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6. Estlund, D.M., 2008. Democratic authority: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Eric Posner, Glen Weyl, Radical Mark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Funk, C.L. & Garcia-Monet, P.A., 199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and National Concerns in Public Perceptions About the Econom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0(2), pp.317–342.

9. Gilbert, Pablo. 2012. Is There a Human Right to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ohen.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Política 1:1– 37.

10. Gilens, M.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issuing body, 2012.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 Piston, S., 2010. How Explicit Racial Prejudice Hurt Obama in the 2008 Election. Political Behavior, 32(4), pp.43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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