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沉思
笛卡尔的沉思

未曾写下的,都终将被遗忘。

纪念 | 02·06—03·06

伯罗奔尼撒 1号档案馆 3月6日

今天,是3月6号,距离那个令无数网友感到悲伤、愤怒因而彻夜不眠的晚上,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了。而监察委在2月7号派出的中央调查组,迄今还未公布结果。

 我至今仍记得那一晚,原本还在和朋友聊着日常生活的琐事,却突然被一则消息给震惊到:李文亮医生去世了。

之所以会感到震惊,是因为前些天还看到关于他的新闻报道,报道里他虽然确诊住院了,但他拿着证件拍照的样子还很精神。再加上当时死亡的患者,主要是带有基础病症的老人,因此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虽然当时朋友圈里悼念他的消息不断刷屏,我也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官方渠道查找信息的源头。于是,那一晚就经历了许多人所看到的诡异画面:部分媒体和医生宣告李医生已经离世,而另一些媒体则说还在抢救。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官方才正式宣布了李医生去世的消息。

 作为没有亲历现场的人,终究难以判定,这究竟是事实,还是舆情管控下所能看到的表象。

 那么,调查结果还重要吗?重要。虽然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使一个已经离开的生命复活,也无法使一座遭受重创的城市再完全恢复到它原有的样貌。但是,一份详实、准确且公正的调查结果,至少可以成为人们反思的一个起点,同时去思考这一切究竟都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因为,当初训诫八位“造谣者”的人,至今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且也从未有过任何一句道歉。为什么没有道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按规定办事。而且,就像胡锡进为他们所辩解的那样:他们只是对“造谣者”进行了训诫,并没有进行拘留,或者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所以,犯得着道歉吗?

按照这种辩护逻辑,被训诫的八位“造谣者”,反而得对他们表示感激,得感激他们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但问题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八位“造谣者”并没有造谣;从法律上来说,当地警察对造谣者的训诫,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他们自己都并不清楚,这个病毒与SAR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那么他们如何判定这八位“造谣者”是在造谣?

事实上,当地警方的这种训诫行为,已经触犯了宪法第35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次,当地警察对八位“造谣者”的训诫行为,经过央视的广而告之,使得众人放松了警惕,而大大加剧了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辩护逻辑,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通过训诫“造谣者”来处理问题。就像我们如今已经习惯用各种字母代替所谓敏感词来躲避审查一样,以及习惯在看一篇文章前,先截图保存好以防被404。

 前段时间,XZ粉丝与同人文创作圈之间的撕逼大战,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有许多人批评说,XZ粉丝何以要如此作恶,只是因为看不惯别人写的东西,就直接连别人的平台也一块举报了。而在A03上的许多创作者和读者,也纷纷采取抵制XZ代言产品的方式,来回击XZ粉丝。 

但问题的关键难道不是在于,究竟是谁促成了这场举报的成功?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批评他人的举报行为,而忘了追问这举报行为本身何以能成功?一个有着数百万用户的非营利性同人文创作平台,何以会如此轻易地因为一场举报就被封了?相应的法律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在这场撕逼大战中,没有多少人去追问,人们也不太敢去追问。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墙的存在,眼看着它越砌越高,但却似乎毫无办法。

 

这堵墙所堵住的事物,可能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人,很少真正接触过的。乃至于它们的消亡,对于他们而言,本身就没有多少意义。

 

只是,还有记忆的人们,却不得不去追问自己:我们真的需要这堵墙吗?

那份训诫书里的发问,我们也真的听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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