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的豆瓣页在近日已被隐藏，所以摘出一些有意思的段落放在Matters上。

这本二十年前的日记，在满足了大众窥私欲的用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政治人物作为学者时的思想与政治倾向。鉴于作者本人的政治身份以及学者身份，个人认为这本书对于政治光谱多元的Matters众来说，是有其价值的。

摘选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哲学思想几个方面做了简单的分类，因为王本人的学术背景，所以政治方面的比重较大，而政治分类的部分其实可以做更进一步的细分。限于个人水平的原因，分类并不清晰，只希望能让持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网友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自序

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不得不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侯，静静地思考一天来的经历。白天，大部分时间均在异常的忙乱中度过，没有工夫思考。有工夫思考的时侯，大多也用于作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思维，专业得厉害。而对于人生，却没有时间去思考。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这种思考，对人是有益的。一个人做多了自己的职业活动，如果不调整，就会变得单一，思想也慢慢定向，没有开放式的思维方式。所以要在紧张的大脑和肢体活动之余，发现思维的新空间。

之所以起名为《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作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这个领域是那样的广阔，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我以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思想“沉淀”积累起来，不是因为它们有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在宁静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状态下形成的。宁静致远，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出版这样的书，所以我就记录下我的夜思。当然，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1994年底于复旦大学

经济理解

看研究生J君的论文《从计划到市场的政府再造》，写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下构建的个人系统和单位体制会发生变化，或者说需要发生变化，不发生变化就不会有计划到市场的变革。他研究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个人在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中的作用；二是国家在这里面的作用。个人要有一个自主和自由的人格，从过去依赖性的人格转变到独立的人格。而国家的问题就复杂一些，关系到国家的职能和地位，也就是国家有多大的权力。讨论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也讨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但是展开得不够，是篇幅和理论深度的问题。在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值得讨论。目前，对国家和政府作用的定位没有确定，理论上没有解决，实践上也没有认知，做起来就产生很多问题。在市场经济发育中，可能的问题会变为现实的问题和实际的问题，如理论上不能解决，那么实践中就难以深入，不能推进。但是，恰恰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方面没有太大突破，而经济学现在有了不少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些基本领域中有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没有这样的突破，社会发展不能设想。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读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12版，两大卷。这一次修改，据他自己说比较彻底，凯恩斯主义在战后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大，在实践中也有很多问题。以凯恩斯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不得不修改自己，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等。12版在这些方面做了吸收。读到他论述政府作用的章节，觉得还有启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什么作用，非常关键。他提出的政府作用于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汇率)，以及公共开支等。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下，这些手段大概有用。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这些手段是否足够了呢?是否能起到那样的作用呢?值得探讨。在不完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手段最好，还没有说法，实践上也没有证明。如税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普遍的手段，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行，没有形成必要的税收体制。西方国家的税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所得税。而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占的比例实在太低，不能起多大作用。真要把个人所得税管理起来，在技术上和管理上也跟不上，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税收体制，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也没有建立，因而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

政治思考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需要完善政治体制。最近一段国际发展态势也告诫我们：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完善和构筑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模式的总则是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的。中国的民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稳定发展，同时必须能够适应中国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难以形成。在我的研究中，我逐步体会到，研究这个课题，应该解决这样几个基本的问题：1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2一党领导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3)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4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和解决这四个问题，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的重要方面。当然，这些均是宏观的课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还有各种各样中观和微观的课题，也需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漫长的过程。不过，恰恰因为存在这样一些可以发展的领域，中国政治学便大有可为。这些问题，西方政治学没有给出现存答案，恐怕也难以给出现存的答案。

写关于市场经济的文章，分析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去年发表了一文，讨论"新权力结构"，接下来要讨论"新政治功能"、"新政治资源"和"新政治程序"。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发展应该如何做，这个问题是中长期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显得越来越重要。文章提出"新政治功能"主要是政治供给。把政治供给归纳到权威供给、体制供给、法制供给、政策供给、价值供给、秩序供给、保障供给等方面。另外提出了目前政治管理的三个转换：一般的归纳是：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变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到间接管理、从计划调控转变到市场调控。从新政治功能的角度来说，可以把政治体系的功能转变归纳如下，新政治功能要求政治体系：从要素管理转向程序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体系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基本以要素管理、尤其是物质性的要素管理为主，通过对具体的物质的要素的具体规划和分配来完成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下，政治体系不能再做要素式管理，如果这样的话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不具备必要的前提。要素将通过市场来分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属交易所、粮食交易所、股票交易所、煤炭交易所这样的机制，要素在这里得到合理的流通。政治体系除了保持必要的控制权之外(为了保证体制的平稳过渡)，不再管理要素。政治体系的主要功能将是对程序的管理，即各种要素将通过什么合理程序在社会上达成最有效率又公平的交易，所有交易必须控制在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上。从内在管理转向外在管理。在传统的体制下，政治体系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基本上是内在式管理，即政府机构直接进入整个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实施管理，说得通俗一点，政府成了超级企业集团的经理，整个国家的各种企业组成了一个超级企业集团，在政府的经营下运转。显然，没有一个政府能适应这样的管理工作，因为政府和政治体系最终由人所构成，而人的潜能有限。这样超大规模的一个企业集团，不要说整个地在井井有条的计划下运作，就是一般的维持也非易事。关键是"既定的行为受到制约"，这就是政治体系的外在的管理，没有这一条，有序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发展难以存在。从保险管理转向保证管理。在计划经济的管理下，政治体系的管理具有保险式管理的性质，政治体系成为整个社会的"保险公司"，对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最终是对每一个人承担保险的功能，从生产、流通、交换到分配，从个人的出生、就业到福利和生活条件，实行全面的保险。在这样的体制下面，效益效率不能成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指标，政治体系对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存在和发展负有直接的和最终的责任。这种宽泛和直接的责任关系使政治体系不能从经济的直接管理和微观管理中超越出来。而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政治体系将逐步地改变这种"保险公司"的地位，这一部分功能应该由经济单位和个人来承担，或者由社会性的机构来承担。政治体系的基本功能应该是保障性的。

在政府和政治体系逐步从经济管理中退出之后，政府的职能越来越集中到一种宏观和间接的管理。这样整个社会就更像一个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可以控制一切的力量，没有可以通过一系列渠道干预一切的力量。所有子系统均在一种相互作用之中。市场经济的原则可能就是如此。政治体系在失去了过去的权力和渠道之后，应该怎样来控制社会的经济发展，必须有新的方法。这个新的方法，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也就是在大的系统中增加政治的供给，也就是投入。通过政治的投入来希望理想的产出。所以，政治供给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政治体系调控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一种主要方法。

谈政府形象的问题：集中在价值方面，提出了一个定义和五个方面的要素。定义是：政府形象，意味着一定的政府体系功能运转的总体表现。政府形象的评价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体系本身在自身的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素质，或者说政府调控的质量指数，二是政府体系运转过程和结果在民众价值评判中获得的认同指数。要素提出了价值、信誉、效率、公正和清廉。其中信誉很重要。政府要高度地重视自己的信誉，如同完善的企业要注重自己的信誉一样。政府的信誉与企业的信誉有类似的地方。企业的信誉是由企业的产品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的，没有信誉的企业，自然就没有市场，企业本身自然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政府的信誉也一样，如果政府没有信誉，就会失去民众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自身的能量就会受到限制。政府的信誉是什么?政府的信誉，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政府施政的最高目标的，执政党和政府整体上承诺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所以各级政府均有义务实践这一总体的诺言。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动中实现政府的诺言，是政府有没有信誉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的总体诺言要由构成体系的各级机构来完成，每个政府机构，不论是高层机构还是基层机构，每个行政人员，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初级干部，均要在自己的实践中实现总体诺言。总体诺言是分解到各级政府的，各级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也承担了自己的诺言，因而各级政府人员必须身体力行，实践诺言。这样才能塑造政府的完美形象。没有这一条，政府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职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会高大，因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政治承诺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概念，可能是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

参观了现代化的车间之后，总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能否最后建立得像一个现代化的技术系统那样，完全在电脑的控制之下，非常有秩序和程序，能够有效地运转和产出。大概在社会系统中要实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社会的因素变异性很大，人文因素的变化更大，很难根据确定的程序来管理，而要有更多应变能力。但是，总觉得是可以努力的，如何来建立这样的结构和系统，一要看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二要看对系统的研究本身在理论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讨论《新管理方格》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提出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不能搞"乌托邦工程"，而要搞"零碎工程"。虽然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值得深思。把一切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均归之于"乌托邦工程"不妥，但是"乌托邦工程"往往容易带来社会的急剧变革，若是这种急剧的变革最后不能巩固，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消极的结果。中国社会的发展，慢慢人们也明白了道理，这样大的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变革，变成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要逐渐地进步。在改革的设计上，也不能一下子就拿出整套的方案，而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讨论《新管理方格》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提出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不能搞"乌托邦工程"，而要搞"零碎工程"。虽然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值得深思。把一切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均归之于"乌托邦工程"不妥，但是"乌托邦工程"往往容易带来社会的急剧变革，若是这种急剧的变革最后不能巩固，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消极的结果。中国社会的发展，慢慢人们也明白了道理，这样大的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变革，变成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要逐渐地进步。在改革的设计上，也不能一下子就拿出整套的方案，而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课题，要好好研究。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来梳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为执政党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力量。关于执政党，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是党内建设的重要方面。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理论和原则上来论述问题，而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研究问题。从权力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恐怕是最重要的。过去说民主多一些，或者集中多一些，是一个根据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说法，不一定准确。因为从民主集中制的角度说，不是民主多和集中多的问题，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权力如何地分配，最重要的是都是要用民主集中制来解决问题，来行使权力。而中央和地方在具体管理事务上的分配，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问题，而是一个权限的问题。所以，基本的问题是三个方面，权力运行的程序、权力范围的划分、权力行为的责任。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民主集中制解决权力运行的机制问题，也就是党内民主。毛泽东当年在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时，就是说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民主。权力范围的划分解决中央和地方具体管理范围，这是根据民主集中制本身来划分的。权力行为的责任则是讲有权力的人一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没有一定的责任不行。这样才能说清楚。但是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说清楚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推进，但是不能大起大落。执政党体制的完善，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革命后社会的政府》，集中加工社会变革一章。这一章分析在改革开放推进之后，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这些变革对政府体制的改革提出什么样的挑战。把原来提出的社会领域的六大变革的政府行政的十大变革充实了一下。同时提出这两组变量之间存在着落差，这一落差是考察政府体制改革的出发点：第一，主动和被动的落差。第一组变量的发展速度快，铺展面也广，而且是变动主动的方面。第二组变量发展速度慢，铺展的面也相对窄，是变动的被动的方面。这是符合一般社会的发展的规律的。社会发展总是最生动最有活力的一面，尤其是在社会的各种因素被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而政府体制的发展，要人们对社会发展积累的力量的认识达到一定的限度之后，才能被推动并发展起来。第二，时间的落差。从时间是来说，客观上存在这样的落差。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经济发展过程，总领先于社会其他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之后，这一特征还会更加明显地显示出来。政府体制的改革要在经济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推进，或者说经济发展提出要求后，政府体制才能具备发展的动力。这个时间的落差有时不是主观可以消除的，问题要认识这个落差，尽量来减少落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这种落差更容易形成。第三，体认的落差。社会发展究竟向政府体制提出了什么要求，政府体制究竟应该如何适应社会发展，有体认的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不是所有人均能够体认的。就是能够体认，也会产生不同结果，有时甚至是激烈对立的结果。政府体制是敏感地域，对它的改革总涉及全局的变革，所以人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会有更多的体认分歧。社会发展了，但是在人们的体认没有达到一定的一致之前，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不容易。越是发展快的社会，在体认的共同点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难，原因是社会发展的多向性和多可能性，给人们提供了太多的体认的要素。越是发展变量多，体认越不易。第四，设计的落差。政府体制改革需要较为完整的设计，不可以一边变一边设计，政府体制的逻辑是这样。因为一旦政府体制在变化中，那么它的调控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政府体制改革需要完整的设计，而完整的设计需要对变化的要素有足够把握。在变化迅速的社会中，不同要素每时每刻均在变化，要在一个时期里达到一定的把握程度，不容易。没有这样把握自然就不能做出合理设计。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形成中的新体制，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并没有现存模式。中国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体制与之相适应，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总体的设计本身就在探索之中，因而就会有这样的落差。第五，操作的落差。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操作的落差，政府体制可以说是社会调控的中枢神经，至关重要。对它的改革要依整个社会利益为依据，以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发展为依据。如果政府体制改革引起社会不稳定或者动乱，成本就太高。不仅政府体制改革不能完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也可能会被打断。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是"超大社会"，又处于急剧变动中，政府体制承担着十分关键的功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一方面是这一功能不能松弛，另一方面是要变革承担这一功能的体制，这就是操作上落差。经济体制改革的操作性要强得多，虽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变革操作上也是高难度的，但是政府体制改革总体上都是高难度的。因此，从政府体制发展的基本任务来说，就是如何来缩小这两组变量之间的落差。

关于基层组织建设，实际上是十分关键的。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社会中，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十分关键。执政党基本上以掌握权力和组织社会生活为特征，特别是农村地区，所以没有基层组织对整个社会的调控，就会发生危机。在农村地区，这样一种挑战已经摆在面前，应该抓紧了。在西方国家，虽然一般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基层政党组织，但是在选举时，组织的力量一直渗透到每一个选区，对大部分人发生作用。在平常则有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掌握社会的权力和分配社会的资源。党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纵向的控制系统，也是一种稳定系统，一种协调系统。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政党体系，一个高效率的、低成本的、清廉的体系，深入到社会的大众中去的体系。所以考虑要在《革命后社会中的政府》中加上"政党与政府"这样一章的内容。关于干部队伍，首先要有专门家和政治家，尤其是政治家，在一个大国里承担领导职责，领导十多亿人进行现代化，没有政治家的群体不能想象。一个省和市可能就有别国的人口，甚至要多得多。因而在这些地方均应该有政治家。什么叫政治家?应该是具有至死不渝的信念、学贯中西的知识、高山仰止的人格、高瞻远瞩的目光、百折不挠的毅力、海纳百川的胸襟、纵揽全局的能力，等等。中国的民主革命依靠了一个杰出的领袖集团。现在也需要。

继续写当前腐败的文章，基本完成。对腐败问题的趋势，是这样把握的，当前腐败活动呈现以下趋势：从低量腐败到高量腐败，从低质腐败到高质腐败，从底层腐败到高层腐败，从境内腐败到境外腐败，从单一腐败到多样腐败。根据这些趋势，提出的反腐败的策略应该是：严厉打击高量腐败。高量腐败牵涉到的数量越来越高，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为一般腐败活动难以比拟，往往不能挽回。目前，胆大妄为者增多，铤而走险者不乏其人。由于高量腐败危害性大，特别要给予严厉打击。坚决杜绝高质腐败。高质腐败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利益损失。不以获得物质利益、而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腐败活动更加危险，严重违背我们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宗旨的活动。如果这类活动蔓延开来，就会影响到一些政权机构和政府机构的性质，以及为其他类型的腐败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是一种难以根治的弊病。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或者从社会的长治久安考虑，都必须严厉清除这类腐败活动。这类腐败活动目前没有大量发生。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苗头还会发展，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可能会加速蔓延。严格防止高层腐败。高层腐败的发生面虽然小，但是如果发生，影响要比低层腐败大得多，是反腐败的重点。对于高层腐败要有一个界定，这里说的高层腐败指副部级以上干部的腐败活动。统计数字表明，在这个范围内，腐败活动比较多地发生在副部级到正部级干部中间。反高层腐败的重点是这个范围内的干部。实际上，这个范围的干部并不多，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在这个层次上严格防止腐败，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这个层次的干部清廉公正，对整个干部队伍防止腐败可以起事半功倍的作用。要制定适应于这个层次干部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建立起专门的监督机制，常抓不懈。有效克服境外腐败。鉴于境外腐败活动的快速上升，非常有必要做出专门的研究，建立起有效控制境外腐败活动的机制。境外腐败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纯粹的境外腐败，腐败的全部过程完全在境外发生和完成;二是跨国性的腐败，腐败活动在境内和境外发生。这两种腐败活动，从控制和防范上来说，要比纯粹的境内腐败难度大一些，而控制纯粹的境外腐败难度更大。这是当前一些腐败分子采取的反反腐败的对策。中国社会日益开放，经济日益走向世界，跨国性经济活动日益发达，境外腐败的发生率会上升。如何来有效系统控制和惩治境外腐败，尤其值得研究。注意制止多样腐败。面对多样化的腐败活动，一方面要有足够的认识，对社会各个领域均要加强监督和控制，不能留下空点。另一方面，要有多样化的反腐败手段和措施，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仅仅采取简单和单一的思维方法和斗争措施，我们就不能真正惩治和克服各式各样的腐败活动。要研究各类腐败的特点和规律，逐步在一些领域中杜绝腐败，把腐败的空间压缩到最小程度，这对整个反腐败斗争不仅有利，而且必不可少。

博士生课程，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现代化与中国社会权力结构"，设计的目的是讨论在中国社会快速变革的过程中，权力结构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来应对?同时，要有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不能只是从眼下的境况出发，这样就没有深度。围绕君提出的"退出权利"的概念，展开了争论。他介绍说，有些论文认为，总结建国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个人或者单位有"退出权利"，有一些现象就可以避免。这是思考一定社会形态的基本命题，不是用简单的语言就可以打发的，要认真地思考。政治学里有一些核心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合理化对整个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均是十分关键的，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权威、制度等。这个命题至少有逻辑上的层次，如"退出权力"和"退出义务""，不退出权利"和"不退出义务"，这个命题的逻辑性很强，不是很好论证。最好是把逻辑命题放到具体的社会中去，要能够和社会结合起来。第三要对制度有意义，任何基本的核心概念最后要能够解释制度，同时被制度所操作。最后有道德上的问题，"退出权利"从政治文化上说可能是一种道德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政治道德的结构问题。C君提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权力结构的变化的趋势，也有特点：在市场经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下，出现的是总体权力扩张和权力分解相结合的过程;自主决策者不断产生;决策分散引起决策频度提高但强度下降;产生差别化的政治目标;权力资源流变加速;国家、社会和个人权力出现互动;权力位势结构演变。最后提出了"权力乖离"的问题。

这令人费解的"权力位势"和"权力乖离"。

国际关系

写作关于文化霸权和文化主权的文章，分析主权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基本观点是：文化因素是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变量，但是在不同时期，它的重要性不同。一般的逻辑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文化因素的作用就小，反之就大。冷战结束，恰恰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政治和军事竞争松弛的局面，给文化因素地位的上升造成了契机。不是说过去文化因素不存在，或者不明显，而是说政治和军事这样的"硬权力"压住了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可能性，文化是"软权力"。人类社会的文化矛盾在政治和军事剧烈竞争的局势下没有消失，而是退居次要地位。潜在的和明显的文化矛盾不是被化解了，而是被压制了。一旦这种政治和军事的高压减弱，文化冲突和矛盾就会显露出来，甚至会以一种扩大的方式显示出来。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客观力量对国际霸权政治的一种反弹。所以在后冷战时代，文化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了。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新动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形式：一是"文化主权"的观念盛行。文化因素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作用上升。二是"文化霸权"的战略形成。国际性的文化冲突日益明显。从发展中国家的总态势来看，主体的任务在于维护"文化主权"。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主要目的是争取"文化霸权"。所以有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出笼"。文化主权"和"文化霸权"还是现象性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国家主权概念的挑战，或者说对国家本质的挑战。

写文章，题目是《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对主权概念的挑战》：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新动向，首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国际文化战略的倾向，或者说文化扩张主义的倾向。文化扩张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文化霸权"战略的形成。西方国家在冷战之后加强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过程的努力，因为"硬权力"方式、政治方式和军事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如人权概念，成为西方国家影响其他国家内部政治过程的主要的文化因素。在对人权概念不同理解的文化体系中，问题就会逐步上升到政治层次，具有政治属性。实践上，西方国家往往采用政治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推销他们的价值，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的压力。过去可以用暴力和政治统治来推行，如今不行，所以文化扩张主义更具备了文化的形态。文化扩张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较不那么强烈，可以说不是纵向的"文化霸权"，即不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人，而是一种横向的"文化扩张"，就是扩展一种文化的范围，甚至扩展到其他国家的领域中去，或者是把已经在领土上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用文化统一起来。这种"文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的而且甚至非常厉害，如"泛斯拉夫主义""、大土耳其斯坦"等。这种"文化扩张"虽然在形态上不如上一种型态政治化，但是对一定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有文化扩张主义，就会有文化保护主义。文化保护主义的积极表现形式是"文化主权"。文化主权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主要呈现两种表现的形态。一种是总体性的，即享有政治主权的政治实体维护和加强自己文化主权的努力。这一倾向主要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冷战结束后，它们遇到了来自发达国家文化的压力，主要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这种趋势使文化更直接地与主权联结起来等，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捍卫主权。同时，对发达国家之间来说也渐渐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文化主权"的趋向之一就是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有更多的原来的次级政治实体开始要求"文化主权"。二次大战以来形成的格局分崩离析之后，一些在战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实体发生了分离，这构成了新政治格局中的基本现象。如原苏联分解成了多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两个国家，前南斯拉夫分解为多个政治实体，并且为这种分解发动了长期的流血战争，至于其他地方的这样要求文化主权的倾向也在发展。如南非的白人极右组织现在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家园"，也是说文化和价值基于不同的体系结构。从要求"文化主权"上升到要求政治主权，是当今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新趋向。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运作中，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敏感性也大大增加。文化方面的因素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也会引起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

有一份杂志上的文章值得一读，其基本观点是在冷战之后，美国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发生了演变：战争的压力不再存在，经济增长的力量减弱，大熔炉已经沸腾，社会结构在解体。面对这样的一种结构，应该如何来行动，政府应该如何来选择，是美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最近两位美国教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也发表了同样的文章，讨论同样的主题。美国已经是一个不能在冷静的世界中生活的国家，因为它的整个结构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处于世界发展的中心，所以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地位来展开的，现在一下子没有了这个中心的地位，确实是一件难事。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也要发生变化，国内政治权力的分配也发生变化。

在逸夫楼接待一位美国人。他来讨论了一些问题，主要关心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问题。美国人的分析是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在经济中也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心的是这种倾向的发展会不会对政治一体化产生什么问题。目前来看大概不会，中国的政治一体化虽然受到来自经济领域的挑战，但是总体上是牢固的。问题是经济的力量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未来的局势取决于政党、军队和干部，这是中国一体化最为重要的力量。他说美国人关心人权，我说中国人的文化可能与美国不同，有很多问题美国人不能理解。所以还是不要相互强加为好。中国社会的发展应该用中国的标准来分析。民主党的对华政策似乎是不那么明确的，有一个"民主"的战略，但是这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没有更深的思考。

哲学思考

在党校讨论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的提纲。讨论了一份讲新科技革命和历史唯物史观的进步的提纲。我的观点是，邓小平对历中唯物史观的贡献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马克思当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达到顶点，生产力发展要突破旧生产关系的束缚，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变革生产方式上和打破旧国家机器上。后来列宁和斯大林均注重生产方式的方面，也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因为是在资本主义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里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基本上是注重生产方式的，注重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包括后来他犯一些错误的原因也在于此。邓小平总结了经验教训，也总结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以生产力为发展中心，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巩固。由此才有其他方面的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上课，讨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本书可以了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问题和伦理问题。现在如果有人写一本《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大概会轰动。韦伯在这本书中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问题，对很多人有启发。行政管理读《管理思想史》，了解不同管理思想流派的发展过程。有一点可以说，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管理均相通，不论是行政管理还是经济管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其他管理规律中发现对行政管理有价值的东西。

对孔子的思想，青年人不太理解，不知道在中国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内，儒家的思想有它存在的理由，不是人为力量可以清除。它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反映。在中国社会中，人们一直强调从人的内心世界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外部世界。所有的秩序，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社会的也好，最终是一种精神上的秩序。在一种精神上的秩序没有形成之前，任何外在的秩序均不牢固。这就是儒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个世界不能没有秩序，也不能没有伦理秩序，儒家比较强调这一点。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样的内容来构筑秩序，而在于需要秩序本身。内容总是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有一位同学在讨论尼采时说，尼采首先注意了人的内心世界，注意了人生命的意义，注意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性的抹杀。后来的弗洛伊德、萨特和马尔库塞在这三个方面发展了尼采的忧虑。实质上，尼采更多的是想挥发人的本性和人的欲望，他认为现代文明约束了人的生命本能，所以要有"超人"。尼采自己就认为自己是"超人"，只是最后大概狂想太多，得了精神分裂症。

上课，讲西方政治思想的分期问题。我的方法是用方法论或者说世界观来分。从古代到现代，分出了伦理学世界观、神学世界观、法学世界观、社会学世界观四种主要的方法论，从而把西方政治思想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均有一种主导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主导了一定时期的政治思维和一般的思维方式。这种方法论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就是说个人不容易超脱这样的宏观逻辑。尽管一定时期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政治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方法论上是很难脱离总的世界观的。因为人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这样的一种分法，是一家，还有其他的研究方法。

给L回信。在信中说我是否还在"撞钟"，说的是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像和尚一样，没有欲望，安心修练。L在几年前曾经问过我"：你每天读书有意义吗?"我说"：你知道和尚为什么要念经吗?"我在信中说："难得有人还想起我的幸福的问题，心中十分感动。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