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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巨头和环保律师:资本暴政之恶

当资本暴政开始又一次以这样残酷的形式在美国肆无忌惮的当下,对东齐格的惩罚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所有反抗足以影响所有政治势力的资本的人,都将被以法律的名义公开处以私刑。

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全球变暖,正在让社会正在慢慢意识到人类必须停止燃烧化石燃料的事实,但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却是一个极为复杂和严峻的过程。除了对于生活习惯的改变之外,一百余年来通过发掘化石燃料获得巨额财富,能够在各大政治集体之间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能源公司成为了淘汰化石燃料最大的阻碍之一。在全世界石油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的亚马孙雨林之中,全世界资金最雄厚的各大石油财团对这片原本人迹罕至的区域进行了持续性的破坏开发,为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亚马孙原住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痛苦:他们无法享受石油所带来的福利,却要承担开采所带来的坏境破坏。

在1960年代,位于美国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瞄准了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东部的埃尔奥连特(Oriente)。这片几乎囊括半个厄瓜多尔的地区面积约为13万平方公里,由几乎没有开发的热带森林组成,居住在这里的人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主要生活在沿河的小村庄里。这片地区的居民有许多是亚马孙的原住民,他们往往很少与外界接触。在和厄瓜多尔政府达成协议之后,德士古石油公司在这片区域的数个油田中钻下了几百口井,面积接近4000平方公里。对于并不富裕的厄瓜多尔政府来说,将石油能够顺利从埃尔奥连特运输到首都基多的管道是这个国家的命脉;对于亚马孙原住民来说,他们是被剥夺了选择权被迫与环境污染共存的受苦者。

开采石油往往会引出大量的采出水;当油井开始干枯后,开采公司往往会将水注入油层,同时添加助剂来改变水的表面张力和石油的亲水性,让石油浮出油井。这种废水存在极大的污染性,必须经过相应处理后重新注入地下或者排入海洋。但是早在90年代,科学家和厄瓜多尔的原住民们就开始采出水和同样有毒的钻井液发现进入河流之中,导致水源被彻底污染,无法饮用或者使用。伴随着这些指控,一家咨询公司对污染情况进行了审计,其中发现不仅有大量的废水进入河流之中形成污染,还发现有大量的天然气和废水被放在露天的矿坑中挥发,而不是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覆盖,对土壤和空气也造成了腐蚀。由于地广人稀,输油管道的泄漏往往无法被察觉和修复,而溢出的原油在这里随处可见。

被原油和废水污染的矿坑 Dolores Ochoa / AP

在90年代初,当时刚刚成为执照不久的美国律师史蒂文.东齐格(Steven Donziger)接受了厄瓜多尔非政府组织“亚马孙防卫联盟(Frente de Defensa de la Amazonia)”的邀请,来到受影响最严重的阿格里奥湖(Lago Agrio)油田进行了参观和调查。被他所看到的惨状震惊后,东齐格回国后和其他几名律师在纽约州(德士古当时的总部所在地)正式对德士古发起集体诉讼,代表三万余名直接受到污染伤害的亚马孙原住民追讨巨额赔偿。

在诉讼提交不久后,德士古与政府达成和解,将自己在厄瓜多尔的业务转交给了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由政府持有。不久之后,德士古石油公司被全世界最大的跨国能源集团之一的雪佛龙所收购。自从接手这一案件,雪佛龙就始终在不断尝试要求这一案件在厄瓜多尔进行审理。他们坚信,在政府数十年来因为经济依靠而对自己的需求俯首帖耳的情况下,他们将不会在这里面对任何的司法和政治压力。在2002年,纽约法院判决这一案件必须在厄瓜多尔当地法庭审理。然而,东齐格很快就和厄瓜多尔本地的律师团队展开了合作,继续对抗这个不可一世的资本巨头。

在审理过程中,许多令人震惊的数字被揭露出来,进一步暴露了德士古在厄瓜多尔多年的胡作非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在二十余年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德士古始终拒绝遵守基本的环境法规,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生产每一桶石油的时候节省3美元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高达1000多个矿坑被用来以违反规定的方式处理废水和杂物,190亿加仑(约等于719亿升)废水和1700万加仑(约等于6435万升)原油被排放到了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水源中,导致附近的土壤的污染程度是正常标准的200倍。与此同时,原住民罹患癌症和白血病的比例在不断攀升,东齐格在诉讼中坚定认为这些病例与污染材料产生的排放有因果关系。

这场审判最终持续了整整八年,从2003年一直到2011年,从地方法院一直到最高法院。最终,在2011年,厄瓜多尔法院判决雪佛龙赔偿原住民代表180亿美元的赔偿,并在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三个上诉法庭得到确认。然而,这一数字后来被减少到了95亿美元。

在阿格里奥湖附近随处可见的被污染矿坑 C. Puebla / EPA


原油泄露在厄瓜多尔东部产生的污染 Rodrigo Buendia / AFP

对于一家年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的巨无霸来说,雪佛龙当然并非不具有支付这比赔偿的能力,然而在法院和原住民们追讨这比赔偿的时候,雪佛龙却悄悄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了位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子公司,大大加大了获得赔偿的难度。按照地方的规定,这些子公司没有必要为自己在厄瓜多尔的行为支付赔偿。

很快,雪佛龙就将矛头重新对准了东齐格:他们不仅拒绝支付早已得到认可的赔款数额,还想让这位为原住民伸张正义的环保律师声名狼藉,锒铛入狱。

在这一期间,根据雪佛龙公司的内部备忘录和电子邮件,该公司的管理层启动了一项战略,将东齐格等人妖魔化宣传,并将厄瓜多尔描绘成一个政治不稳定的"香蕉共和国",一个"正在形成的古巴导弹危机"。根据这一策略,他们在厄瓜多尔对于所有支持原住民诉讼的对象展开了反诉讼,并且以涉嫌越权的形式企图将自己在污染的责任和赔偿全部转嫁给厄瓜多尔政府,从而让这比资金从厄瓜多尔纳税公民的口袋中掏出来。

东齐格惊奇地发现,自己在纽约州境内居然主客颠倒,成为了雪佛龙所起诉的被告,而罪名则是违反了《敲诈勒索和腐败组织法》。在过去,这项法律主要是针对犯罪组织对合法企业的渗透所创立的,但是在80年代的一些判决后开始针对民事诉讼和个人被告。在厄瓜多尔案件审判期间以及之后,雪佛龙一直和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外交人员保持联络,并且和他们达成了统一战线。这些被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制定了一揽子债务减免和社会计划,并提交给厄瓜多尔总统,以换取倾向于雪佛龙的判决。为了达到“胡萝卜加大棒”的效果,他们甚至还派遣说客,企图取消美国对厄瓜多尔的双边贸易优惠。

在美国媒体界内部,雪佛龙也利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阻止了许多对于这场影响力颇大的诉讼的深度报道。根据前《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赫齐斯(Chris Hedges)的揭露,他们通过以发送律师函威胁的法律手段遏制了GQ和《纽约时报杂志》对于东齐格的采访和报道。令人无法不深思的是,《纽约时报杂志》所运营的一家广告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就是雪佛龙。

根据被泄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2009年,在东齐格和一名导演合作拍摄了讲述厄瓜多尔油田污染的真相的视频后,雪佛龙的高层迅速联系了一家知名的公关顾问企业,并开始在网络上制作由他们全程赞助但是“基于一般事实”的新闻评论视频和文章,以各种名义拒绝讨论德士古在厄瓜多尔的污染事实而对东齐格本人展开污蔑和攻击,并且往往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来获得最大的受众。这样打着新闻评论名义的公关宣传,在东齐格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们看来就是欲盖弥彰:如果作为被告的雪佛龙有足够的证据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这样一家资本极为雄厚的公司需要这么多的社交媒体宣传,而不是在法庭上提交证据,来去不断影响公共舆论?在东齐格的口中,这样的行为,就是被这些拒绝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代价的无耻之徒玩到炉火纯青的“意识控制"。

东齐格不断地开始认识到,雪佛龙这样做,是想让自己保持沉默甚至消失,并且拒绝为自己的子公司所造成的污染承担责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雪佛龙使用了他们的权力所能达到的所有手段,而这其中最具有摧毁性的就是这场针对东齐格本人进行的敲诈勒索诉讼。用东齐格在敲诈勒索案聘请的律师里克.弗里德曼(Rick Friedman)的话来说,东齐格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对一家石油公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判决,而既得利益者绝对不能容忍这一点。

一家雪佛龙加油站 Justin Sullivan / Getty

为了反驳摄像机所拍摄到的原油和废水所产生的污染,雪佛龙在其赞助的网站之一转载了一篇一项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该研究的结果指出生活在厄瓜多尔亚马逊石油生产地区的人患癌症的风险没有升高,但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却涉嫌利益冲突:在研究期间,这名研究人员的的雇主和雪佛龙拥有相同的董事会成员,并且他曾经在雪佛龙担任过科学顾问。

雪佛龙认定东齐格构成敲诈勒索的证据主要来自于厄瓜多尔前法官阿尔韦托.格拉(Alberto Guerra)的证词。在2013年,格拉来到纽约联邦法庭的证人席,在宣誓后举证包括东齐格在内的厄瓜多尔亚马孙原住民律师团队通过贿赂的形式,请他联系主审这一案件的法官,并代替撰写一份对雪佛龙不利的判决书。早在格拉成为证人之前,环境活动家们就对负责审理的法官路易斯.卡普兰(Lewis Kaplan)采纳他的证词不满:有证据显示,在厄瓜多尔的判决下达后不久,已经离开法官席位的格拉收到了雪佛龙高达数十万美元的资助,并且这次来到美国进行作证的活动资金全程由该公司提供。此外,根据公开的财务报表,在卡普兰在作出审理和裁决时,他持有雪佛龙公司持有的多个基金的投资。

很明显,雪佛龙一系列的影响行动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卡普兰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没有否决厄瓜多尔判决中德士古对亚马孙雨林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健康损伤的情况下,卡普兰代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指定东齐格和代表原住民的律师团队通过欺诈获得了对他们有利的判决结果。这一结果直接否认了厄瓜多尔的判决的有效性,从而避免了雪佛龙支付这比巨额赔偿的必要。更为严重的是,卡普兰将东齐格在厄瓜多尔期间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从而导致东齐格在判决下达之后面临进一步的法律挑战。

在2015年,格拉重新出庭作证,表示自己之前欺骗了法官和证人,自己并没有组织法官和东齐格的联系活动,东齐格也没有向他行贿过。然而,负责管理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拒绝认可格拉的反供,并维持了卡普兰原先的判决。作为初步裁决后的上诉程序的一部分,卡普兰命令东齐格将自己的电子设备提交给雪佛龙公司,以允许该公司搜索他的资产。东齐格回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这一做法会违反其客户的律师与客户的保密特权,并以违反宪法为由对该命令提出上诉。在这一上诉结果仍然没有下达的时候,卡普兰以拒绝执行先前的要求为理由,以法官的名义对东齐格指控了6项刑事藐视法庭罪,原因是他没有遵守卡普兰的命令,没有提交电子设备和护照,也没有放弃对雪佛龙公司继续代表原住民索赔。按照通常的法律程序,对一名被告发起指控是检察官的工作,但是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检察院否认东齐格有犯罪行为,拒绝指控。

和原住民在交流的东齐格 Dolores Ochoa / AP

由于这起案件涉及两个不同国家的相互有冲突的判决并且涉及国际合约,关于这一判决的具体内容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国际法庭进行了重新审理,并在2018年进一步给出了有利于雪佛龙的结论。根据判决,由于德士古已经在此前和厄瓜多尔政府达成了协议,所以雪佛龙无需为德士古在厄瓜多尔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污染支付任何赔偿;2011年厄瓜多尔法院要求雪佛龙支付赔偿的判决至此彻底无效,并且违反了厄瓜多尔的国际规定。

如果说卡普兰在东齐格上诉期间指控他涉嫌藐视法庭本身就已经不合逻辑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许多人指控雪佛龙在操纵整个美国法律体系:在先例极少但并不违法的情况下,卡普兰并没有按照常规用随机分配程序来挑选法官,而是专门选择了洛蕾塔.普雷斯卡(Loretta Preska),一名长期受到雪佛龙资助的保守派法律组织联邦党人学会的资深成员。

在海牙的判决下达之后,普雷斯卡向纽约州律师协会申请并成功暂停了东齐格的律师资格,并且要求他在藐视法庭案审理期间禁止离开自己所在的公寓,必须佩戴电子脚镣监督动向。在2020年,纽约州律师协会剥夺了东齐格的律师资格证。2021年7月,东齐格被陪审团定罪并宣布罪行成立。在判决宣判之前,一个由五位国际法学家组成的联合国小组得出结论:东齐格在进行判决之前所执行的超过两年的居家监禁违反了美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管东齐格要求司法部执行联合国专家的结论,但是在10月1日,判决还是抵达了:东齐格藐视法庭罪成立,判处六个月刑期。

如今,东齐格的律师团队——其中多人无偿为他工作——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在上诉法庭推翻这一判决结果。但是无论结果如何,当世人回顾这起持续了接近三十年,横跨了多个国家的法案的时候,都不免感到唏嘘和愤慨:原本是一家势力庞大的能源巨头在法院中被依法要求承担环境破坏的责任的案件,怎么到了如今却让起诉能源巨头,代表手无寸铁的亚马孙原住民的环境律师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主流媒体的沉默,对雪佛龙媒体攻势的忽略,资金捐助对科学和司法的影响和美国原本就存在无数漏洞的司法体制都要为雪佛龙作为资本实施起仲裁者职能的暴政体系承担责任。

东齐格没有在判决后保持沉默;时至今日,在知道自己因为维持正义而要面临牢狱之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求雪佛龙赔偿原住民的他,如同一个悲壮的孤胆英雄。当资本暴政开始又一次以这样残酷的形式在美国肆无忌惮的当下,对东齐格的惩罚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所有反抗足以影响所有政治势力的资本的人,都将被以法律的名义公开处以私刑。而民众所苦苦期待的正义,在这样一个被资本暴政支配的社会中永远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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