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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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寒而栗的,何止爱情?

南周《不寒而栗的爱情》一文,将一起畸形的爱情引发的悲剧,以及其中许许多多牵连到社会各个角落光鲜与黑暗交错的层面,在记者柴会群的笔触下以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展现给了这个社会。很多人选择夸赞柴记者和南方周末,认为他直接而勇敢的尝试让已经陷入麻木的网络舆论再一次触摸到应有的刺痛;但是也有一些,例如知名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有罪推断》一文中所形容的,是一场抛弃伦理道德的指责狂欢。


这些却不是批评的全部。


今日一早,《我是包丽的朋友》一文再次将这一事件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仿佛这时人们开始恍然大悟,发现看似对包丽事件中肆意施暴的牟林翰不假思索加以抨击的《不寒而栗》,其实通过选择性地截取信息产生了严重的误导性。《不寒而栗》原本的导向是想揭露隐匿在生活中的精神控制恶魔,却在措辞和构思的失误中,一步步将已经自杀的受害者和她陷入痛苦之中的亲属推向了更大的深渊。


包丽事件变成了一场测试忠诚度的猎杀游戏。如果你支持《不寒而栗》,有些人会认为你没有新闻伦理道德,在缺乏公平证据的前提下一味推崇满足自己心理的直觉判断;有些人会认为你道貌岸然,在不考虑文章构造和语气失当的基础上大快朵颐着逝者的人血馒头。每个人仿佛都陷入了泥沼之中,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更难以自拔。只需要轻轻地在微信上点击一下“转发到朋友圈”,你就既是“新闻伦理的毁灭者”,也是“支持家暴的伪君子”。如此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的诘难,没有为受害者讨回任何的公道,更没有为这起事件中应当产生的公共反思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如今的讨论已经分裂成几个不可忽略的焦点问题,然而每一个都亟待解答。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想做一次自己的尝试。


就如方可成老师在新闻实验室中对于《不寒而栗》的评价一样,如果不考虑非当事人难以界定的“模糊重点”的问题,单纯从侧重点的角度考虑,我们不应认为柴记者的本意是想抱着黄色新闻的态度用低俗的语言故事化一起可能涉及犯罪的严肃事件。大范围满足全部的公共舆论,在讲述新闻事件的时候,远不如使用基于事实,清晰简洁,有良知而负责任的语言要更加重要。以至于在社交平台上被大范围指责立场的问题,相比于想要讲述这样一件事情的严重性和必要性而言,诚然是次要的。


柴记者在撰写稿件的过程中,其实尝试过联系文中的施暴者牟林翰,也通过描述他在电话中对于事件的否认阐述了他的观点,而关于文中的另一焦点--牟是否曾经威胁自杀的问题,可以清楚地读到是牟本人拒绝对此回答。


牟林翰至今为止,并未否认过《不寒而栗》与《我是包丽的朋友》中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无论从什么角度,无论是字母圈(注:指BDSM,绑缚与调教 Bondage & Discipline,即B/D,支配与臣服 Dominance & submission,即D/s,施虐与受虐 Sadism & Masochism,即S/M,一系列与虐恋有关的性行为模式)的“游戏规则”还是主导性强的情侣关系,牟林翰对包丽所实施的言语暴力都是不可被接受的。包丽在他的眼中并非自己的爱人,只是一个任由摆布的玩具,一个肆意支配虐待的发泄品。牟会将自己生活中不顺心的一切归咎于这个受他精神控制已经失去自主决定能力的女友的问题,通过言语和肢体上的折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不是爱情,这不是感情中可能出现的冲突,这更不是什么“字母圈”的游戏规则。这是无耻,残暴,荒淫,寡义的精神虐待,是反社会人格的典型表现。


实话实说,如果这真的是什么“字母圈的游戏规则”,那么字母圈最应当做的事情也许应该是反思自己的错误,谴责牟林翰的暴虐行为,并思考在网络社区内推广这一次文化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没有及时得到纠正的导向问题。


在网上自称左翼分子并且毫不遮拦地破口大骂女性的凶残之徒Connor Betts,2019年8月4日在代顿市举枪杀害了九条无辜的生命。在警方搜集他的网络痕迹时,发现了他曾经极为热衷一种名为“色碾(pornogrind)”的摇滚风格,并曾经担任过一支色碾乐队的主唱歌手。这种音乐风格痴迷且崇拜大规模的暴力,恋尸和色情活动,并常常在歌词里夹杂着对于强奸行为的赞赏。在警方认定他在“色碾”上的参与可能是直接导致他袭击无辜群众的原因之后,“色碾”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反思了自己的态度。多支知名的“色碾”乐队没有保持沉默,更没有说仿照他们歌词的暴力风格地宣称“他正代表着我们的想法”,而是不遗余力地谴责了Betts的恶行。其中一些乐队更是宣布谴责自己过去的歌词并直接解散,一次表达自己的反思和对这场屠杀的抗议。


可能想通过这一方式竭力为自己的恶劣行为进行开脱的牟林翰,绝不应当有这样的机会。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次文化群体,都应当坚决拒绝超越双方同意范畴内的精神虐待。


新闻道德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重视“新闻道德”?


美国知名记者协会SPJ在其《职业规范》中提到了许多他们对于成员作品的要求。其中,既包括“对工作的准确性负责,在发布信息之前进行验证,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源”这些原则性要求,也包括“在宣传、预览或总结一个故事时,要特别注意不要歪曲或过于简化”这样必要的警示。但是新闻的事实,需要树立的是相互尊重的基础。当性别歧视,精神折磨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等违反基本道德要求的事实性问题出现时,就算是用着最强烈的语言也并不应当被认为不合理,因为作为媒体,在这类事实上的纵容,是管理机制和道德准则的倾覆,也将会带来比保护“新闻道德”要严峻无数倍的社会雪崩。


当那一刻在某些媒体迂腐的纵容下被传播着,那么“新闻道德”如何可能不崩塌?


从心理学与社会学上的理论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在包丽事件的公共讨论中不应当被忽略。


第一是“煤气灯(gaslighting)”理论。这一理论来自同名的好莱坞经典电影,讲述了一名新婚女子如何在丈夫的孤立下扭曲了自我的认知。在电影中,丈夫刻意将煤气灯调得明暗不定后说那是妻子的幻觉。社会学研究者Paige Sweet在一篇研究中提到,在权利的结构性不平等之中,通过刻意的制造受害者是“不可理喻的疯子”等言语上的贬损和羞辱,施暴者从而在公共话语中孤立了受害者自我阐述的空间和机会。与此同时,通过已经客观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施暴者得以继续将指责从自己的身上离开,往往能够脱离干系,继续着无情的残害。


从基础的技巧,用词和情景塑造上观察,很难不得出牟林翰精通于这种调煤气灯的压迫性虐待的结论;也正通过这种方式,和受害者没有足够有效的反映渠道的客观制度缺陷,他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让自己的女友成为了施虐的工具。


第二种理论则是源于心理学家Albert Ellis的“ABC模型”理论。A代表前情(Antecedent),即触发反应的情境;B代表信念 (Belief),即我们的想法/对情境/事件的解释,C代表结果(Consequence)即我们的感觉或行为。我们倾向于把结果归咎于事件的情境本身,而实际上是我们的信念让我们有了这种感觉。当自身的经历导致人们也许倾向大肆批评甚至辱骂《不寒而栗》的文章导向时,ABC模型的理论得到了最真实的印证。包丽事件本身所要传达的信息,通过自身的经历理解和消化,产生了截然相反而强烈异常的感受。


最后谈谈文章中不可避免的争议焦点:牟林翰对受害者“不是处女”而进行的无休止羞辱。


网络群体不会对“处女情结”一词陌生。在一部分男性的心目中,女性的所谓“贞洁”的标志是她们未来将会忠于自己的佐证。通过频繁约束和强调这一理论,煤气灯的光线也在忽闪着,让许多女性感觉这是衡量自身的某种必要条件。“处女情结”是针对女性的身份侮辱和极端的不尊重。


女性自身所能达成的地位,所能够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要被自己的生殖器官所拘禁着,难道她们是任由挑拣的商品?这个在历史上长期由男性建设和主导的世界,对于女性的要求和评判还不够多吗?


不知道需要经过怎样畸形扭曲的历程,才能让一个人相信,如此千百年来悖逆人伦挑战底线的荒谬需求是某种合理的约束。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应当继续纵容和允诺这种思想的出现。


前些日子,美国说唱歌手T.I.声称自己会定期通过医生检查自己女儿的“处女膜”来断定她是否有过性行为。对于T.I.无理且无知的言论,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地抨击了他的认知。为了避免又一个效仿的父亲,纽约州在数日后通过法案,宣布禁止进行任何有关处女膜的鉴定。


如果说,有什么让你感到不寒而栗,那不应该是南周文中某些不恰当的细节和失误,而是以牟林翰为代表的可怕思想,和那些在更暗中选择默然认同他这些扭曲理论的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继续着不公平的机制,塑造着刻板印象,重复地生产着类似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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