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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情中学习,在理解后叛逆

阅读摘录——影响商业的50本书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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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只有在阅读中,思想才能统治黑暗

现代商业文明,是蒸汽机发动后的产物,人类的劳动告别了千年不变的自给自足模式,遥远的市场和陌生的种族成为新的亟待征服的对象。在既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摧毁的时刻,天才的思想者们开始重新定义商业,他们生产出了新的概念和公式,世界和游戏规则被重新设计。

人在本质上被物质所奴役,被思想所驱使,无论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还是看得见的权力之手,都试图以自己的逻辑再造人间。

万里星空下,时间辽阔无边,在静静的阅读中,思想将统治黑暗,把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一切,凝结为生命绽放的秘密。

 

《国富论》: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

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亚当·斯密

 

《资本论》:一本为革命而生的经济学宣言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价值都可以还原为时间。——卡尔·马克思

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号角般的格言:“迄今为止,哲学家们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世界,而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改造世界。

所有革命的到来都是无序的,除了破坏,还是破坏。只有在新的理论建构之后,方可导向一个清晰的革命目标。

由此马克思得出了终极性结论:资本主义的毁灭是历史的必然,而这将通过暴力来实现。无产阶级将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唯一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马克思,《资本论》有时也成为党同伐异的武器,在这个过程中,它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面目全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商业编织“意义之网”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马克斯·韦伯

在这本并不厚的、论文式的作品中,韦伯通过不厌其烦的论证,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观点。其一,正当性的终极认同。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

其二,内心信仰的驱动。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精神和禁欲主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三,理性主义与法治精神。

韦伯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推导出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精确的计算和拥有技术上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尝言,“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显然,他是这张大网的编织者之一,我们悬挂其上,同时也在参与编织。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新定义“看得见的手”

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需求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因素及货币数量。

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马克思和凯恩斯则各自定义了“看得见的手”,对后两人的认同、追随、修订与反叛,构成了近百年政治经济世界的全部风景。后世的治国者中,如果有10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就有100个凯恩斯主义者,而且,前者中的一半可能还是伪装的凯恩斯主义者。

他曾对友人开玩笑说,最幸福的人生是:生于产床,活于机床,死于病床,其间躲过了所有的战乱。这样的看法当然非常的中产阶级。他的一生兵荒马乱,几无宁日,而他以理论为武器,与现实对抗。

 

《通往奴役之路》:他什么都不相信,除了自由

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中,交织着计划与市场、民主与专制四大要素,它们的配对调和,构成了数种迥然不同的国家成长模式。

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

 

《自由选择》:经济学界有个“矮巨人”

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极端崇尚自由,认为“一个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两者都得不到。相反,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两者兼得”。

“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得无害。

因为市场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应该进行管制,所以在货币的供给上,政府应该向市场公布一个长期的货币供应量。

政治的高度独裁与经济的极端自由化,一直在错配中痛苦而无解地博弈。

没有一本经济学教材或哪个学派,可以为一国经济开出现成的改革良方。

 

《经济学》:“我写教科书,其他人拟定法律”

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做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两者的差异值得探究。——保罗·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有两个开创性的特点。

其一,他建立了经济学的基本学科叙述体系。

其二,萨缪尔森把数学模型大规模地引入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学越来越像一门科学,一门可以通过公司和数据函数所推导的科学。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个“旁观者”的创新

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两者的结合就是管理。——彼得·德鲁克

在自传《旁观者》中,他写道,“我一向对具体的‘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人的抽象概念。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及独特之处”。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就本质而言,是关于人的管理和自我管理的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

第一个把创新提炼为商业关键词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德鲁克父亲的朋友。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熊彼特把资本主义描写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创新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德鲁克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了管理学意义上的格式化,在书中,他把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组织化的任务和系统化工作。“创新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种训练。检验创新的并不是它的新奇、它的科学内容或是它的小聪明,而是它在市场中的成功与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经验,已经超出商业的范畴,而被广泛地使用于政府、科研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基本动力,它们再造了社会运转的模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构成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现在各个阶层和行业,成为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基本面。德鲁克因此得出结论:管理是一种新技术(而不是特定的某个科学或发明),它使美国经济走向了企业家经济,也将使美国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

德鲁克自称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永远在一线,永远格格不入。

我们且不说当代公司管理的课题已经越来越技巧化,商业思想的制造越来越商品化

 

“竞争三部曲”:战略模型的设计大师

战略思想很少自发地产生。竞争优势是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绩效的核心。——迈克尔·波特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链”这个全新概念:“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它们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

 

《乌合之众》:群众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

群体的“上帝”从未消失,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站住脚,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古斯塔夫·勒庞

在书的引论中,他明晰地写道:当今时代是人类思想正在经历转型的关键时刻之一,它来自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二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跟勒庞一样,李普曼同样表达了对群体心理的极度不信任,他写道:“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都诉诸公众的做法,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借助并无机会知情的大多数介入,来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评。

霍弗认为,群众运动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霍弗提出了一个群众运动领袖的养成公式:领袖=理论家+鼓动者+行动人。

“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若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具备了这三种能力,那么,他一定是一位天才的群众领袖。

不过,令人悲哀的是,勒庞、李普曼和霍弗所揭示出的群体心理的冲动与晦暗,是人性固有的组成部分,它们即便被发掘、被警示、被防范,但是,仍然会在某种条件下,不可阻挡地大面积发作。

 

《追求卓越》:第一本卖过千万册的商业图书

顾客是重要的创新来源。有创意的企业不仅特别擅长制造可批量生产或提供的新产品或服务,还能更加灵敏地持续应对任何环境变化。——汤姆·彼得斯

在商业世界里,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一个是冷血型的,为了增长或复苏的目标,可以见佛杀佛,见鬼杀鬼;一个是热血型的,承认人和组织的多样性,注重激励、公平和效率。

往往,在经济繁荣的时候,管理学家吃香的喝辣的;经济动荡的时候,经济学家杠上开花。

这八项特质,分别是:采取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创新精神,以人为本,亲身实践、价值驱动,坚持本业,组织单纯、人事精简,宽严并济。

彼得斯最后说:“卓越只是一种过于静态的观念,而世界实在变化太快了。

 

《基业长青》:伟大的创业者都是“造钟”人

无论最终结局有多么激动人心,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根本没有单一明确的行动、宏伟的计划、一劳永逸的创新,也绝对不存在侥幸的突破和从天而降的奇迹。

——吉姆·柯林斯

 

 

《营销管理》:营销学最后的大师

优秀的公司满足需求,而伟大的企业却创造市场。——菲利普·科特勒

他把营销定义为:“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之物的一种社会过程。”

他把产品定义为:“人们为留意、获取、使用或消费而提供给市场的,以满足某种欲望和需要的一切东西。”

他把营销管理定义为:“为了创造与目标群体的交换以满足顾客及组织目标需要所进行的计划、执行、概念、价格、促销、产品分布、服务和想法的过程。”

 

《第五项修炼》:席卷全球的学习型组织热

圣吉认为,所有的修炼都关系心灵上的转换,它们包括:从看部分转为看整体;从把人们看作无助的反应者,转为把他们看作改变现实的主动参与者;从只对现实做反应,转为创造未来。 

在中国,很多人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彼得·圣吉,但是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些概念: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团队、学习型社区……


《隐形冠军》:默默无闻的小巨人

隐形冠军既不完全奉行“客户至上”原则,也不一味地追求技术。它们将市场和技术视为两个同等重要的驱动力。——赫尔曼·西蒙

 

《定位》:“有史以来对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定位的基本方法不是创造新的、不同的东西,而是操纵已有的认知,重新建立已经存在的连接。——杰克·特劳特

 

《创新者的窘境》:管理越好的公司越容易失败

在单纯追求利润和增长率的过程中,一些优秀企业的优秀管理者因为使用了最佳管理技巧而导致了企业的失败。——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发现一:延续性技术与破坏性技术之间存在重大战略差异。

发现二:技术进步的步伐可能会而且经常会超出市场的实际需求,这就导致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可能会错失潜在的新技术市场

发现三:拥有一整套管理模式的成熟企业为了融资,更在乎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资本回报率是否能吸引投资者,上市企业尤其如此。

 

《长尾理论》:尾巴决定商业的未来

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热门商品,不在传统需求曲线的头部,而在于过去被视为“失败者”的那些商品——也就是需求曲线中那条无穷长的尾巴。——克里斯·安德森

在互联网环境下,帕累托法则失灵了,取而代之的是倒二八法则,即所谓的“长尾理论”。

安德森认为,网络时代是关注长尾、发挥长尾效益的时代。

 

《引爆流行》:如何找到那个引爆点

流行的颗粒度越来越细小,越来越小众化和脉冲式。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最喜欢说“不”的经济学家

通往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保罗·克鲁格曼

相比于国家主导模式或波特式的竞争理论,他更信仰市场和技术的革新力,认为真正重要的并非全球竞争,而是技术变革。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非理性繁荣》:大股灾烧出的超级明星

希勒分析了活跃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参与者的角色、责任与合约缺陷,在他看来,目前的金融秩序其实无法化解非理性所带来的风险。他建议设立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并能够对其进行及时处理的数据库系统,构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超级大脑”的帮助下,反映出所有的风险,并从此创造出新型金融工具。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为“守夜人”划定边界

政府应该在更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繁荣的引擎,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恰当平衡,公司和经济都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这不仅仅是好的道德教化,还是“好的经济学”。

 

《21世纪资本论》:让公平重新回到辩论的中心

不平等是一种政治建构,而并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是时候走出这个财产神圣化的时代,超越资本主义了。——托马斯·皮凯蒂

在书中,皮凯蒂提出了资本“向心论”: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将加剧——因为利润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收入,会比工资收入增长更快,而后者是绝大多数人的饭碗

中国古人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体现了人性幽远而叵测的一面。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家庭主妇对城市的抗议

城市美化运动的全部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简·雅各布斯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雅各布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街道眼”(Street Eye)。这个新鲜而可爱的概念,反对建设那些寂寥而空旷的“花园城市”,它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央商务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是功能不良的。

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第三次浪潮》:他把新世界的地图徐徐展开

第三次浪潮拆散了我们的家庭,动摇了我们的经济,瘫痪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了我们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明天的权力争夺必须以此为背景。——阿尔文·托夫勒

 

《失控》:互联网世界的“预言帝”

跟30年后的我们相比,现在的我们就是一无所知。必须要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尚处于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开始的开始。——凯文·凯利

把自然进化与人工进化并列而叙,符合KK对互联网的本质性理解:它是一个失控的、不断演化的生物体,世界将因此去中心化。

失控,既是一种存在的状态,更是一次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行动。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流动的状态,都在不断地改变。

 

《奇点临近》: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

我们有能力理解、模拟,甚至拓展自身的智能,这便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的一个方面。——雷·库兹韦尔

事实将证明,我们始终是“中心”。我们有能力在大脑中创造模型来虚拟现实,凭借这种能力再加上一点前瞻性的思考,我们就足以迎来又一轮进化:技术进化。这项进化使得物种进化的加速发展过程一直延续,直到整个宇宙都触手可及。

 

《世界是平的》: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

弗里德曼没有纳入的一个变量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国工人数量可能会陡增,直至超过美国全部工人人数,这个时候,中国就可能对市场的配置权提出新的要求,而美国就可能对“熟练技术”的输出制造障碍。

历史尚未终结,被碾平了的世界又将重新崎岖不平起来。

 

《未来简史》:99%的人将成无用之人?

当社会发展到神圣的意志讲不下去的时候,现代宗教就是人文主义,而现在,人文主义也可能讲不下去了,因为未来是AI的时代。——尤瓦尔·赫拉利

 

《旧制度与大革命》:如何攻陷内心的巴士底狱

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在大革命时期,人们一次次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独裁者,却迅速地建立起更为专制的政权。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连这些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


“年代四部曲”:一位欧洲共产党员的历史书写

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革命抱持了讴歌和警惕:革命带来的后果远远超过最初革命的倡导者和煽动者(的预期),这点上,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个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我们想知道是否存在着一种类似“进步”那样的东西,而且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建设一个连续的、有方向性的人类普遍史。——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所宣告的“历史的终结”,便是对此的总结陈词——自由民主制度用一种获得平等认可的理性欲望,替代了那种希望获得比别人更伟大的认可的非理性欲望。历史因此而终结。

他把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视为现代政治体制的三组基础性制度。

 

《大国的兴衰》:500年视野里的美国与中国

西方世界都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统一、富饶的中国。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真正为出现这样的一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保罗·肯尼迪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有趣的文明进化简史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贾雷德·戴蒙德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一个做饼干的如何拯救“蓝色巨人”

在一个组织程序已经变得不受其来源和内容的约束,而且其编纂出来的组织宗旨已经代替了个人责任的组织之中,你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盘抹掉这个程序本身。——路易斯·郭士纳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穿越了死亡之谷

我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格言。我不记得此言出自何时何地,但事实是:一旦涉及企业管理,我相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安迪·格鲁夫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那个种植“时间的玫瑰”的人

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沃伦·巴菲特

 

《史蒂夫·乔布斯传》:生来只是为了改变世界

未来是不可思议的,它只能由不可思议的人去把它创造出来。

他就是这样一个“浑球”。

 

第六部分 谁来讲述中国事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

 

《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眼睛

历史在这样的一双眼睛里,似乎没有悬念而只有必经的轮回。

 

《大分流》: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

关于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缺少词汇可以充分描述在至关重要的方面与西方经历不同,但仍然指向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那些变革。——彭慕兰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认为,中华帝国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出于稳固政权和避免阶层矛盾的目的,而在欧洲,各国的政权不是能靠稳定维持的,而必须依赖于竞争和扩张,18世纪之后,新大陆的发现,是“大分流”出现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这些反问是那么有趣而引人入胜,它们以问题为导向,把历史的碎片重新组装搭建。也许应该说,彭慕兰是一个喜欢玩乐高游戏的历史学家。

 

《万历十五年》:一位少校军官的“大历史”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黄仁宇

帝国“无大事可叙”,暗合的是一种无进无退、休眠般的“超稳定结构”。在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到来的时刻,地球上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帝国却毫无进步的生机可言。

“大历史观”的所谓“大”,有两层含义。一是今人对古人的合理化解读。

另一层含义是当代制度视野下的历史剖析。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论中国》:一位85次访华的政治家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历史的轨道也许有必然的方向,但是它在何处、何时及以怎样的方式拐弯,却自有它的戏剧性。

你很难用善意或恶意去揣测一位政治家的观点和行动,它们都是出于各自的价值、知识体系,并烙有强烈的历史当下性和国家利益诉求。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正在过大关

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吴敬琏

他的身上,体现出了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中国的经济制度》:乱发狂生的错过与得到

我这一辈在西方拜师学艺的人知道,在国际学术上中国毫不重要,没有半席之位可言。今天西望,竟然发觉那里的大师不怎么样。不懂中国,对经济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算不上真的懂经济。——张五常

 

《激荡三十年》:为当代中国企业立传

只有当大历史的必然规则与小人物的偶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全部图景。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抛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

罗马史的研究者尼克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说,“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创作亦如此。

后记 他们影响了我们,但不能“占领”我们

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换而言之,所有的门庭都是后人攻伐的对象,所有的大师都是亟待被颠覆的偶像,我们在温情中学习,在理解后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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