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造成恐慌的不是肺炎本身

话说在开头，在提出这个问题前，我必须承认我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特别健康了。

长久以来，我觉得学习哲学和社会学需要一颗大心脏，因为这个社会的决策时刻都在挑战我们的固有价值观。再加上我本人并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因此在面对很多棘手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时，我会无助和恐惧，我会质疑和反思，会不由自主地走向狭隘，会觉得如鲠在喉，会错认为The world‘s driving me mad！其实这个社会很无辜。

这次回国，我是回来休养生息的。因为去年的香港事件已经让我的精神非常疲劳。然而没想到回国之后我陷入了更深的漩涡。

有时候我会上网搜索，人该怎么缓解自己对于国家政治的恐慌？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明确地知道我和我的部分朋友所担忧的，并非是新冠肺炎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是这个国家决策层的数据和决策究竟是否值得信任。遗憾的是，这种问题不可能搜到答案。

是的没错，这次疫情谣言满天飞，我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传播几次至今仍未确定的言论。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是未经官方确定。可这次事件本身最深的讽刺就在于一月初被官方逮捕的八名“造谣”医生。

我信，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8年，我看到了成绩；我爱，因为我真的很以这片土地为傲；我敬，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沧海一粟，而他们才是经历岁月沉淀、真正掌握大数据拥有大智慧的人。

然而人的信任感必定是有限的，无限制的信任是一种毫无理性的纵容，这种无节制的透支让人疲惫。

再者，信任至少应该基于真诚。在谎言被揭穿之后轻描淡写粉饰太平，恕我看不到这个国家“服务于人民”的那部分决策群体的真诚。为此我除了再次的遗憾竟找不到别的词。

但是，冷静下来人又觉得悲哀。毕竟这个14亿人的国家，有13.99亿的人都需要那些无关痛痒的科普辟谣，都参考着并不诚实的数据，甚至只能将各部门发言人语焉不详转移焦点的言论作为一手资料。且不提有没有勇气将故土之外的论文作为思考依据的勇气，可能连最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都有待提高。无论是NEJM还是《柳叶刀》上的论文，对于他们来说于废纸无异。所有的质疑都会被扣上“离间人心”的帽子。于是最根本的，是因为人们普遍的受教育水平太低，以至于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和常识都变成了奢望。

由此可见，决策层还是相当的英明的。这种弃车保帅的基于经济学和utilitarianism价值观的权衡一直都很果决。经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主体的部分的价值和幸福得到了空前的肯定，剩下的抱有怀疑的那部分小团体，确实不配知道实情。因为他们的个体思想是不稳定的，至少是没有很高政治觉悟的。我忍不住想，他们出生的年代还太早了，晚出生五十年，我猜他们在这片被施了禁言术的土地上，不必付出太多的代价，也会有大作为。

照此推论，那么这个国家的决策层确实做着很对的决定，只是我不那么幸运地没有成为被重视的大多数。于是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将自己一次次拽入了犬儒主义的漩涡。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感被不断的打碎重塑，每一次打碎的时候我都会陷入持续的失眠和焦躁，但依照前面的经验，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拼拼凑凑最终起码还有个人形。

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二点推论。中国的特殊在于其专制的本质。一个专制的国家势必不会允许普遍人民群众拥有过高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是说个人的可能存在生产力和贡献在一定基础上来说是被限制的，这从宏观角度来说会不会成为国家发展的瓶颈？这几天在墙内一句话都不敢说，出来喘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