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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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喜欢道长啊。 一枚大学在读的乖巧(躁动)小透明。

对于“Kitsch”和功利主义的反思(续半月前的日志)

依旧是一篇日志,作为一个在美国数年的大陆留学生。

两周前,我找到这里,写下第一篇文章。现在看来,真庆幸自己当初明知要遭到数百条的否定,却仍旧发出来的勇气。

https://matters.news/@Airla/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写写最初的想法-zdpuAwmDuabBFV9EXFK5N7 i9xoJkgVc9xdcPzfovGbyamC2dW

如果说那篇剖白是写给香港的朋友,那这篇文章我或许更想写给我大陆的朋友。

估计又要被骂了TAT。

在这之间的某一天,当我重看中国宏伟基建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发展代价论”这种思想,为什么会有“国家发展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借此来抨击大陆的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想法。

我突然为自己的冷血感到羞愧。纵使我仍旧不认为这可以作为批判一党专制的有力论据,却从个人的道德层面上感到了不安。

从小到大,“感恩党和国家,感恩政府,感恩人民。”这句话时常出现在各种演讲稿中。为什么在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们的演讲稿的感恩顺序,不是“感恩人民,感恩政府,感恩国家和党。”我们何以将“人民”(或者用社会中的个人)摆在了最后,将所有的荣光和着重强调,都给了宏观概念上的“国家和党”。

就拿基建这件事情而言,在为宏伟基建骄傲的时候,我们是否该承认和感恩为发展作出牺牲的普通百姓,无论他们是遭遇工伤、抑或被迫背井离乡。这些我们大陆人明明清楚认知的事情,却被轻巧抹去。我们看到了光辉灿烂的表象,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背后的代价。国家不去报道,个人就可以装聋作哑。

建国之初,我们尚且追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何以近年来,牺牲的对象并未改变,奉献的对象也未变,可真相却因为涉及国家本身,而变成了需要问责和掩盖的丑闻。这是身在社会中的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这让我想到了Milan Kundera笔下关于“Kitsch”的那段叙述。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诺斯替教与我五岁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纪,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声称:“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
.......
直到最近,“大粪(Shit)”这个词才以“s……”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中,这个事实与道德上的考虑毫无关系。你毕竟不能说大粪是不道德的!对大粪的反对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粪的程序,就是创世说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证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粪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你锁在卫生间里!),或者,我们就是被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作态”。

我们将一种对于“国家”进行的审美,变成全社会必须认同的标杆。在变成标杆的同时,审美这件原本应该属于个人的事情,变得流于表面和空洞。再加上不断号召其他人前赴后继地去拥护并强化这种不一定是虚假的、但一定是没有经过自我思考的审美认同,最终这种审美的目的变得功利化,让与其有关的形象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

继而“国家发展肯定有代价,但那不值一提。”

我们神圣化了“国家”这个宏观概念,是真的为这个“国家”好吗。


再者,我因为双方表层的争论感到无力。于是开始反思为什么香港和大陆出现了如此巨大的认知差异。我本以为这种差异源自于党政

中国大陆是一个将经济学作为基本哲学的功利主义国家。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这个观念根深蒂固,从秦始皇“富国强兵”就开始了。在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人觉得“GDP的增长”才是最大的“善”;觉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大陆,大多数人评价事物的标准都是后果主义,只要达成的目标有利于绝大多数,那么就是“对”的。这是难以撼动的主流价值观,鸡汤文再多也软化不了的庞大巨兽。

(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篇文章提到了“专家治国”;提到了“一党专制的统筹规划优势”。)

那么,我不得不承认,功利主义之下的权利是没有“灵魂”的,没有内在价值的。因为这种个人权利随时准备着为更大的群体利益作出牺牲,这只是实现“功利”本身的工具。这是绝大多数大陆人从小就做好的思想准备。

我在前一篇日志中提到,

在各有利弊的情况下,民粹的民主,和相对民主的专制,大部分中国人只是选择了后者......我们选择一生赌一次,而不是每隔几年就下个赌注。

有人觉得这段话很愚蠢,因为我将“选举权”和“赌注”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我如今反思,为何我会选择这个词,作为我的第一感受。因为这种“权利”在我看来只是个工具。“权利”最终将服务于“功利”/“效率”。 倘若它并非我的最终目的,我何以不能稍微舍弃?如今想来,这就是我接受的——温水煮青蛙式的功利主义教育,的最好的证明。

尽管有时候,很多大陆人一生都未必能切实感受到这种细枝末节的“牺牲”。因为不够切身之痛,因此无法唤醒对个人本身价值的认同。

那么反思如今,我该如何和这个国家的民众谈“自由主义”,那个将人的自由本性和尊严放在第一位的基本认知。这个我们功利主义下义务教育中所缺乏的东西。

大陆人讨论民主,多数将其作为“工具”进行讨论。“民主”能否促进经济发展?能否提高社会效率?如果可以,那么“民主就是好的”。如果不行,“那么民主无用”。

但从权利主义的观点看,民主不仅仅是手段,更是目的。

社会不能没有正义,但我该如何告诉我的大陆朋友,正义一词并非只有“利害关系”,还有“是非关系”。在墙外的人看来, 权利并非只是实现幸福的工具,他们维护的是“权利”本身的道义力量,是“权利”的内在价值

他们将“权利”看做是为行为提供的一种道德边际约束。在天大的的集体利益面前,“个人权利”仍旧是永不退缩的长矛和金字盾牌。

一墙之隔,内外对“权利”认知并非同一种东西。墙外对于“个人权利”的认同程度,更类似于墙内民众对于“国家整体最大利益”的认同感。

因此倘若我们只论“民主和专制”的重重矛盾,何谈是非曲直。

然而,功利主义本身有错吗?

功利主义判断行为正当与否就是看它是否实现了最大可能的幸福。

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而言,经济学治国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因此单方面指责大陆人这种价值观在我看来是不当的。

但即便它对于经济效益而言,优于自由主义;在涉及个体的人格和尊严时,我们也不该用经济学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功利主义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个很大的论题。而我身为大陆的个人,除了妥协以外,确实还应该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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